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溪周凤平时言谈中频频引用陆游诗句这一现象可知，《剑南续稿》一定备受珍重。《文渊阁书目》卷二着录“陆放翁《剑南续稿》（一部十九册）、陆放翁《剑南续稿》（一部十册）。”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载：“《剑南诗稿》八十五卷（内府藏本），宋陆游撰。（中略）是以题其平生所为诗卷日《剑南诗稿》，盖不独谓蜀道所赋诗也。又称戊申、巳酉后诗，游自大蓬谢事归山阴故庐，命子虡编次为四十卷，复题其签日《剑南诗续稿》。自此至捐馆舍，通前稿为诗八十五卷。子虡假守九江，刊之郡斋，遂名日《剑南诗稿》（案遂字文义求顺，疑当作通名日《剑南诗稿》）云云。”因此，呋云瑞忻赠送的四十册、八十五卷本《剑南续稿》似同于《四库全书总目》着录的《剑南诗稿》。
（四）东传的其它中国典籍
1．康正元年三月十一曰：东岳又日，前度大明船来时，得南北演禽本，即出示之，盖卜书也。岳曰：“五家录中，佛鉴禽演，僧来上堂，有日柳土獐变成尾大虎。此语不审，前辈皆不知援据，此书中有此语也。”
康正元年即明景泰六年（1455年）。文中的“前度大明船”应该指宣德八年（1433年）明廷任命的以潘赐、高迁、雷春等为代表的使者团。《宣宗实录》卷一○三载：“宣德八年六月壬午朔，壬辰，遣鸿胪寺少卿潘赐、行人高迁、中官雷春等使日本国，赐其王源义教白金、彩币等物。初，太宗皇帝时，日本国王源道义，恭事朝廷，勤修职贡。道义卒，使命不通已久，上尝赐敕抚谕。至是，义教嗣爵，遣使道渊奉表来朝，并献方物，故遣赐等报之。”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此次的正使是内官雷春，副使是内官裴宽、王甫原、鸿胪寺少卿潘赐以及行人高迁。
一行于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初一日入京都，《看闻御记》同日条载“闻唐人今夕入洛，官人五人乘舆。骑马辈千二三百人云云。方方道场宿被点被置云云。”可见这次明使队伍声势之浩荡，据称“见物杂人群集数万人，希代之见物也。”初五日幕府将军足利义教隆重会见了明使一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明使带去的回赐品，这在《看闻御记》“永享六年六月五日”中有详细记载：“唐使室町殿参入之仪严重。申克参。官人五人乘舆，骑马辈杂人等六七百人。进物辛樻五十合。鸟屋十笼，鹅眼卅万贯云云。”而其中可能就有东岳澄昕手中的《南北演禽》一书。
演禽，占卜的一种。以星、禽推测人的禄命吉凶。其书有《演禽通纂》、《演禽图诀》等，而《南北演禽》不见《四库全书》等的着录。五家录即禅宗五家的语录，佛鉴即径山无准师范。史料中的“柳土獐”和“尾大虎（尾火虎之误）”都是二十八星宿的名称。根据东岳澄昕之说，“柳土獐变成尾火虎”之句一直不知出典，而在《南北演禽》一书中却有此语。
2．康正二年三月十六曰：外记又话近年自大明日书史会要者来，中载日本伊路叶，东福寺僧持之云云。
康正二年即明景泰七年（1456年）。外记指清原业忠（1409-1467），出生于明经博士世家，当朝着名的学者，也是相国寺的常客之一。
《书史会要》乃明陶宗仪所撰，九卷补遗一卷。辑录从上古三皇至元末书家小传及书论，是我国第一部权威性的书史着作。其中不仅记载了日本的假名伊路叶，在卷八“外域”中还记载了较多的日本书史资料。此外，在《补遗》“外域”中记有：“释中巽，字权中，日本人，书宗虞永兴。”“释中巽”即权中中巽，他在洪武元年（1368年）与绝海中津一起入明，曾任杭州中竺藏主一职。洪武五年（1372年），明使仲猷祖阐、无逸克勤出使日本之际，曾充任通事一度回国。根据陶宗仪的记载，权中中巽书法学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或许正是以上这几个原因，一本东福寺某僧持有的《书史会要》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以至成为话题。
