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地人讲，我们正在面临着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携带我们前去那里的人，一旦当向他们支付200个克鲁萨多斯之后，他们便会把我们抛弃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或者是把我们抛入大海中，以使我们不被广东巡抚识破。第二种危险是他们会把我们带往广州，如果我们去拜见巡抚，他们就会使我们遭受刑罚，或者是把我们囚禁起来。这确实是一种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事态。因为中国有很多禁令，它们使任何人在没有得到国王签证的情况下，都不能进入其领土。除了这两种危险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更大的危险，但这一切都丝毫不会威胁到本地。这些事情，讲起来太长了，但我不会放弃提及其中的某些情节。
第一种危险，便是停止对未来抱有希望并停止相信上帝的慈悲。因为正为了对上帝的爱戴和事奉他，我们才出发宣扬其教法以及其子——我们的救世主和主耶稣基督，上帝对此一清二楚。正是由于上帝的神圣慈悲，它才向我们通报了其意愿。它现在并不向我们显示其慈悲及其力量，这是由于我们在事奉他时面临危险，这本身就是一种比上帝的所有敌人给我们造成灾难更要大得多的危险（上帝越是受到事奉，它就越会使我们避免本世的灾难）。因为，若没有上帝的特许和允诺，魔鬼及其使徒便丝毫不能给我们制造障碍。
由于上帝的福音，我们也应感到自我满足。他说：“热爱其本世生命的人，就会失掉它；为上帝而失去本世性命的人，将会找到它。”这确实符合我主基督也曾讲过的话：“手扶犁而向后看的人，并不适宜于上帝的王国。”
我们认为，灵魂的这些危险比身体的危险更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发现最可靠的办法，便是使我们的身体处于危险之中，而不是在上帝的面前被灵魂的危险所包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心无论通过什么道路都要出发赴中国。我相信我主上帝，会使我们的中国之行获得成功，它会有助于我圣教教法的发展，无论由敌人以及他们的使徒挑起的教案会造成什么形势也罢。事实上，“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谁还能战胜我们呢？”
当商船只由此——这个上川岛出发赴满剌加时，我曾寄希望于我主上帝，它会带走有关我们的消息，并告诉世人说我们是怎样在广州被接受的。因为当船舶一旦入驶广州城，它们就必然会经过这个上川港。我就可以通过他们而告诉世人，在本港与广州之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以及广东巡抚是怎样对待我们的。
当我们到达时，安当·费雷拉（AntoineFerreira）和中国人安当（AntoineChine）尚在生病中。由于上帝的慈悲，他们的健康状况都非常好。我还发现，中国人安当并不适宜充当翻译（jurnbahasa），因为他不再会讲汉语了。另一位保禄·洛佩斯（PaulLopes）曾叫作安东尼·洛佩斯·博巴迪拉（AntioneLopesBobadilha），在满剌加被围困时牺牲了。他曾自告奋勇地与我同行，以充任翻译。他能够阅读和书写葡萄牙语，也能少许阅读和书写汉语。上帝于其本世中或于其彼世中赋予了他这些本领。因此，我们应将此人委托给我主上帝，因为是上帝赋予了他持之以恒的天赋。
继我们到达上川岛之后，我们便建造了一座教堂。我每天都在那里作弥撒，直到我因发烧而病倒为止。我患病已经15天了，但由于上帝的慈悲，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很好。这里并不缺乏宗教事务，诸如听告解神工、巡视病人和为敌对者作调停。我不知道除了讲我们都决定坚决出发赴中国之外，还能再向您讲些什么。我们遇到的所有中国人，就是指那些正直的商人，都对我们将赴中国内地而表现出了其欢乐及其向往。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将传去一种写本经书中的教法，它应该比中国人拥有的经书中的教法好得多，或者是因为他们热爱新鲜事物。所有人都表现出了一种高度欢乐。但由于他们可能面临危险，所以任何人都不愿意带我们到那里也罢……
至于我自己，我正在逐日地等待应该是从广州前来带走我的中国人，愿上帝保佑他能够及时赶来，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为如果偶尔出现上帝不乐意的话，那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办。我是应该前往印度还是暹罗呢？以便附暹罗国王遣往中国国王的使节而入华。
三、继方济各·沙勿略之后，耶稣会士大举入华
方济各·沙勿略未能实现其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的美梦，但他毕竟是闯进了中国的门户，为其后来者开辟了道路。耶稣会士们继他之后，便大举入华，开创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第3次高潮。
