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初外交诏敕为例
万明
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布告文书，统称为诏令，宋人编辑有《唐大诏令集》和《宋大诏令集》，可为例证。诏令也称诏敕，明代诏令文书中最常用的是诏与敕两种类型，行用最多的是诏。诏令文书的史料价值之高不言而喻，是我们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资料之一，也是研究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但是遗憾的是，迄今鲜见对于明代诏令文书的专门研究，关于诏令类型的探讨尚属阙如。外交诏令文书是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有关外交事务的布告文书，是诏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一切对外关系大事、要事、相关法律命令、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都是以皇帝名义，以诏令文书来颁布处理的。中外史籍中所见明太祖外交诏令，涉及的种类有诏、敕、谕、制、册、书、诰、祭文、祝文等，几乎囊括了明代诏令文书的全部种类，也大体上反映了各类诏令在明初外交上的使用和传达情况。故在此以外交诏令为例，撰文略述之。
一、诏敕的源流
在中国古代，诏令文书的起源很早。《尚书》表明，根据不同的功用，古代文书的形式有誓、诰、祝、命等。秦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渊嘿黼康，而响盈四表”。当时“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制”和“诏”遂成为皇帝所颁命令的专称。汉代的诏令文书进一步发展完善。东汉蔡邕的《独断》和南朝梁时刘勰《文心雕龙·诏策》里，均对诏令的名称特点有所论述。《独断》记载：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对于名目类型的划分和变化，后者更为详细。但是所谓“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也就是说汉朝皇帝的御用文书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类，这一概括是没有变化的。此后，皇帝的下行公文的文体历代相沿，出现各种名目，唐朝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7种形式。《宋大诏令集》收集有制、诏、赦、德音、册文、敕书、御札、批答等类。北方民族建立的金朝，皇帝颁发的诏令文书有多种名目：诏、制、册、敕、谕、诰、令、旨、口宣、祝文、祭文、铁券文等，已形成更为复杂的分类。元朝的版图辽阔，适应多民族国家的统治需要，颁发的诏敕不仅有蒙文，也有汉文，并有诏书、圣旨、玺书、册文、宣命、制书、敕书等多种名目。主要的有四种：诏书、圣旨（玺书）、册文和宣敕（或制敕）。其中，诏书与圣旨是比较重要的两种形式。发展到明代，诏令文书在继承历代的基础上，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根据《明太祖御制文集》（下面简称《御制文集》），可以大致了解明代诏令文书的种类有以下8种：诏、制、诰、书、敕、敕命、祝文、祭文。实际上，正如陈高华先生指出的，《文集》中所收的诏令是明太祖所亲撰，包括的种类并不完全。鉴于外交诏令是诏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应用于外交方面的诏令文书，基本上涵盖了诏敕的所有种类，为我们了解明初诏敕的使用与发布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下面以外交诏令为例，结合明代有关文体的两部专门着述，对于明代诏敕的类型进行初步考察。
二、所见外交诏令文书的类型
关于古代文体的专着，主要有南朝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明代，又出现了论述文体的集大成专着：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二书虽然不及《文心雕龙》那样着名，但是却在文体类型上反映出发展到明代以后，文体伴随时代发展而丰富演变的轨迹。《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编辑者吴讷采集了古代至明初诗文，分体编录，反映了前代至明初文体的发展变化情形，包含了59类；《文体明辨》的作者徐师曾，他的《文体明辨》反映了晚明文体的发展演变情形，包括了127类。文体的发展变化，有着时代的印记。二书的《序说》，言简意赅，考论了诏令文书各种类型的性质及其流变，对于明代诏令文书类型的了解很有帮助。下面结合明人的阐述，不避繁复，逐一举证明太祖外交诏令的各种类型，探求明代外交诏令文书的源流、存在形态及其特征。
（一）玺书