3．宽正五年八月六曰：等持院梅室来，因话近时自大明宝镜三昧解释来。
宽正五年即明天顺八年（1464年），“梅室”即洛西妙智院的“梅室周馥”，生卒年不详，常以读书为乐，曾钞东坡诗名日《翰林残稿》，善讲《史记》并着有《史记抄》。桃源瑞仙在记禅师的遗事中写道：“心华院梅室大和尚，乃山名氏之华胄也。幼养细川氏故赞州太守之家。自尔以来自谓，已冒性为人之子，若出入其故家，则是事两父母也。盖誓无贰也。是以山名氏之门无足迹也。其行义可见，少折节困学，痛洗台阁之习，纨绮之心，自成大僧不吃放参，胁不沾席。凡无书不学矣，无学不精矣，尤长于易学。（中略）盖皆家学矣。贤首慈恩之教，能究其奥焉。至宗门语录以为己任。”
《宝镜三昧》是由唐代曹洞宗祖洞山良价所撰。而上述的《宝镜三昧解释》可能是指宋代云外云岫所作的注释《宝镜三昧玄义》。
（五）幕府的求书清单
宽正五年（1464年）七月十四日中有这样一条史料：“荫凉箴首座来问，就渡唐，自公方将乞书籍，有可录呈其名之命，不知日本未渡书，纵虽先来，最稀有者，何书可录呈耶。予日，当加思惟耳，后便记十五部送之：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兔园策十卷，同世南撰；史韵四十九卷，钱讽正初撰；歌诗押韵，杨咨编；遯斋闲览，陈正敏撰；老学庵笔记十卷，陆游撰；范石湖集，文献通考所载。此外杨诚斋文集、张舜民画墁集、挥尘录、宾退录、百川学海、三宝感应录、教乘法数、类说，此八部，予曾见一本，然不闻有别本，以为希矣。”文中的荫凉箴首座即益之宗箴，公方指当时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政。上述十五部书籍是在作遣明使表文之前应益之宗箴之请，瑞溪周凤专门开列的索书清单草稿。一个月后的八月十三日，在瑞溪周凤誊写的上呈明廷表文中，可以发现索书目完全没有变化，只是改为更简洁的“教乘法数全部、三宝感应录全部、宾退录全部、北堂书钞全部、兔园策全部、史韵全部、歌诗押韵全部、诚斋集全部、张浮休画墁集全部、遯斋闲览全部、石湖集全部、类说全部、挥尘录全部附后录十一局第三录三局余录一局、百川学海全部、老学庵笔记全部”而已。十五部书籍中，内典只有两部，而外学占十三部之多，可见日本丛林对中国典籍的需要程度。
对于上述请求，明廷全部照准。但是，正使天与清启在返回京都途中，为大内氏所袭，这批书或许落入了大内氏手中。因为足利义政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以竺芳妙茂为正使来贡时，除乞讨铜钱外，又请赐“佛祖统纪全部、三宝感应录全部、法苑珠林、宾退录全部、兔园策全部、斋闲览全部、类说全部、百川学海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学庵笔记全部”。但是这次明廷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只“命以法苑珠林与之。”
日本两次较大规模地提请明廷照单赠书，真乃惊世骇俗，史无前例。这种外事礼宾中回赐文献典籍，也许正是明代中国文献典籍东传的一个重要渠道吧。
（六）东瀛求书
两国的文化交流，往往是互通有无，你来我往，书籍的交流也不例外。在明代，一次规模较大的东瀛求书活动发生在洪武五年（1372年），主人公为明朝公使无逸克勤。这在《卧云日件录拔尤》的宽正五年（1464）八月六日中也有记载：“嵯峨宝光院，有大唐就日本求天台教诸释书。东溟曾出之，令伦有叙读之云云。”洪武五年五月，太祖命僧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等人出使日本，一是送日使还国，二是谕其来贡。其实，克勤这次出使日本，除了上述的政治目的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日本求取中国散佚的天台教典。