从1552年开始，直至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lementXⅣ，1769-1774年在位）于1773年7月21日颁布教皇谕旨，宣布解散耶稣会为止，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创建的耶稣会传教区被称为“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区”。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PiuⅦ，1800-1823年在位）又宣布恢复耶稣会，耶稣会士们再次重新入华了，主要活动地区是北京、直隶与江南、上海。本文所论述的内容，基本上是属于“耶稣会早期在华传教区”。
（一）据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国籍或籍贯及其所操语言
法国前入华耶稣会士汉学家荣振华（JosephDehergne，1903-1990年）统计，在1552-1800年间，入华耶稣会士（其中有少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澳门人）共有975人（分编为920个号）。这些传教士们主要来自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拉丁文化圈的国家，也有少数来自德国、荷兰、爱尔兰、奥地利等日耳曼文化圈的人，还有少数来自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圈的人。也有极少数来自东欧的立陶宛、波西米亚（捷克）、波兰等斯拉夫文化圈国家和地区。
据法国学者迪岱统计，在“早期耶稣会在华教区”中，从耶稣会士们所操的语言（因而也就是他们的国籍）方面来划分，大致情况如下：
操葡萄牙语的神父和修士有372人，其中有少数中国澳门人或葡萄牙混血儿，也有几名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的人。
操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语）的传教士28人。其中有几名是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的人。
操意大利语的传教士有107人，其中包括当时尚属于热那亚王国的科西嘉人（科西嘉后来属于法国）。
操法语的入华耶稣会士168人，其中包括法国南部操两种语言的萨瓦人和瓦隆人。
操日耳曼语（德语）的入华耶稣会士有50名，其中包括某些从东欧和中部欧洲出发的操德语的传教士。
操佛拉芒语或荷兰语入华耶稣会士有18人。
操斯拉夫语的入华耶稣会士有12名，大多数为波兰人。
操英语的入华耶稣会士只有3人，其中包括一名爱尔兰人。
耶稣会士中有40名中国血统的人，大部分为助理修士，至少有4名为澳门的葡萄牙混血儿。
有10名入华耶稣会士除了操其母语之外，还会讲另一种亚洲语言，如越南语、日本语和朝鲜语等。他们的国籍比较复杂，很难作出唯一断定。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远没有葡萄牙人多，但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和欧洲的影响都比较大。从时代上来划分，他们的人数大致如下：
在康熙皇帝（1662年2月18日）之前，法国在华耶稣会士的人数继葡萄牙人（136人）和意大利人（50人）之后，位居第3（26人）。在康熙时代（1662年2月18日-1723年2月5日），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跃居第2位（90人），仅名列葡萄牙人（118人）之后。到雍正时代（1723年2月5日-1736年2月12日），由于教案的影响，法国有退居第3位，仅剩下7名会士了。葡萄牙人也只有17人，而中国人却占了首位（20人）。在乾隆时代（1736年2月12日-1796年2月8日），法国耶稣会士的人数又上升为第2位（34人），位居葡（66人）人之后。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活动居多，再加上“保教权”的庇护，其人数始终名列前茅，但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却远不如法国人那样显着。
但是，法国传教士在清朝政府居官者却甚少，这又与他们的学术地位、“科学家”和“数学家”的身份和名望不成正比。