玺，自秦代以后专指帝王之印，名玉玺。玺书是加盖皇帝印玺的文书。明代文体专着《文章辨体序说》中说：古代玺书是尊卑共用的，“至秦汉，臣下始避其称。汉初有三玺，天子用玉玺以封，故曰玺书”。这就是说，作为帝王专用的玺书产生于秦汉以后，汉代天子之书以玉玺加封，故有了玺书之称，为后世所沿袭。徐师曾亦云：“天子之书，用玺以封，故曰玺书，又曰赐书。唐以后独称曰书，亦玺书之类也。”他说明后世天子之书，具有玺书的性质。对于玺书的特点，吴讷曾评论：“夫制、诏、玺书皆曰王言，然书之文，尤觉陈义委曲，命辞恳到者，盖书中能尽褒劝警饬之意也。”明代玺书，正是继承前朝王言而来，与古代玺书属于相同的系统，代表王言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以皇帝本人名义发出的给予外国国王的书信。明朝初年，明太祖发出的对外交往第一通文书，就是玺书，也即国书。这通玺书的发出，说明明太祖对于高丽关系的重视和两国交往的隆重开端。
《明太祖实录》（下面简称《明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帝“遣符宝郎偰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这一玺书全文保存在《高丽史》中，书曰：
大明皇帝致书高丽国王：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天命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忽暴兵疾至，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之灵，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于姑苏，南平闽粤，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修书遣使涉海洋入高丽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天监其德，岂不永王高丽也哉。朕虽德不及中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
这通玺书，是明朝开国以后发给外国的第一通外交文书，全文保存在《高丽史》中。《明实录》中也保存有这通玺书，各别语句有所不同。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明实录》书前缺“大明皇帝致书高丽国王”，即没有收入玺书的起首句。
从中外文献中留存的这通玺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玺书是专门文书，作为皇帝亲自发出的书信，并不颁给天下公布，是颁发给某国国王的国书，属于专用类文书。明初的玺书保留了古代玺书的特点，是玺书的规范写法与明初沿袭对外交往习俗相结合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明代对外文书的初期面貌。
（二）诏书
诏，即诏书，是皇帝颁发的文告。明人吴讷论述了诏的渊源：“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诏，历代因之。”徐师曾则说明诏就是文告：“夫诏者，昭也，告也。”《明太祖御制文集》首列《诏》，说明诏书在明朝诏令文书中的首要地位。
根据《明会典·开读仪》所记：
朝廷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诏赦先于阙廷宣读，然后颁行。敕符等项，则使者赍付所授官员，秘不敢发。开读、迎接仪各不同。
也说明了在对外颁发的诏令文书中，诏书是在第一位的。
上文已经述及，秦时皇帝御用文书是“制诏”，根据《独断》的记载，汉代诏令文书的类型划分中，诏书是排在第三，并不是在第一类，排在前列的是策书和制书。策（册）书在前列这种情形相延至唐未改，宋朝是“制”排在最前列。由此可见，明代的变化是明显的，这种变化至少在元代已经形成。
一般来说，举凡重大事件发生，都要诏告天下，是一种广泛行用的文书性质。从公告的意义来说，这是广义的诏书。明代诏书用途颇广，也存在并不广而告之的诏书，或者可以称为狭义的诏书，即为专门的人或事颁发的诏书，这种实例相当多。
徐师曾还说明，诏的文体虽一，而写作方法具有多元的特色：“古之诏词，皆用散文，故能深厚尔雅，感动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俪，而诏亦用之，然非独用于诏也。后代渐复古文，而专以四六施诸诏、诰、制、敕、表、笺、简、启等类，则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谓古法尽废也。”明代诏书在对外关系上的采用，也的确具有多元的形式，成为其基本的特色。
明代外交诏书的颁发，始自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帝遣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诏曰：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从内容来看，这一诏书是明太祖在建立明朝以后，对外发布的通告性的诏书。一般来说，汉代以后诏书的形成往往分为三部分，一是臣子之奏，然后是诏书本文，最后是诏书下行于内外各官署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诏书只有本文，这是明代诏书的一个基本特点，省去了奏事原文和诏书下行于内外各官署文，直书其事，既简洁，又清楚。这是元朝诏令文书特点的继承。明代诏书，由明太祖开创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为起始语，从而有别于元朝的“上天眷命”。元朝诏书的起始语，用的是“上天眷命”，而明太祖改为“奉天承运”。《实录》载：