详细书目在《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的后半部有记载：“今将天台教典籍散亡数目开其于后，南岳：大乘止观二卷、四十二字门二卷、无净行门二卷、三智观门一卷、（下同）次第禅要、释论玄；天台：智度论疏二十卷、弥勒成佛经疏五卷、观心释一切经义一卷、弥勒上生经疏一卷、仁王般若经疏二卷、禅门章一卷。（下去皆同）般若行法、杂观行、人道大旨、五方便门、七方便义、七学人义、一二三四身义、法门仪、禅门要晷、弥陀经义疏、金刚般若经疏；章安：八教大意一卷、（下同）南岳记、真观法师传；荆溪：止观搜要记十卷、涅盘后分疏一卷、授菩萨戒文、止观文句一卷、方等补阙仪。右具在前。洪武五年九月日，瓦官克勤具。”共计31部、67卷。
那么，作为天台宗僧的克勤为何会到日本求取散佚的本宗典籍？他在《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写道：“况闻天台之山，国之首刹，为其首者，必国族大姓，勤恃以为同宗之人，苟宜为我济事，则是天台宗人，能济两国之事，两国之君，必有以侍吾宗矣。勤又以此而不辞。列祖疏记，尝毁于五代，已虽观师来自高丽，亦多所未备，我往而询诸首刹主者，得奉以归国，后之读其书，而有必日，某书由某人得之某人而来，此又兴复教藏之功，不专于高丽观师矣。勤又以此而不辞。学教之人，久而不通，晚以我去而彼来，则澄、芿诸师之后，有所继矣，勤又以此而不辞。”诚如克勤所说，在历史上，中国向日本求取散佚的天台教典，可以追溯到吴越国钱弘俶（929-988）的时代。广顺三年（953年）吴越国使者蒋承勋赴日，带去钱弘俶以及国师德韶的求书信函，同年七月，日本天台座主延昌应德韶请，派日延随蒋承勋来华，送归佚书500卷。六年后的建隆元年（960年），钱弘俶再次遣使往高丽、日本求取天台佚书。翌年，高丽僧人谛观携佚书入吴越国。
克勤也有可能是受到这次着名的吴越国海外求书事件的启发，刚好利用这次出使日本的机会，以求取本宗散佚之典籍。值得一提的是，克勤在向承胤法亲王致函求书时，还送上自己旧藏的、出自宋代名匠之笔并由虚堂智愚（1185-1269）题赞的天台圣像一轴。最后还附上“疏记未全之目，具以别楮，悉望检内，待命海滨，瞻企极切不宣”。
关于这次求书，其它文献数据中很少记载。因此大致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因私求书，不是官方行为。但是，在日本却反响很大，以至在将近一个世纪后还被五山禅僧津津乐道。
求书信确实被送至了比睿山，这在尊圆亲王（1298-1356）编的《门叶记》卷二六“门主行状”三“后青龙院宫尊道”中有详细记载：“同（应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唐土教僧金陵瓦官寺住持克勤送书。日本僧椿庭海寿多年在唐归朝之次，克勤同船云云。近日入洛，圣教目六唐朝欠书也。注之送之，自日本可写给云云。希代之珍事，犹不相应欤。又天台大师真影一铺送之，虚堂禅师铭云云。”这次求书有没有成功，不见文献记载。但是，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以佛书有遗帙，命宗泐引徒三十余人往西域求之，三年得《庄严宝王》、《文殊》等经还朝。姚广孝和宗泐使天竺取经回朝诗：昙花瑞现传天界，贝叶文翻进帝宫。”不知宗泐的这次西域求书与克勤的东瀛求书有何瓜葛或渊源就不甚明了了，谨记此史料以供参考。
三、结语
上文仅以瑞溪周凤的汉文日记《卧云日件录拔尤》为例，就中日书籍交流作了探讨，可以发现，在明代的中日书籍交流中，政府出面向明廷求书是典籍东传的主要渠道，但也不能忽视明廷方的主动赐予、入明僧的个人购买、友人间的相互馈赠等方式。同时，向日本求取佚书也是应该值得注意的动向。在周凤的日记中，虽然既没有涉及洪武五年求书的最终结果，也没有提到其它的明廷访书或者日籍西渐，但明代日本汉籍的回流实不在少数，有些作品不仅得到了明代文人的极力赞赏，还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