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使人怀念当年的鲍叔牙和管仲。《铁网珊瑚》卷一。林常《泉州两义士序》：“昔管夷吾少与鲍叔牙游，以义相尚。尝为贾分财利，多自与，鲍不以管为贪，知其贫也；尝三战三走，鲍不以管为怯，知其有母也。管仲尝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鲍知其贤，荐于齐桓，用为相，遂霸诸侯、服夷狄。春秋既传其事，照耀简册，而后世以管、鲍为美谈，至今传诸人口，不泯泯也”；“虽然，人之大伦，朋友居一，不患人之不能交，惟患其交而不能久，久而此心不移者为难。君子慎终如始，此全交之道也。”而管仲之“服夷狄”，与“两义士”之得到“诸蕃”称赞，又有相似之处。《大全集》卷一○《泉南两义士歌》：“义风久已动殊俗，椎结相见知钦尊。我闻同气有争利，阋墙往往隳家门。及看结交喜岁晚，盟盘未撤渝情恩。管鲍居贫乃共济，余耳得势终相吞。如兹二子古亦少，简犊可使他年存。作诗为继王子传，薄俗视此应堪敦。”《铁网珊瑚》卷一。王彝《泉州两义士传》：“余读周书《王会篇》，夷之国众矣，而皆纳贡周邦。孔子，周人也，欲居九夷，然未往也。今孙、陈氏以商贾往，且犹义动乎彼，岂其读古圣王书、慕义而行之耶？不然，何其居夷而能若是也？古语云：放之东海而准；余于孙、陈氏见之矣。”
话说回来，在职业的分划上，“两义士”毕竟属于“四民”中的“商”。因此，两者间存在的“义”，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九谢徽《泉南两义士传识》：“昔者先王之世，人有恒业，士、农、工、贾列之四民。农以资稼穑，工以利器用，而贾以通懋迁，惟士也，若无所职于其间，盖其服勤乎诗书，周旋乎礼乐，出入乎仁义而被服乎忠信者，殆农、工、贾之不类，然亦不能不与之而俱化也。自先王之教不行，农失业于稼穑，工失业于器用，而贾失业于懋迁，夫士也，于诗书礼乐之化、仁义忠信之泽，亘百世而不可易者，亦相率而丧其所守。噫！四民失其业，可胜叹哉！今观孙、陈氏二子之事，有不能不为之慨然者矣。夫二人者，皆以贾为业，然皆能以古道自处，不屑于货利而惟义是图。至使遐陬海壤、文身雕题之俗，乐闻其风，皆以义士称之；贤士大夫与之游者，亦皆喜谈而乐道之，抑何以致多如是耶？岂非去古既逮，先王之教几绝，有能笃古道于寂寥千载之余，君子予之，唯恐其或后欤？故夫四民各专其业者，分之常也。昔也，士之业，农、工、贾能为之；今也，农、工、贾或未失其业，而士之业，乃并与其心而失之。农、工、贾失其业，不害其为农、工、贾，士而失其所守，其不为农、工、贾之所鄙也几希。”
“两义士”都是“人物”的爱好者，特别是陈宝生，其所筑春草堂，又因多有墨宝的收藏，成为文士乐意驻足留神的处所。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四上：“嘉兴王廷槐藏张长史《春草帖》，亦在严分宜家，变幻神奇，无忝草圣之目。右卷白麻真迹，尝入宣和秘府，宋、元人题名并跋甚多。元季，藏吾乡陈彦廉家。彦廉构春草堂，人多诗之，而云林子（倪瓒）为之图。成化间，复归曾伯祖维庆府君处安，里筑兰香、春草二堂，亦纪实也。”《耕学斋诗集》卷八题《倪云林所寄陈彦廉春草轩图》：“彼美陈征士，幽居惬素心。字临张旭帖，诗咏孟郊吟。彦廉所藏张旭帖。老圃秋花瘦，闲庭春草深。写图并琢句，持寄自云林”。《清闳阁遗稿》卷六《春草堂》：“是日，袁君子英（华）同集轩中。（壬子（洪武五年）正月五日也。）春草轩中隐几坐，中有袁髯闲似我。欲浮清海狎群鸥，拟向鸱夷借轻舸。二月水暖河豚肥，子苦留我我怀归。半铛雪浪熏香茗，扫榻萧条共掩扉。麝煤茧纸高粱笔，宝绘珍题品神逸。洗涤古玉龙眠池，临榻奇踪净名室。红蠡卷碧春归酣，槟榔蒌叶嚼香甘。夜阑更鼓湘妃瑟，笙磬同音咏雅南。别君此去何草草！山为回旋海为倒。令威白鹤会重来，世人胡为易衰老？”