上以元时诏书首语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谓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易为“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这一诏书的起始句式，为清朝所沿袭，在中国行用了500多年。但是从上述诏书我们了解到的是，当时还没有行用。诏书最后，采用了“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的语句，是为诏书的典型结尾形式。从下面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明代诏书并不都以这种典型形式出现，而且往往以没有典型语句出现为常态。值得注意的是，颁发给外国的诏书，加盖了皇帝玉玺，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玺书。
一般而言，诏书是布告天下的，具有公告的性质，属于通行文书一类。但是在专门颁给一国的情形下，也具有专门文书的性质。所见明代诏书中有大量属于后一种情形。如果说前一类文书属于广义的诏书，那么后一类文书就是狭义的诏书。
（三）册封诏
册，源于周代的策命。《周礼》云：“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则策命之。”发展至汉代，策书是汉代天子所下四大诏令文书之一。根据吴讷所述，“汉承秦制，有曰策书，以封拜诸侯王公”；又曰：唐代王言有七，一曰“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封诸王则用之”。他以为：“盖册、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后不用竹简，以金玉为册，故专谓之册也。若其文辞体制，则相祖述云。”徐师曾进一步申述了册书的由来，引述《说文解字》云：“册，符命也”，说明本字作“策”，汉代“惟用木简，故其字作策”；到唐代以后，“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日册，字始作册”。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册书的流变：“又按古者册书施之臣下而已，后世则郊祀、祭享、称尊、加谥、寓哀之属，亦皆用之，故其文渐繁。今汇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又曰：“今制，郊祀、立后、立储、封王、封妃，亦皆用册；而玉、金、银、铜之制，各有等差，盖自古迄今，王言之所不可阙者也。”他指出了明代册书的广泛应用。
明代册封以诏书的形式，即是古代用法的延续，又有所变通，或者说发展。现举例如下。
封占城国王诏
皇帝诏曰：咨尔占城国王，素处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笃忠贞，向慕中朝，恪守臣节。今朕肇承大统，抚驭万方，欲率土之成宁，尝驰书而往报。而尔能畏天命，知尊中国，即遣使称臣，来贡方物，思法前人之训，以安一境之民。眷尔忠诚，良可嘉尚。是用遣官赍印，仍封尔为占城国王。于戏！以内制外，朕方一视同仁；以小事大，尔尚慎终如始，永为藩辅，益勉令名。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在这里，明朝采用的是诏书的形式来颁发册封，由此形成用途宽泛的诏书之一种。至于封诏之外，还有专门的诰文，下面将谈到。
（四）制书
吴讷云：“汉承秦制，有曰策书，以封拜诸侯王公；有曰制书，用载制度之文……迨乎唐世，王言之体曰制者，大赏罚、大除授用之……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职。辞必四六，以便宣读于庭。”徐师曾追溯渊源更为详细，云：“按颜师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书，谓为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诰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此汉之制也。唐世，大赏罚、虑囚及大除授，则用制书，或褒嘉赞劳，别有慰劳制书，余皆用敕，中书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等官，而罢免大臣亦用之。其词宣读于庭，皆用俪语，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万邦、诞扬休命、诞扬丕号等语。其余庶职，则但用诰而已。是以以制命官，盖唐宋之制也。”明代沿袭了唐宋制书这一文体，但是却已不像唐宋那样用法严格，制书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而且应用不多。今所见明代制书用于册封外国国王一例，举于下。
册辛祸为国王制
制曰：尔高丽地有三韩，生齿且庶。国祖朝鲜，七来遐矣。典章文物岂同诸夷。今者臣服六宾，愿遵声教，奏袭如前。然继世之道，列圣相承，薄海内外，凡诸有众德、被无疵，古先哲王所以嘉尚，由是茅土奠安，袭封累世。尔王祸自国王王颛逝后，幼守基邦，今几年矣。尔方束发，智可临民。朕命吏部如敕召中书精笔朕言，钦天命尔，尔弗感礼违，仍前高丽无大小，授必土穹，当斯要任，岂不阙位，艰哉。自袭之后，母逸豫以怠政，母由猎以殃民。洁祀境内以格神明，精丞尝之若奉。尔祖考循朕之训，福寿三韩永矣。尔其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