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昇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第3次高潮是从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客死于广东上川岛开始的，而其高潮则是17-18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大举入华。
一、方济各·沙勿略赴远东传教的几个阶段
方济各·沙勿略（SaintFancois-xavier，S·J，1506-1552年）是西班牙耶稣会士，被称为“印度使徒”或“印度传教始祖”。他于1506年4月6日圣主日瞻礼三诞生于西班牙的纳瓦拉尔省（Navarre）的首府潘普罗纳（Pamplona），于1520年进入巴黎圣保禄修院，1537年在威尼斯晋铎。1541年，他奉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JeanⅢ，1521-1557年）的敕令，作为教皇保禄三世（PaulⅢ，1534-1549年）的教皇大使，而出发赴远东布道。
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的教祖依钠爵·罗耀拉（IgncedeLoyla，约1491-1556年）最早的教友之一，也是教祖的心腹之一，所以罗耀拉才选择他赴印度传播福音。方济各·沙勿略自1542年到达果阿，直至他于1552年客死于中国的门户上川岛，其一生中的最后10多年，完全投入到了印度和远东的布教事业中了，从而为多个耶稣会传教区奠定了后来兴旺发达的基础。他继在满剌加（Malacca）、马鲁古群岛（Moluques）和日本居住之后，便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我们通过他的书简，便可以追踪其远游中的行踪。首先是南印度，接着是柯钦（Cochin），其后是满剌加和马鲁古，再其后又是日本。在他生命的暮年，在欧洲商人的帮助下，他终于成功地在广东省沿海的上川岛登陆。但他在成功地进入中国内地之前，却溘然去世了。
方济各·沙勿客死上川之后，罗马教廷于1619年将其列入真福品，1622年又与依钠爵·罗耀拉同时被列入圣品，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XⅥ，1740-1758年）又封他为从好望角到远东传教的主保圣人，教皇庇护十世（PiusX，1903-1914年）又封他为传教区的主保圣人。他生前历尽劫难，死后却名垂东方传教史。
方济各·沙勿略在欧洲学习和在远东的传教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相关阶段。
1506-1512年间，方济各·沙勿略主要是与其家人，特别是与其两兄弟生活在一起。他们是生活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实际上是操巴斯克语，而又属于阿尔卑斯山区的那中豪爽和英勇善战性格的人。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钦命远航时，其水手绝大部分是巴斯克人。方济各·沙勿略家族是纳瓦拉的望族。由于纳瓦地区的经历非常复杂，历史上曾被穆斯林占领过，又曾臣服过法兰克王国，也曾处于阿拉贡人的统治之下，还曾被划归法国版图，1515年被卡斯蒂利亚王国兼并，1833年才被完全归并于西班牙。1479年之后，阿拉贡王国名义上已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但仍保持着议会与内阁的独立运作。所以，当方济各·沙勿略诞生时，纳瓦拉实际是依然属于阿拉贡或卡斯蒂利亚王国。其父丰·若望曾先后出任该王国的财政大臣、总参谋长和内阁总理。由于其父与当地的另一门望族阿斯比克家族联姻，故而其势力非常强盛。方济各·沙勿略的两个哥哥都是武功卓着的军人。他自己却于1525年决定到巴黎求学，从而走上了传播福音的道路。
1525-1533年，主要是方济各·沙勿略在巴黎求学的阶段。方济各？沙勿略远涉巴黎之后，便首先在巴黎大学学习。他在那里有幸与耶稣会的教祖依纳爵？罗耀位成为同窗好友，并且很快成为其虔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他们诸同学中的另一位是法国宗教改革的主要领袖之一——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加尔文（JeanCalvin，1509-1564年）。方济各·沙勿略在1540年之前，基本上是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和圣保禄修院度过的，从而奠定了他终生的志愿方向。
1540-1541年间，方济各·沙勿略是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若望三世国王宫廷中度过的。他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召对，王室委托他每周至少为3岁的小王子举行一次告解神工礼仪。他虽备受国王恩宠，却必须准备赴印度去了。
