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天平文化刘明翰陈月清
日本自推古女皇、圣德太子、迄圣武天皇和孝德女皇统治时期，曾积极推行模仿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以唐为师”（孝谦语）的政策。日本奈良时代，是古代文化的灿烂发展时期，佛教、建筑、文化教育、艺术和医学、科技等方面，在天平年间（729-766年）呈现出一派夺目的辉煌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极盛的“天平文化”。
曾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长的过善之助，在他着的《日本文化史·序说》中写道：“日本历史上文化的盛衰，常与这一时期和外国交通的盛衰有密切联系，与中国交通频繁时，文化也发达，交往中断，文化的发展也中断。”木宫泰彦曾指出：“日本人上古就经由朝鲜或直接同中国往来，逐渐吸取新文化，经过咀嚼和醇化，培育日本国有的文化，创造了特殊而优异的国风文化。”日本奈良时代正逢中国开元、天宝盛世，中华民族同大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各个领域的交流，达到空前的发展，是中日关系史长河上一座高峰。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不断地把中国的政体、法律、宗教、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以及文字、文学、教育、史学、地理、艺术、音乐、戏剧和数学、医学、科技、天文、建筑学、军事等传入日本。唐文化的引进，有如异花授粉，为在日本京都奈良盛开的天平文化之花增添了浓郁的芳香。
一、佛教文化的传播
中国的佛教在六世纪传入日本。大化改新以后，在朝廷支持下，佛教极其兴盛，大量汉译佛教经典传入日本。如传入日本法相宗的道昭从唐朝带回了后来元寺兴一切经的经论，日僧玄日方从唐朝带回了5000多卷经论等。718年（养老二年）10月，太政官告知僧纲，要求他向朝廷推举智德兼优的僧人，由政府给予表彰，可荐举有才干的学僧任僧官；在佛学研究中取得优异成绩者，可推举为“宗师”，政府拨经费资助各个寺院的佛法研究。设立各种公私写经所为学僧提供佛教经典章疏。天平时期的日本，已成为佛教国家。圣武天皇自称是“三宝（佛、法、僧）奴”，造佛、筑寺、写经、法式传授等成为国家的重要活动。抄写佛教经典成绩卓着，据查证，所抄经典中，知名的有：印度撰述的计1193部、4884卷，中国撰述的636部4218卷，共达1829部、9102卷之岁在日本，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学识渊博的僧人在经典的抄录和翻译中施展了才华。
日本的僧侣和佛教徒经常从事一些有利于社会的福利事业，也提高和增加了人们对佛教的崇敬。如普照提倡在道路两旁栽种果树，以供游人夏日避暑，饥饿、口渴时摘取果实食用；许多僧侣传播医术，为病人治病，各大寺中都设有施药等医疗设施。协助圣武天皇弘扬佛教的光明皇后，创设悲田院和施药院，负责对饥饿人群的照顾、施舍和对病人的医治，在人民中起到良好作用。
日本佛教中的各宗派也是从中国引进的。迄唐代，中国出现了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真言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开始形成。在中国的影响下，八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最早的以研究某一部或几部佛典为中心的佛教团体，这些团体开始称“众”。在《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大安寺和法隆寺等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等当中，都记载了三论众、摄论众、成实众、修多罗众、律众、唯识众、别三众……等学问僧团体的名称及提供给他们的钱数。以后，随着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不断传入和日本学者在研究中的重新组合与集中，逐渐形成了有“南都六宗”之称的六宗，即：三论、成实、法相、俱舍、俱舍、华户、律宗。在这六宗当中，成实、俱舍二宗本来就是独立的宗派，而分别依附于三论宗和法相宗。
