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yalpoiphotrangdpuenggi（a）tshogstcas（a）gnaspayi／国王的宫殿和军队一起存在，
khyadparmkharskuzhesbyaigtsuglagkhengchendu／在被称为“殊胜王城”的大佛殿之中，
bodkyi1ostababandekundgagragszhespas／由名叫贡噶扎的吐蕃译师，
dbumalajinggreltshaddongsalzheStyabsgyrur／翻译了《入中论颂注疏》。
贡噶扎，在藏文题词中写作Kun-dga-grags，梵文读作“ananadakirtti”（遏啊难捺吃哩底）。题记中明言将《人中论颂注疏》译成藏文的贡噶扎是“吐蕃译师”。推而论之，庶几乎可以断定遏啊难捺吃哩底就是这个贡噶扎，是一个西藏人。
拶也阿难捺，即梵文Jayananda之音译，意为“胜喜”。“天竺大钵弥怛”证明他是来自印度的高僧。从上引《人中论颂注疏》藏译本扉页的题词看，拶也阿难捺应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克什米尔。钵弥怛即“班的达”（Pandita），又称“班智达”，意为“博通五明的学者”。其中的“显密国师”则表明他是位显密兼通且身居要职——国师的高僧。
在前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题记所及的六人中，除皇帝外，其余五人的称号中都有“磙××”的称谓形式，遏啊难捺吃哩底和拶也阿难捺都不例外。据研究，“磙”是西夏语译音，汉意“赐”、“授”之意，属于西夏特有的一种官阶封号。在拶也阿难捺名号前加有“乃将”二字，显然与黑水城遗址出土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第四品第九列的封号同音，意为“安仪”。
由上可知，这位来自印度克什米尔的高僧拶也阿难捺在西夏任政府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功德司正使，并被封为五明显密国师，且被授予“安仪”的封号，在《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翻译过程中，其职责是“执梵本证义”。
西夏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校勘。由元吴于戊寅年（即元吴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发起的《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结集，至夏崇宗乾顺天祜民安元年（1090年）结束，历时53年，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主持翻译工作的是来自高昌回鹘国龟兹地区的国师白法信及其后继者智光等人。由于这次翻译活动时间仓促，故存在着不少问题，此后西夏僧侣对《大藏经》的贡献，就主要体现在整理、校勘、抄写、刻印等方面，新译出的佛教经典数量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译佛经中，与印度高僧拶也阿难捺有关者当不在少数。除前述《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外，武威天梯山石窟于1952年发现的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亦复如是。其题记称：
沙门长耶阿衲孥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受利益沙门周慧海奉敕译。
其中的“长耶阿纳孥”，显然就是拶也阿难捺的异写。这一记载表明，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是由拶也阿难捺和周慧海合作翻译的。此外，“拶也阿难捺”还与“诠教法师鲜卑宝源”合作翻译了《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在绿城发现的佛经中有《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的西夏文译本，都有题跋，均注明由“拶也阿难捺传”。
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后来成为藏文译本的底本。在俄藏黑水城藏文文献XT-67号第51页左半出现有dzhayaananta-等文字，很可能就是拶也阿难捺的藏文译名。
至于波罗显胜其人，观其名号，亦应为印度人。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西夏国的帝师一般都是由吐蕃高僧担任的，故学界多认定帝师波罗显胜应是西藏人，却又无法解释一位藏族高僧何以会在语音学上确切地对应为波罗显胜。笔者认为，其中的“波罗”二字，很有可能指印度北部的波罗（Pala）王朝（8世纪至12世纪末期）。波罗王朝于8世纪成立时，印度佛教已渐趋衰亡，惟波罗王朝以其统治者虔信佛教，大力提倡，才使佛教在其境内继续保持繁荣，直到1199年比哈尔（Bihar）被穆斯林占领，王朝崩溃。此后，佛教势力在印度便一蹶不振了。此外，俄藏西夏文文献中《如来一切之百字要论》（第292号，西夏特藏195号，馆册7165号）题记称：“贤觉帝师、天竺五明大钵陀编写集传；解义法师义干译自梵文；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周译西夏文。”如果克恰诺夫的译文无误，则庶几乎可定波罗显圣为印度人。前文已述，黑水城出土的一些西夏绘画中，其敷色与人物造型颇似波罗时期的经卷插图。这一因素与波罗显胜在西夏的活动有无一定关系，应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囿于史料记载的匮乏，我们无法对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但有种种迹象表明，二者间的交往远不止于上述史实。譬如，有一些佛经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而来，这些梵文佛经也可能是从印度而来。在甘肃瓜州县东千佛洞发现的西夏时期的某些属于“天竺遗法”的图像，很可能是由求法僧人直接携带回来的。笔者期待着有更多新资料的发现来充实西夏与印度的文化交流。
