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明，圆仁和尚一行一进入登州，就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和格外关照。赤山法花院“众僧共来慰问”，州使“运日本国朝贡使粮七十石来”，这反映了众僧和登州地方政府都对日本遣唐使及圆仁一行表现出了真诚和友好。
唐开成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圆仁和尚一行准备启程去朝拜五台山。“斋后，（登州文登县）县令、胡主簿、郑主簿等共数十人人寺来，相看慰问，具说远来留住之本意”。
圆仁和尚一行在赤山法花院学习求法近一年，临行前，登州文登县令率领县衙十多人前来慰问，并希望圆仁和尚一行能够再次来到赤山法花院。这既反映出登州地方政府对日本人的友好态度，也说明了圆仁和尚一行在赤山法花院期间与当地政府官员和百姓相处融洽，
离开赤山法花院，圆仁和尚一行踏上西行朝拜五台山之路。
唐开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从（文登）县行卅里到招贤馆宿，知馆人（驿站的管理人员）高怒（恕）在馆中住，作主人殷勤”。
三月一日，到达登州蓬莱县境内的“孙花茂宅断中，不报，直入宅里，得主人怪。但主心殷勤”。
三月二日，“牟平县（属登州）至登州，傍北海行，比年虫灾，百姓饥穷，吃橡（指橡子，橡树结的果实）为饭”。
三月三日，在登州蓬莱县“参见使君（县长官尊称），邀上庭里啜茶。使君手书施两硕米、两硕面、一斗面油、一斗酢（醋）、一斗盐、柴三十根，以宛旅粮”。
三月六日，在登州，“当州（指登州）军事押衙王长宗布施一头驴，以宛驮粮”。
以上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三月二日的记载里，圆仁特别记下了：“牟平县至登州，傍北海行，比年虫灾，百姓饥穷，吃橡为饭。”在这样的饥荒之年，百姓饥穷，吃橡为生，可无论是登州各县的普通百姓，还是地方官员都给予了远道而来的圆仁一行以超过亲人般的关照，甚至当圆仁和尚一行到达福山境内，“不报，直入宅里”，引起宅主误会不满时，宅主仍“主心殷勤”，给予圆仁和尚一行殷勤的款待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这足见登州人民对外友好的博大胸襟。圆仁和尚在唐开成五年三月五日给登州蓬莱县使君的答谢书上说道：“圆仁是外藩庸僧，何敢当此仁惠，实难销谢，但增悚愧”，“幸沐仁德，特垂慈流。”登州人民在自己都填不饱肚子，忍饥挨饿的情况下，无私地款待一位素不相识的外来客人，不用说以慈悲为怀的圆仁和尚，就是铁石般心肠的人，也会为登州人民的这份情谊而感动落泪。从日本圆仁和尚这一笔笔发自肺腑、具体而充满真情的记载中，使我们看到了圆仁和尚一行当年在登州受到中国政府及民间的热情接待和无私帮助。圆仁和尚一行一踏上登州的土地，政府官员和民间百姓不仅争相看望慰问，送米赐饭，而且在遭受灾害、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仍给予了圆仁一行起码的生活保障和无私的帮助。登州人民用自己的真情谱写了中日人民友好交往史上的光辉篇章，架起了中唐时期中日友好往来的坚实桥梁。
三、登州是中日贸易的重要基地
唐朝时的登州，由于得地利之便，成了中国北方沿海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品集散地，登州许多的港口，也就成了对日贸易的重要基地。
唐王朝与日本遣唐使的往来，实际也是一种变形的官方贸易，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就是一个庞大的贸易使团，遣唐使成员携带的大量物品大多在唐朝的京都和进出中国的口岸市场进行销售和交换其他物品。唐朝廷也回赐给遣唐使成员大量物品，通过朝贡、回赐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实现了唐日之间的官方贸易。需要说明的是，回赐给遣唐使成员的物品并不都是在京城里得到的，许多时候是由出入境所在的州府“州官准敕给禄”，这也免除了由京城到港口之间的货物运输之劳苦。登州既然是遣唐使的主要通关口岸，也就有责任“准敕给禄”，按朝廷的旨意发给遣唐使成员物品，这也有利于登州物产对日本的宣传和交流。
日本遣唐使团人数多的达五、六百人，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记载了最后一次日本遣唐使的一些情况：日本遣唐使来中国时有四艘船，海上遇飓风毁了一艘，实际到达中国的只有三艘（四艘船共650余人，有一艘船遇难，140人未入唐，登陆人员约390余人，其余人员可能是水手和杂役）。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三月十七日，日本遣唐使返国时，就一次雇佣了九只新罗的民间商船，“其九只船，分配官人，各令船头押领。押领本国水手之外，更雇新罗人谙海路者六十余人，每船或七或六或五人”。日本遣唐使团返国时，像圆仁和尚这样一些人留在了中国的，归国时人少了，反而又雇了九只新罗的商船（新罗的商船比日本遣唐使船小一些），这只能有一个答案，这就是回国时带的东西多了，遣唐使团在中国得到了大量的回赐物品，或自购了大量的物品。