三论宗，以主要研习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而得名。最初起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由隋末唐初的吉藏（549-623）正式创立三论宗。日本学术界认为高丽留唐僧人慧灌于626年（推古三十四年）正式将三论宗传入日本，他是日本三论宗第一传祖师，慧灌弟子留唐僧智藏是第二传祖师，归日后居法隆寺，智藏的弟子道慈被日本三论宗奉为三祖师，他701年入唐学习，“经律论多涉猎，益究三论之旨”。718年返日，盛传三论教义。至此，由法隆寺的智藏和大安寺的道慈把三论宗发展成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737年（天平九年），圣武天皇在宫中举办“最胜王经会”，敕道慈为讲师，把大安寺移建到奈良时，道慈把他在唐时绘制的长安西明寺图拿出来作为改建大安寺的样图，并受诏任造寺监护。道总被尊为是“三论为本，兼弘法相，真言等宗”的高僧。圣武天皇在诏书中道：“法师远涉苍波，核异闻广绝域。遐游赤县，研妙机于硕师。参迹象龙，振英秦汉，戒珠如满月，慧水似巨瀛。”三论宗在日本地位较高，传播广。
成实宗，亦称成实师，其经典《成实论》，在论证苦、集、灭、道四谛的框架内提出教说，主张人、法两空。天武天皇时曾提倡此宗，在一些传授三论宗的寺院兼授《成实论》。公元800年，太政官正式宣布成实宗附属于三论宗。
法相宗，亦称唯识宗，最初由孝德天皇时的道昭传入日本。道昭将从唐带回的经籍藏于元兴寺另建的禅院中，他还从事社会福利事业，“路傍穿井，诸渡储船”等，道昭是日本法相宗第一传祖师。道昭死后，其弟子曾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的智通、智达是第二传祖师。第一、二传均为“元兴寺传”，又称“南寺传”。在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曾奉敕赴唐，从智周学法相宗，归日后在兴福寺弘传此宗，此为第三传。日僧玄日方入唐亦师从智周，此乃日本法相宗的第四传。因第三、四传都以兴福寺为中心传法，故也称兴福寺传，又称“北寺传”。日本着名僧人义渊、行基均系法相宗，天平时期，法相宗是日本最有势力，传播甚广的佛教宗派之一。
俱舍宗的《俱舍论》介绍的是佛学入门的基本概念，是由道昭、智通、玄日方等自唐归日后传入，因附属于法相宗，虽盛行一时，但未形成大宗派。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之。华严宗的最后完成人乃唐朝僧法藏，因他被武则天赐号“聚首”，故华严宗亦称聚首宗。最早在日本宣扬华严宗的是唐日僧普照荣睿之邀而于736年（天平八年）赴日的洛阳大福先寺高僧道璿，他自唐带去很多《华严经》疏章。740年（天平十二年），日僧良辨奏请天皇敕召请新罗僧审祥赴日宣讲《华严宗》。日本学者认为自此为华严宗在日的正式创立，从入唐随法藏学华严宗的审祥是第一祖。良辨是该宗第二传。751年（天平胜宝三年），良辨被任为少僧都，翌年任东大寺初代别当后升为大僧都、僧正。东大寺是华严宗的中心道场。此外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元兴寺等，均为该宗研修场所。
日本的律宗的传入，前后有三传。653年日僧道光入唐学律宗后回国乃第一传。735年（天平七年）唐僧道璿赴日是第二传。唐高僧鉴真“六次东渡”于753年（天平胜宝五年）抵日，传播戒律，“扬名扶桑”是第三传。鉴真在日由于太上皇圣武和孝谦女皇的大力支持，隆重设坛授戒，广传佛法，鉴真被尊称为“日本律宗太祖”，其弟子法进、思托、如宝等为日本佛教的广泛传播做了突出贡献。他们皆兼天台宗，“南都六宗”是以后佛教发展的出发点。
二、都城和寺塔建筑
日本古代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及其周围的寺庙建筑，都是比较典型的唐式建筑。平城京的建造是奈良时代大规模输入唐文化的前奏曲，它揭开了天平文化的帷幕。
日本国古代时长期并无固定的首都，京城是在大和平原上搬来搬去。历代天皇都是在自己所建和居住的原宫殿中即位，处理政务。每逢天皇驾崩后，便要另迁京都，这种迁徙不定的都城当然不利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
708年（和铜元年）2月，元明天皇下诏，以中国唐都长安为模式营建平城京。诏书道：“昔殷王五迁，受中兴之号。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称。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平城京于710年建成，元明天皇乃迁入平城京。此后的六位头皇都以该京为首都，历时70余年，直至794年建成新都平安京。平安京仍然是以上长安城为样板建造的。