三、西夏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西夏与时期，中国与印度间的交往更多体现在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下面作者将以此为典型，来具体分析西夏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宋夏之间的关系在李继迁叛宋以前一直是十分友好的。建隆元年（960年），北宋建立，彝殷遣部将李彝玉助宋，御北汉兵于麟州。建隆三年（962年），彝殷向宋进贡马三百匹，表示臣服。乾德五年（967年），彝殷死，宋追封为夏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光睿率兵伐北汉，攻破吴堡砦，俘砦主侯遇献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继筠出兵助攻。正因为这种友好关系的存在，王延德才有机会顺利通过夏州而出使高昌。但这也只是史书记载的一例，因为夏州道的存在并非自北宋开始，唐末吐蕃占据河西之后，回鹘与唐朝的来往常常经过夏州南下进入长安。即使李继迁叛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有使节经过夏州。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塔坦国迁使唐特墨与高昌国使安骨卢俱入贡，骨卢复道夏州以还。特墨请到灵州，且言其国王欲观山川迂直，择便路入贡”。雍熙元年（984年），婆罗门僧人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来到北宋，所经路线，永世自言：“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个时期西夏在沟通中西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在北宋初的六七十年中，王朝中央力图把佛教当作扩大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于是，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间的联系渐趋活跃。乾德三年（965年），沧州僧道圆游五天竺往返18年，偕于闻使者回到京师。次年，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历西域。开宝年间（968-975），天竺僧持梵荚来献者不绝。开宝八年冬，东印度王子穰结说哕来朝贡。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益州僧光远从天竺回。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这些使者、僧侣有相当一部分来往于陆上丝绸之路。此时正值宋夏交好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僧人可以自由出入西夏境内。
到景祜二年（1035年），仅由五天竺来汴京贡奉梵经的僧侣即有80人，西去取经得还者138人。在这一方面，西夏充当了沟通中印文化的桥梁作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设立译经院，官方正式开始译经。至景祜二年（1035年），共译出梵本1428夹，译出经论464部。此后，北宋译经活动逐渐消沉，虽仍有翻译，但数量已相当有限了。至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废黜了印经院。接着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神宗又下诏废黜了译经使。这些举措，直接导致了北宋与印度间佛教文化交流的减少。
1038年，西夏国立，此时中原王朝与印度间的联系已归于沉寂，据统计，在西夏国存在的近二个世纪中，印度高僧来华（不包括西夏）弘法的事例仅有6次，其中3次到宋朝，2次到辽朝，1次到金朝。在这6次之中，有3次可以肯定是经过西夏的。如中印度僧日称（1056一1078），经西域至西夏弘化，以庆历七年（1047年）转至宋京，奉诏于传法院译出《父子合集经》、《大乘集菩萨学论》八部七十卷。另有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1086-1093）、金总持（1095-1112）等，于北宋皇祜五年（1053年）也各赍梵本由西夏转至宋地并奉诏入传法院各赐大师号。其中天吉祥任证梵义，智吉祥译有《巨力长者经》等二部八卷，金总持译有《大乘智印经》等四部十七卷。可能因为日称、智吉祥、金总持等在西夏逗留时间比较长之故，文献中均称其为“西夏沙门”。另据《新续高僧传四集》记载：“释吉祥本日智吉祥，亦名法吉祥……本天竺人，游方至西夏，久居之，始来中土，故人称西夏僧也。”同书还记载了一西夏僧人释不动，说其“梵名阿闪撇干资罗，华言不动金刚，止行二字略也。本天竺人，初出家时，遍游五天竺，显密俱澈，性相备知，道誉流闻，博于临封。及来西夏，栖止护国寺，翻译密部，弘扬般若金刚……后迁四川蒙山……不测所终”。由此可见，印度到中原的一部分高僧，不仅仅是经过西夏，还要驻留在此弘法，由于在西夏停留的时间太常，以至于人们称其为西夏僧。
与上述情况相仿，辽、金与印度之间的交往，也离不开西夏的因素。据统计，辽、金与印度之间的交往仅有三次，其中有一次可以确定印度僧人是经过西夏而到达辽朝的。中印度密宗僧慈贤于11世纪间到辽京行化，并宣译密典，并奉为契丹国师，后又转往宋京，从事弘译。既然是从辽朝转往宋京的，那么当初他来辽朝的时候应该是从陆路而来，其所历路线肯定要经过西夏的。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印度来华还是西行求法的僧人，不管西夏与辽、宋、金的关系是友好还是紧张，都是可以比较自由地通过西夏境内的，西夏由此而在自觉不自觉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