这九艘船在登州的停留情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也有记载：开成四年（839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登州乳山西浦，圆仁和尚闻一百姓云：“昨日从庐山（指登州文登县境内的卢山）来，见本国（指日本国）朝贡船九只俱到庐山，人、物无损。”七月二十一日，圆仁和尚在登州赤山法花院闻“本国相公以下九只船来，泊此赤山浦”。八月十三日，“闻相公以下九只船在青山浦（在赤山浦附近），更有渤海交关船同泊彼浦”。去日本的船只和渤海国入关的船只一同停在登州青山浦。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日本国朝贡使船准备归国至少在登州境内呆了三个多月时间，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消费，这么多物品在这里交换和中转，必定带来登州对日贸易的繁荣。圆仁和尚归国时，乘坐新罗人金珍的船队也是在登州沿海的码头呆了三个多月里，圆仁在日记了虽然只提到了“七月二十一日，到登州界泊船。船上众人于此籴粮，拟从此渡海”。去日本的船队在登州界够买粮食，是仅仅满足旅途所需，还是有粮食销往日本，这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这至少说明了去日本的船队在“登州界泊船”期间，必定要进行大量的与唐日贸易有关的活动，这就必定推动了登州的对日贸易。近日，笔者从蓬莱市政府得到这样的信息：“在登州海道内出土过大量珍贵的瓷器文物。有唐朝长沙窑褐彩贴花执壶，有唐朝磁州窑瓷罐，这些瓷器当年就是从登州港装船出发，走出国门，远渡重洋。”这些唐朝瓷器在登州港出土，说明了中国南方及内陆地区的货物也在这里出海。在登州港出海的货物，应该说主要是运往朝鲜、日本诸国，这也充分说明了登州港在唐代对日贸易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终止遣唐使以后，唐、日、新罗的商人取代了遣唐使在中日商贸往来中的主导地位。《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也记载了从事唐日贸易的唐商、日商及新罗商人的一些情况。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九日，圆仁和尚在楚州“得苏州船上唐人江长，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书云：五月十一日从苏州松江口发往日本国。过廿一日，到莱州界牢山（崂山）。书中又云：春大郎、神一郎等，乘明州（今宁波一带）张支信船归国也。来时得消息，已发也。春大郎本拟雇此船归国，大郎往广州后，神一郎将钱金付张支信讫，仍春大郎上明州船发去。春大郎儿宗健兼有此物，今在此船”。
这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在江浙和山东半岛一带做国际贸易的既有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也有唐人（江长、张支信）和日本人（春大郎、神一郎，神一郎即神御井）；二是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非常活跃，贸易范围遍及大唐的沿海诸州，已向南延伸到广州一带；三是在江浙一带经商的商船不从苏州松江口横渡黄海直发日本，而是北上山东半岛，从登州出海。后来，圆仁和尚搭乘新罗的商船，从登州赤山浦出发回到了日本。这既说明了当时中、日、韩三国都有人员从事中、日海上国际贸易，也说明了山东半岛沿海口岸辐射的贸易腹地很大，登州既是当时中国的主要通关口岸，也是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唐代在登州从事中日贸易的新罗商人，不能不提到张保皋。
中国关于张保皋的史料，最早的当为唐代着名诗人、文学家杜牧的《樊川文集·张保皋传》，后来的《新唐书·东夷列传》的记载和杜牧的记载基本一致。张保皋是新罗人，在唐军里做官，公元828年，张保皋回到新罗，同年4月，拜见了新罗国兴德王，并对兴德王说：“清海（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郡），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张保皋向新罗兴德王请求了万人兵卒，镇守新罗西南莞岛清海镇附近的海面，有力地打击了贩卖人口的海盗，也确保了海路贸易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张保皋利用控制新罗国西南海上的优势，发挥自己对中国情况熟悉的特长，开始从事利润丰厚的唐日贸易。他动员和组织了在中国大陆，特别是登州沿海一带的新罗侨民，在赤山浦建起了中日韩三国贸易基地，并在登州赤山建起了赤山法花院。他派交易船到赤山，买得唐物，并将唐物运往日本交易。关于张保皋从事中日贸易的情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也有记载。
唐会昌五年（845年）九月廿二日，“张大使（指张保皋）天长元年到日本国，回时付船却归唐国”。
这说明了张保皋亲自往来于唐、日之间。张保皋所建的登州赤山法花院里就有不少僧人到过日本，法空闍梨（黎）“曾至本国（指日本），归来二十年”，信惠“住日本国六年”。这些曾往来日本的僧人，应该也曾是张保皋从事的唐日贸易的重要帮手。
据日本刊行的《续日本后记》记载，日本承和六年（839年）十二月，张宝高（即张保皋）自唐贩运大批商品至太宰府“交关”，太宰府认为他不是新罗国的正式使者，不予接待，令其离境。太政大臣接到报告后，指示太宰府，在其离境之前宜按旧例给予粮米优恤，并准其将随身物件出售。
这既说明了张保皋在从事中日贸易，也说明了当时的日本朝廷对新罗人从事的唐日贸易是默许和支持的。张保皋死后，在日本仍有大量的“唐国货物”，并引起日本朝臣的关注。《续日本后记》记载：
承和九年正月二日，“是日，筑前国守文室朝臣宫田麻吕取李忠（李忠，张保皋的贸易使者）等所赍杂物，其词云：宝高（指张保皋，同名异译）存日，为贸唐国货物，以絁付赠，可报获物，其数不少。正今宝高死，无由得物，实因取宝高所赍物者”。
这都说明了张保皋所从事的唐日贸易在日本有着很大的影响。张保皋几乎垄断了当时的唐日贸易，被称为“海上王”，而登州赤山浦作为张保皋唐日贸易的主要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之后，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中日间的航线逐渐南移至江浙闽一带，但登州在历史上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