中国古代京城的建筑，迄唐代己成熟，而长安城的建筑，集中反映了中国京城建筑的成就。长安城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都市。它按全盘规划、周密设计，规模严整，气势宏伟。据考据，当时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米，周围约36．7公里。城内有明确的分区——皇室居住的宫城、衙署所在的皇城，以及一般市民居的坊里。城内系统化的街道和坊里何分分布，在当时各国城市的布局中是极罕见的。长安城街道中划出114个坊。
日本平城京的建造全盘仿效长安城的格局。平城京的城郭呈矩形，东西约40町（4．2公里）、南北约45町（4．8公里）。市内由通向南北的朱雀大路分成左京、右京。街道是棋盘式，左右两京分别按东西每隔4町由南北大路分割成4坊。南北每隔4町由东西大路划分成9条。宫城在城中轴线的北首。日本史学家称平城京是“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实际面积约为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平城京的宫殿和长安宫殿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同样都有宫城围绕，城内分成若干个以围墙和回廊环绕的长方形庭院。每个庭院都沿中轴线前后配置若干座主要汇殿堂左右以次要殿堂对称排列。日本宫城正门仿唐称为朱雀门，宫城正殿亦仿唐称太极殿。皇宫北面和唐皇宫一样有御用园林，长安的叫西内苑，平城京的称松林苑。在城东南角均有池，长安的称曲江池，平城京的叫五德池。平城京宫殿亦仿唐宫殿样式。中国园林是日本学习的对象。日本王公贵族多凿池引水，筑假山，广造园林，在山川湖海着名风景胜地建离宫别馆。为了便于政令通达，政府修建了从京城通向东海等地7条干道。
在佳宅建筑方面，日本也向唐学习，724年，为显示官员的高贵，凡五位以上官员的府邸均应翻改成瓦舍，并涂以赤白色。
日本的寺院建筑与中国的寺院布局有许多相同之处。平城京有七大寺，即从飞鸟故都迁至平城京的兴福、大安、元兴、药师四寺及新建的东大、西大二寺以及前代修建的法隆寺。日本国家兴办的东大寺及其卢舍那大佛像，是圣武天皇740年（天平十二年）发愿，于743年开始兴建，迄751年（天平胜宝三年）大殿建成，圣武、孝谦二天皇力图造大寺，保佑日本富饶繁盛。749年，孝谦天皇施给东大寺垦田100町，不久又诏令垦田可达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户，施奴婢400人，东大寺凝聚了佛教艺术的精华，为日本各寺院之最。
日本地方各国均建有“国分寺”，建寺自圣武天皇741年的诏令始建，由国司监造，进度较慢，迄770年（宝龟元年）才基本结束。当时全国的国分寺（庵）共达110所，占全国寺院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在平城京修建的唐招提寺，是鉴真完全按中国唐代寺庙的建筑格局设计并督造的。寺内的金堂是天平时代最美的唐代建筑式样，其正面的凸肚状列柱，四柱的美观屋顶，配合得当，代表当时最发达的技术。
天平时期寺院中塔的造型亦甚美。药师寺中的东塔共三层，看似六层，各层外沿大小交错，协调有序。法隆寺、兴福寺内均有五重塔，许多精美的建筑均是天平文化的象征。
三、大学寮与国学的设立
天平时期，中日人士频繁交往，唐文学也被移日本。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皇族、边官竞相学习唐人伤事诗、赋，尤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更为赞赏。贵族文坛上仿唐诗的唱和酬酢往来，蔚然成风。
751年（天平胜宝三年）日本汇编了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共收入了自天智朝至圣武朝64位作者的117首诗，其中以五言诗为多。主要作者是大津皇子、藤原不比等父子、丹墀广成、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大多是皇族、朝臣和僧侣，题材多为表现宫廷中的饮宴、仪礼、行幸、从驾、应诏等生活，着重为天皇歌功颂德，主要是仿唐诗的文采声情和技巧。《怀风藻》在日本的唐诗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汉文学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