清朝的钦天监监正一职，似乎是专为欧洲入华传教士们设置的，它始终是入华耶稣会士所觊觎和向往的职位。从1644年到1805年的160多年间，共有11位入华耶稣会士先后出任此职。但非常奇}圣的是其中竟然没有一名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尽管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中有不少优秀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如宋君荣（AntoineGaubil，1689-1759年），甚至还有多名被称为法国“国王的数学家”。葡萄牙人却占有4名：傅作霖（F·deRocha，1774-1781年出任）、高慎思（J·dEspinha，1781-1788年出任）、安宁国（A·RodrigueS？-1796年出任）和索德超（J·BdeAlmeida，1779-1805年出任），德国人占4位：汤若望（AdamSchall，1644-1666年出任）、庞嘉宾（K·Castner，1707？-1709年出任）、纪理安（K·Stumpf，1711-1720年出任）、戴进贤（I·Koegler，1717-1746年出任）。比利时人1名：南怀仁（F·verbiest，1669-1688年出任）。意大利人1名：闵明我（F·Crimaldi，1688-1707或1709年出任）。奥地利人1名：刘松龄（A·vonHallerstein，1746-1774年出任）。
在清廷于1644-1779年任命的23名由耶稣会士出任的二至六品官吏中，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占7名，意大利人占5名，德国人占4名，奥地利人2名，波兰1名，波希米亚人1名，比利时人1名。法国人实际上被封官的却只有贺清泰（LouisPoirot，1735-1813年）一人，他于1793年8月19日被任命为这批人中品位最低的六品官。此外，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年）于1688年在谈判尼布楚条约时，被任命为清廷的官吏。一俟谈判完毕，他们也就不再是官吏了。
葡萄牙人索德超（J·B·deAlemeida，1728-1805年），可能是于1779年居官，他于1793年8月19日作为英国使团的首席翻译，而被乾隆敕封为三品官。
波兰人卜弥格（MichelBoym，1612-1659年）于1650年被顺治皇帝敕封为官吏。
意大利人利类思（F·L·Buglio，1606-1682年）于1644年任官。
意大利人郎士宁（G·Castiglione，1688-1766年）于1750年被康熙敕封为三品官。
德国人苏纳（B·Diestel，1623-1660年）于1660年被顺治皇帝敕封为三品官。
葡萄牙人高慎思（J·dEspinha，1722-1788年）被乾隆皇帝于1756年敕封为四品官。
德国人鲍友管（A·Gogeisl，1701-1771年）于1746年被乾隆皇帝敕封为官。
意大利人闵明我（C·-F·Grimaldi，1639-1712年）于1688年被乾隆皇帝敕封为官。
奥地利人刘松龄（A·vonHallerstein，1703-1774年）于1753年5月5日被康熙皇帝敕封为三品官。
奥地利人瞿安德（A·Koffler，1603-1652年）于1646年左右被封为官吏。
德国人戴进贤（I·Koegler，1680-1746年）于1725年被敕封为官。
葡萄牙人安文思（G·deMagalhaes，1611-1677年）于1644年被任命为官。
意大利人潘廷璋（G·Panzi，1734-1812年）曾任六品官。
葡萄牙人徐懋德（A·Pereira，1689-1743年）于1727年居官。
法国人贺清泰（L·Pirot，1735-1813年）于1793年8月19日被康熙皇帝敕封为六品官。
葡萄牙人傅作霖（FelixdaRocha，1713-1781年）于1755年被乾隆皇帝敕封为二品或三品官。
葡萄牙人安国宁（A·Rodrigues，1729-1796年）于1793年8月19日被乾隆皇帝敕封为三品官。
意大利人毕方济（F·Sambiasi，1582-1649年）于1647年居官。
德国人汤若望（AdamSchall，1592-1666年）于1645年居官。
波希米亚人艾启蒙（I·Sichelbarth，1708-1780年）于1777年被康熙皇帝任命为官。
比利时人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8年）最早是于1678年被康熙皇帝敕封为二品官。
这种比例，与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科学文化素质及其影响，中国皇帝以及各级官吏对于法国传教士们的好感都很不相匹配。其原因何在呢？既然与法国传教士们科技文化水平无关，那就很可能是由于葡萄牙的保教权、法国对葡萄牙保教权的抵制，教廷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关了。
由于葡萄牙的保教权，17世纪末之前入华传教士们的名字都有点被“葡萄牙语化了”。直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耶稣会士“大举”入华（1698年）为止，葡萄牙语始终是中国传教区的“官方语言”。除了西班牙之外，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中，其他西方语言已基本上不使用，甚至包括法语和意大利语，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入华传教士人数比较多。1605年，利玛窦在致信于其罗马的教友们时曾写道：
意大利语使我感到了很陌生，我已经有30多年不再讲它了。如果我能够向你们用汉语、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交谈，那会更要容易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