1541年，他接到了教皇的敕书，任命他为教皇出使东方的大使。教皇同时致信红海、波斯湾、太平洋岛屿、果阿（卧亚）和塞俄比亚的统治者，要求给予他特别保护。国王也于他启程前再次召见他。4月7日，方济各·沙勿略在他35岁生日的时候，终于启程赴印度去了。他于1542年到达印度，其后便活动于印度和锡兰，于1545年在摩罗岛，于是547年又到达亚齐，于1548-1549年间在果阿并出任修院院长，于1549年春天到达满剌加，他于1549-1550年在日本的鹿儿岛，甚至还会见过日本天皇和丰后王。
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绕道新加坡赴华，于1552年8月间到达广东海岸的上川岛之后，由于无人能把他从那里带到150公里远的广州，故而只好在上川岛的半山坡中搭草棚而临时栖身。有一个中国商人，曾索要价值200元的胡椒为报酬，答应将他带到广州。但那个中国人后来又将要价增至350元，而且再次约定8天之后来接他，但直到11月19日，那个中国人又爽约，不再理会他了。他由于无法从上川岛进入中国内地，故重新计划于冬季转道暹罗，然后随暹罗入华朝贡使赴中国，再于中国内地等待葡萄牙赴华使节的到达，靠官方的干预而在华布道。方济各·沙勿略却于此期间发高烧，沉疴不起，最终于1552年12月3日，星期六，清晨两点钟时魂归天国了。
在1553-1554年间，是方济各·沙勿略的遗体辗转安葬的时期。方济各·沙勿略逝世后，当时尚留在上川岛上的葡萄牙人感到极其痛苦。第二天，他们便按照中国的方式，把他装殓入棺木中，并将4袋生石灰填入棺中以防腐，然后被安葬在海边空地。一切均由其忠实的仆人安东尼负责操办。方济各·沙勿略的遗体在上川岛安葬两个半月之后，于2月17日被葡萄牙人乘船运灵赴印度。运尸船于3月22日到达满剌加，沿途受到了信徒们的虔诚迎灵，特别还形成了方济各·沙勿略尸体不朽并散发异香的神话般传说。
二、从方济各·沙勿略构思的在华传教策略
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1月29日自柯钦致其“生活在欧洲的教友们”的书简中，详细地阐明了他出发赴中国的计划：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位于日本附近。日本人一直信仰的教派都是自中国传入的。中国是一个很辽阔的、和平的和幸免于战争的国家。根据置身于那里的葡萄牙人撰写的着述内容来看，这是一个多具正义的国家。那里比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享有更多的正义。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我于日本，还是在其他地区所见到的中国人，都具有敏慧的智力，全部要远远超过日本的大思想家，完全是一些很爱学习的人。该国各种物产非常丰富，人口众多，遍布建有精心营造的石屋的大城市。所有的人都说，这是一个特别盛产各种丝绸的国家。我通过中国人向我提供的信息而获知，中国拥有大量遵循不同信仰的人员。根据我从他们之中所获得的资料来看，这似乎应该是指摩尔人或犹太人。他们都无法告诉我，那里是否有基督徒。
我想，我会在这个1552年出发赴中国国王居住的地方。这确实是一个可以大加弘扬我主耶稣基督教法的国家。如果那里的人接受了这种教法，那就会大大有助于日本人忘记对他们过去信仰的教派所表现的信任。在中国大城宁波与日本之间，渡海仅有80古里（每古里约为4公里。——译者）。
我对我主上帝深怀极大的希望，不仅仅会为耶稣会的修士们打开一条道路，而且属于他们的所有圣人和所有享真福的神父们，都能实现其使大批人回归真谛之路的神圣愿望。
我们由此可见，从方济各·沙勿略深悟归化中国人的重大意义。他认为这不仅是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而且还能深刻影响其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
从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4月8日自果阿写给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的一封书简中，又表达了日欲追随葡萄牙商人进入中国的愿望。在这批葡萄牙商人中便有雅克·佩雷拉（JacquesPereira）。他们计划出使中国皇帝，以获许释放被其囚禁在广州的多名葡国同胞。
在这个1552年期间，我曾通过自柯钦而出发返我们王国的船舶，就日本的基督教社团，由该国出现的对我教的天生倾向和丰后王问题，而致信国王陛下，以说明丰后王对陛下是多么友好；为了表达其友谊，他曾写信给陛下并将其兵器寄给了陛下。
耶稣会的一处修士今年出发赴日本的山之口市，那里有耶稣会的一处会所，一名神父和一名修士，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这些人。他们留在山之口基督徒们的身旁。我主上帝保佑，由于陛下您的浩荡皇恩，日本基督徒的形势必会在持续增加中得以发展。
我致信陛下，也是为了报告您，我将出发赴中国。根据所有人向我介绍的情况，这些地区提供了强大的（基督教）天生倾向。