“彦廉所藏张旭帖”，也就是所称的“张长史《春草帖》”。《清闳阁遗稿》卷一一《题唐张长史春草帖》：“右张长史（旭）（草书）《春草帖》，锋颖纎悉，可寻其源，而麻纸、松煤古意溢目，真足为唐人法书之冠。晋迹不可复见，得见此迹，其亦希世之珍乎！颜平原（真卿），书家之集大成者，犹言杜书、韩文、张法，亦出于此也。因与袁君子英（华）获观陈彦廉氏，赏叹竞日。壬子人日题。”张适《甘白先生集》卷文四《题张长史草书春草帖》：“昔人评张长史草书，虽奇}圣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今观陈彦廉氏所藏春草帖，信然。彦廉尝作堂，奉其母节妇庄甚孝，颜其堂日春草。适得此帖于他方，与名堂之义相符，岂因孝感而致然欤？抑物各有所遇而偶然欤？他日，有子若孙，因是帖也而思，与堂符名，则油然而兴夫孝思，自不能不以此帖为宝藏也。”都穆《寓意编》：“《张长史帖》云：春草青青千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白麻纸真迹，尝入宋秘府，宋、元人题名并跋甚多（元季，藏于吾郷陈彦廉家；彦廉尝为构春草堂，人多诗之。今归嘉兴王廷槐长史，余同县人。余平生阅唐人墨迹凡十数卷，长史书所见，惟嘉陵帖及此而已。宛陵，余窃疑其非真；若此帖者，当为唐人法书第一，信奇宝也）。”
除外，于陈宝生家所见，尚有道士张雨的真迹。《王常宗集》卷续补遗《跋张贞居自书帖》：“张雨生东南，以工书善诗为道流，一时学士大夫，若赵文敏（孟俯）、虞文靖（集）、黄文献（溍）诸公，多与之游，乃不得入传，或者疑之。然丘处机、八思马之徒，在其太祖、世祖时，大抵皆以功业显。故释、老氏有傅，盖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则夫雨之可传，正不在此。余甞执笔从史官，得预是议。今观雨自书杂诗于温陵陈寅生家，词翰之妙如是，自当与赵、虞诸公诗集并传也。洪武壬子秋八月，稽岳王彝识。”《续书画题跋记》卷八张羽、姚广孝《跋张贞居杂诗册》：“张贞居（张雨）平生慕米南宫之为人，常为着《中岳外史传》。故其论议襟度，往往类之，独其诗句字画，清新流丽，不蹈南宫狃}圣怒张之习。盖非独其学问使然，亦由贞居寄迹方外，不为声利所累，而又居东南形胜之邦，获见故都文献之懿，优游林壑，以养其真气，故其发于词翰者如此。今去贞居二十余年耳，使人望而企之，若古仙人，可胜叹哉！友人陈彦廉氏得其翰墨二帙，皆平生得意作也。余家与贞居世契，展咏之余，益增感旧之思云”；“张贞居词翰俱清逸，飘飘然如骖白鸾游霞乡，自非有仙风道骨者不能到。唐之羽流中，杜光庭辈，讵足尊美于前哉？彦廉宜宝之。”
以上张雨真迹，正是陈宝生好友士人袁华所赠送。《续书画题跋记》卷八张昱、释无为《跋张贞居杂诗册》：“右《硐阿杂诗》墨迹五十五首，乃张贞居词翰最得意者，亦自慎重，不轻示人，观其小序可见。虽然，非子英（袁华）之知贞居，不能久藏至。今非彦廉之好古博雅，亦不能得子英之割赠所爱，以交谊之笃而归诸春草堂，可谓得其所矣。”“子英袁先生与贞居友善，书此以赠，又于卷末书曰：勿示不知我者。子英以彦廉博雅，故出而与之。卷后题曰：彦廉惟与余同志，故割爱与之。虽然，贞居非至交则不出，袁先生非知己亦不与。彦廉既得，每为珍玩晨夕。余初学书，即知有句曲外史为浙之擅名者，虽急于采其规格，而世甚鲜有及。间获观数帖，率皆真迹。其于运腕指用纸墨之妙，诚超于众，能而成家者也。以之才气，则并于苏、米词或有过之者。故一时名重朝野，得片纸如宝珠璧，岂偶然哉？”《凫藻集》卷四《跋张外史自书杂诗》：“贞居始学书于赵文敏，后得茅山碑，其体遂变，故字画清遒，有唐人风格。诗则出于苏、黄，而杂以己语，其意欲自为一家也。近代浮屠之名能诗与书者虽众，然亦不能两美，况道流之久乏人哉！此其自书杂诗也，古律行草，各臻其妙，宜子英之慎与，而彦廉之喜得矣。”
在中古时代中国士人的观念中，商贾决非社会的“良善”之辈。对此，有元也不例外。唯利是图，缺乏恩信，就是其普遍的形象。方回《桐江续集》卷一四《留杭近三年，得去赋，不可不出城》：“巧伪以为生，语无一可信。妇女狐媚繁，商贾狙诈竞。”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三《商妇吟》：“嫁夫嫁商贾，重利不重恩。三年南海去，寄信无回言。”这样的群体，自然勿遑与之谈论“君子之行”、“圣人之学”。贡师泰《玩斋集》卷一○《韩妙静墓志铭》：“夫人（韩妙静）正色曰：商贾趋利以求富，君子学道以立身。君能洁己治人，贫庸何伤？郎中（朱居仁）感其言，所至行益力、名益着。”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四《修齐堂记》：“余视阊关之居，皆货财之亭，而其人皆立五方商贾之人也。日出而蚤营，日入而未息。所与言者，皆锥刀之末，干没之计也。与之语身修，则日衣被文绣耳；与之语家齐，则日峻宇雕墙耳；乌知吾圣贤大学之道哉？”然而，《泉州两义士传》卷宗却为读者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商贾形象。这不能不令人感受到当时社会风尚的转变，不能不令人不感受到在“世道寝微”的同时“义、理”思想的推广。这应了许衡数十年前的预想，《鲁斋遗书》卷一三《国学事迹》：“士君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
