（五） 马背英雄踏中原，满清盛衰日渐斜7
有心折桂枝，无力化朋党——预言平三藩
《推背图》第三十三象 丙申
谶曰
黄河水清 气顺则治
主客不分 地支无子
颂曰
天长白瀑来
胡人气不衰
藩离多撤去
稚子半可哀
反复从来折桂枝，水浸月宫主上立。
六十周甲多一甲，螺角倒吹也无声。
——《烧饼歌》
所谓“三藩”， 是指三个在清初立下战功的汉王：平西王吴三桂，驻昆明，辖云南、贵州两省，镇守西南边陲；平南王尚可喜，驻广州，辖广东，镇守南国大门；靖南王耿精忠，驻福州，辖福建，防备在台湾的郑成功反清势力。
此类实力雄厚的藩王或称雄一方的势力，汉唐两朝均已存在，而其所产生的危害更是足以毁掉整座江山的。所以，宋代从太祖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通过强干弱枝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兵力与实力。此后朱元璋却又故伎重演，将分封藩王从祖宗口袋里倒腾出来使用，结果引发了建文一朝的“靖难之役”。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清政府当然不会重蹈覆辙。柏杨先生说，清政府有一项最进步的措施，皇帝的儿子不一定加封亲王，加封亲王后也不能取得采邑土地，也没有政治性的王府组织。而这三个非皇族的汉奸藩王，却各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局面，显然不是正常状态。更何况三藩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经济上铸钱煮盐，贩洋开矿，横政暴敛；政治上挟制地方都抚，结党营私。朝廷也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如三藩王“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
熟读汉族经史的康熙，自然知道撤藩一事势在必行，在十四岁亲政时，他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等到真正执政后，更是立即提上日程，将这件事书到柱子上作为“柱右铭”，时时提醒自己，“夙夜廑念”。虽然也曾对三藩的权力进行过一些限制，但始终没有触动他们的根本，因为他看过宋代苏东坡写的《晁错论》，其中指出汉景帝削藩这件事情本身是正确的，但却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选错了削藩的时间；二是选错了削藩的人；三是选错了削藩的方法。由于这些错误，汉景帝和后来建文帝的削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鉴于柏杨先生所说的，“中国历史显示的现象是，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的反抗。”康熙在按照苏东坡“前知其当然”的指示，为任何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准备，同时也在等待一个最恰当的削藩时机。
在他执政四年后，削藩的机会竟自己送上门来了。
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留守广东。康熙抓住这一有利机会，顺水推舟，批准尚可喜退休，但以“藩王见存，子无承袭”的律例，否定了尚之信继承爵位。削藩之意已非常明确。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见此情形，立即上书试探虚实。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人”， 于是他不顾有些亲信重臣如索额图等的反对，力排众议下令三藩齐撤。
当然，经过四年的筹划与准备，此时的康熙早已是成竹在胸，若能和平解决削藩之事自然再好不过，但他也知道最坏的结果就是用武力解决，故而武力应对之策也已准备就绪。所以，当三藩中势力最大的平西王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率先发动叛乱时，刚刚二十出头的康熙帝并未如汉景帝一般慌了手脚。反而在面对索额图等人建议将坚持撤藩的人处死时，他丝毫不为所动，由此坚定了建议撤藩之臣的信心，保障撤藩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同时，他处死留京为质的吴三桂长子额附吴应雄及其子吴世霖，以“寒老贼之胆”，“绝群臣之望”，“激励三军之心”。在战略上，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江宁、杭州、南昌等重镇，一方面保卫江南富庶之地，一方面阻止叛军打通江西、浙江通道。各个战场既相互呼应，将叛军分割开来。在战术上，正面派主力针锋相对，并伺机迂回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剿抚并用”，大力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招降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对投降的叛军“悉赦以往，不复究治”，“恩养安插”，彻底孤立了吴三桂。
一切都在按着苏东坡所言的“徐为之图”，缓慢而有序地进行着。唯一出乎康熙意料之外的，应该就是一句“反清复明”竟还能得到如此多原明降官降将、遗老遗少和农民的响应，以至于令清军节节败退，退到黄河一带，仍不断遭到失败。但本着“事至不惧”的原则，面对超出预料的战争态势，康熙也能镇定自若、冷静指挥，直至战争的优势再次倒向自己这一边。
柏杨先生认为令形势很快出现倒转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吴三桂的汉奸招牌太过于响亮，不能发出明确的政治号召和建立坚强的领导中心，他既引导满洲鞑靼入关，又杀掉朱由榔全家，使他不能利用明王朝的惯性影响力。二是吴三桂老了，有老年人最容易有的过度小心保守的心理，不敢采取冒险行动。他要求绝对的安全，但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安全的革命和叛变。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吴三桂的对手是康熙大帝，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
确实，如果吴三桂遇到的是汉景帝或建文帝的话，或许结果会完全不同，但他的对手是康熙，这就注定了这一战他会打得很辛苦，而且胜算不大。果然，三藩战争整整打了八年，吴三桂自己也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个背叛大明在先，后又背叛大清的反复无常者，最终还是应了刘伯温“反复从来折桂（即吴三桂）枝”的预言。
至此，“水浸月宫主上立（即“清”）”的清朝，在康熙的治下，完成了“藩离多撤去”的目标，皇权再次得到加强。而康熙也就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削藩事件中，唯一的成功者。然而，即便成功如康熙，也有一些无力解决的问题，朋党之争就是鲜艳夺目的康熙朝中一道暗色的风景线。
宋代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称“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即便到大清之时，朋党也屡禁不止，康熙就曾感慨地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尔等致信宰辅，皆有可否人才之责，朕凡咨访人才，当以实对。”可见，康熙自己也知朋党之弊，但对于这个几乎贯穿康熙“六十周甲多一甲”执政期的现象，史书上只留下了一句“玄烨垂暮之年，无可奈何。”
倒是康熙的接班人、自身靠朋党起家的雍正皇帝，对朋党的力量和弊害知之甚稔后，大胆地指出：“朋党之祸，最为无耻”，并多番全力打击朋党，却又被后世之人以苛猛之外诟病，果真是：是非品评不由人，“螺角倒吹也无声”。
常识纪：
苏轼《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