我将在5日内从果阿出发赴满剌加，因为那里是通向中国的必经之路。我将有雅克·佩雷拉陪同，向中国国王的宫廷方向赶去。我们为中国国王带上了一份豪华的贡物，同时还携带雅克·佩雷拉自己出资采购的巨额而又豪华奢侈的礼品。我作为陛下进贡的礼物，而携带了一件珍贵的物品，甚至是任何国王和任何王公都从未曾向该国进贡过的礼品，这就是我们救世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真法。陛下您献给他的件礼物如此之重。如果这位中国国王理解它的话，那么他就会感到比成为一位国王还珍爱它，无论他是一位多么伟大和多么强权的国王也罢。我相信我主上帝将会怜悯中国这个如此强大的王国，并通过其慈悲而向他敞开一条道路从而使其造物和同类，得以崇拜其造物主，并信仰上帝的儿子——他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
我们出发赴中国时共有两名神父和一名世俗助理修士，由以使节身份出发的雅克·佩雷拉陪同，以要求释放仍被囚禁在那里的葡萄牙人，同时也是为了在陛下您与中国国王之间确立和平与友谊。至于我们，以耶稣命名的连队的神父们，我们将出发去在魔鬼和崇拜它们的人之间发动战争和不和，所使用的手段是出自上帝的庄严要求。这条要求首先是向国王提出的，其次才是向其王国的所有居民提出的，要求他们不再崇拜魔鬼，而是要崇拜天地的造物主。因为是造物主创造了他们，是耶稣一基督为他们赎了罪。我觉得，这似乎是一股巨大的勇气：前往陌生的土地上，到一位特别强大的国王身旁，以便责备他并向他讲述真法。在我们的时代，这是两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在基督徒中，指责和布讲真谛是一件危险的事，那么这在异教徒中则应该是更危险。但仅有一件事就赋予了我足够的勇气。我主上帝深知他屈尊置于我们之中的意图，以及他希望我们通过其圣宠而对他产生的巨大信仰和愿望。我毫不怀疑，我主的力量要比中国国王的力量无限强大。由于所有的造物都附属于上帝，所以它们只会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产生影响，不会更多。再没有比激怒造物主并招致上帝给予激怒他的人的惩罚，更令人害怕的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清楚地看到其缺陷及其非常明显不足之处的人来说，敢于表明信仰上帝教法，便是一种比较大的勇气了，比出发赴外国，拜见一位强大国王的以责备他并向他宣扬真谛的勇气更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由于信仰我主上帝的无限慈悲，所以才出发，坚信从此之后，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称职的媒介，是上帝赋予了我这些愿望，而且也是我能够促成的犯罪行为。至于我们不害怕在一片外国的土地上推出上帝名字时的表现，那就必须使这片土地变得服从，因这样才会使上帝得到事奉……
葡萄牙商人们的出使计划失败了，方济各·沙勿略却成功地到达了中国广东海岸的上川岛。但是，他却非常失望地未能乘一只中国的船而登上中国大陆。一个月之后，他又在未能实现去中国传播福音的梦想，而客死于上川岛。
我们从这封书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方济各·沙勿略始终希望仅仅通过其《圣经》、上帝及“上帝的仁慈”来征服中国。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既反映了传教士与远征军在早期的不同指导思想，同时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人的吸引及其强有力的反抗。
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10月22日，也就是在他逝世之前的40多天时，又自上川岛发出了一封书简，介绍了他在中华帝国门户形成的想法。
出于我主上帝的慈悲和怜悯，雅克·佩雷拉的船舶载着我们所有乘客，安全地驶入了这个上川港口，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其他商船。上川港位于距广州有30古里的地方。广州城的许多商人都前往上川岛，以与葡萄牙人互市。葡萄牙人谨慎地从事谈判，以看一下是否有某位广州商人愿意携带我离开此地。所有人都公开拒绝，声称如果广东巡抚获悉他们把我带去广州，那样就会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被陷入到一种极大的危险之中。出于这种原因，他们以任何代价都不会带我乘他们的船舶赴广州。愿我主上帝保佑，一个尊贵的人——一名广州居民自告奋勇地带我走，其代价是200克鲁萨多斯（Cruzados，葡萄牙古金、银币名）。他使用一只小船，船上除了其儿子们及其仆人之外，再无其他水手，以至于广州巡抚也无法通过水手，而彻底查清是哪一位商人带我上岸的。更有甚者，他还表示愿意于其家中把我藏匿三四天，然后再于次日把我连同我的行李和书籍都卸在城门处，以使我能从那里直接前往巡抚大堂，然后再派人禀报巡抚说，我们到此是为了前往国王居住的地方。这是为了向国王出示我们自主教大人处带来的致中国国王的书简；同时也是为了向中国国王解释说，我们是受陛下派遣来宣讲上帝教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