从《泉州两义士传》卷宗中有故意“拔高”嫌疑的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到这些作者的理想色彩和异乎寻常的情感。《王常宗集》卷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余读周书《王会》篇，夷之国众矣，而皆纳贡周邦。孔子，周人也，欲居九夷，然未往也。今孙、陈氏以商贾往，且犹辶重乎彼，岂其读圣王书慕义而行之不然，何其居夷而能是也？古语曰：放之东海而准；余于孙、陈见之矣。”《铁网珊瑚》卷一。林常《泉州两义士序》：“余每怪世之人，不以义处，而以利趋，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同居之际，暂相愿慕，同饮食笑语，暂相追逐，拜父母、托妻子，倾心腹、露肝胆，指天地神，为誓生死而骨肉者，疑若可信。及至势穷，则好绝利尽，则交疏，一有毫鬟利害，则付之茫然，略不相顾，甚乃反相贼害者有焉。其愧于孙、陈氏者，多矣。”就中也包含其与陈宝生本人的友谊，实际上，显然有人接受过馈赠，如袁华。《耕学斋诗集》卷七《谢陈彦廉惠绵》：“我耕且学居岩阿，两鬓刁骚奈老何！短布单衣才掩肝，饭牛扣角病身多。楚夷抚巡江上屯，三军皆如挟纩温。古来壮士树名节，感慨能忘一饭恩？”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卷宗的成作，乃是这位收藏者成功结交士人的成果。
值得注意，陈宝生家庭的所在地，前后有三：泉州，海盐，昆山。后二者，严格地说，分别是同为外贸港口的澉浦和太仓。而海盐，还是后世陈氏子孙的繁衍地之一。张宁《方洲集》卷一五《秦溪陈氏宗谱序》：“先世居澉浦城，尝为梯航商涉外域。洪武初，禁海，文德公徙居茶溪金粟里，遂家焉。久而不衰，流派繁衍，自文德子仲真，皆隐迹弗仕。至仲真，生四子：长士杰，以高寿得官服；次仲和，号松庵，析为东西派；次邑庠弟子员士华，次士信，皆蚤世。”所称的“文德公”，应该是“二义士”之一陈宝生亦彦廉的子侄辈。而本人，可以断定，在经历了“迁谪”凤阳后的洪武九年仍然健在。《续书画题跋记》卷八《题张贞居杂诗册》：“洪武丙辰秋九月，彦廉自凤阳还。十有九日，夜宿春草轩，复出此册。同观、题者，自鐡崖先生以下，凡十五人，存者惟八人耳。抚卷不胜黯然。汝易袁华识。”至于其自杭州外港澉浦移居苏州外港太仓，可以看出张士诚占据浙西后这二个中心城市的地位转换。即如李祁《云阳集》卷七《横塘旧隐记》所云：“盖尝观夫世之商贾货利者，远去乡邑，行数十郡县，而得善地焉，以为可以遂其贩鬻之私，可以济其贻后之计。于是，遂舍其旧而图其新者，此商贾之常情也。”
最后，相关本课题的先前成果，不得不提到陈高华先生《元代泉州舶商》一文。事实上，除了不曾提到《泉州两义士传》卷宗外，几乎引用了所有文集和笔记的相关数据。对于多数结论，笔者非常同意，如：“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泉州为色目义兵所占据，连年内谟，战乱不息，海外贸易也必然遭到破坏。王彝作传时，孙、陈二人已移居太仓。太仓是元代新兴的一座海港城市，当时在张士诚控制之下。张氏割据一方，优待地主，所控制的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安定。有些苦于战乱的泉州舶商迁往太仓，以求保护，这是自然的事”；“陈宝生得到黄公望的《天池图》，曾求高启赋诗其上。可见二人之间关系相当密切。”然而，其中仍然有所遗憾，即以“泉州舶商”冠于陈宝生之前，似乎显得不够缜密。至于“黄公望的《天池图》”，《凫藻集》卷四《题天池图小引》：“吴华山，有天池石壁。老子《枕中记》云：其地可度难，盖古灵壤也。元泰定间，大痴黄先生游而爱之，为图四三本，而池之名益着，此为其弟子李可道所画，尤得意者也。温陵陈彦廉得之，求余赋诗其上。或云：此庐山天池景也。余未有以辨，然旧见别本张贞居（张雨）题之首句云：尝读《枕中记》，则亦以为华山池矣。前軰言贞居与大痴数同游于此，则其言信可征，初不必舍此而取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