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鸣
登州在山东半岛东部，是如意元年（692年）设立的，辖今烟台市的大部分县市区和威海市的全部县市区，登州州治开始在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神龙三年（707年）迁至蓬莱县（今蓬莱市）。隋唐时期，日本朝野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唐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日趋频繁，大批日本的使者、僧侣、学者及商人来到中国，或学习中国文化，或开展商贸活动。当时，登州既是日本进出中国大陆的主要通关口岸，是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对日本贸易的重要基地。
一、登州是日本进出中国大陆的主要通关口岸
隋朝时期，日本共派出了四次遣隋使，每次都是沿着他们自己开辟的北路来中国。唐初，日本遣唐使走的也是北路。“北路（新罗道），这是遣隋使和初期的遣唐使经由的路线。从（日本）筑紫-壹岐（岛）-对马（岛）-济州岛，经北济（后并为新罗）-横越黄海-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靠岸上路。从这儿走陆路，经青州-兖州-曹州-汴州-（开封）-洛阳，最后到达长安，回国时仍按原路返回”。
遣隋使和初期的遣唐使从朝鲜半岛进入中国山东半岛的具体路线有两条，“从瓮津半岛直接横越黄海以达山东半岛的尖端部分，或者是沿着朝鲜的高句丽所属的西海岸北上，从辽东半岛的尖端经庙岛列岛，到达山东半岛的登州附近，以后则由陆路去长安”。瓮津半岛在今朝鲜境内，属朝鲜黄海南道瓮津郡。也就是说，日本遣隋使和初期的遣唐使到中国来，是沿朝鲜半岛西海岸线北上，到达瓮津半岛后，或继续“循海岸水行”，经庙岛列岛进入山东半岛登州府所在地蓬莱县，或横越黄海直达登州所辖的东部县区。
唐朝时期，日本共派出十九次遣唐使，实际到达唐朝的遣唐使是十五次。“早期的五次遣唐使……往返多循北路”，后期的遣唐使虽多走扬州一带的南路，但有时也经过山东半岛，如第十二次遣唐使即从“登州登陆”，第十八次遣唐使“曾在今乳山、文登、荣成海岸停泊数日”。
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分析了为什么遣隋使、遣唐使“多循北路”的原因：“去路和归路原则上都是走历来走熟了的北路，这条航路虽然费一些时日，但是最安全。”虽然有时也走南路，是因为当时日本和新罗的关系趋于紧张，不得不走南路。走南路直通扬州，“可以缩短时日和距离……是一条最危险，遇难率极高的航路”。
日本遣唐使多走北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日本的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的落后。藤家礼之助在分析了走南路遇险原因后指出：日本“造船技术如此拙劣，无疑是遇难频繁的一个原因，而更深刻的原因还是航海技术的幼稚”。说明了当时日本的船只和航海技术还达不到安全走南路的条件，这就突现了山东半岛东部登州在隋唐时期作为日本与中国交往桥头堡的重要地位。
日本史书的记载也证实了日本遣唐使及日本僧人、学生往来日、唐之间也是路经山东半岛的登州。日本文武天皇四年（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三月，道照和尚物化，天皇甚悼惜之……初，孝德天皇白雉四年，（道照和尚）随使入唐……于后随使归朝……及至登州，使人多病，和尚出铛子，暖水煮粥，遍于病徒，当日即差。既解缆，顺风而去”。
这里提到的道照和尚是随日本的第二次遣唐使入唐的。日本养老七年（公元723年，唐玄宗开元十一年），“本朝学生阿培仲满，便奏得入朝，请取渤海道归朝。天子许之，给船粮发谴。十年三月，从登州人海”。日本天平宝字五年（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八月，“迎藤原河清使高元度等至自唐国。初，元度奉使之日，取渤海道，随贺正使杨方庆等，往于唐国”。
这里提到的藤原河清是日本的第十一次遣唐大使，来唐时走的南路，高元度是日本的第十二次遣唐大使，走北路“取渤海道”。
渤海道，即《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也就是说，这里提到的日本使者、学生往来中国走渤海道，都是路经朝鲜半岛，从山东半岛登州进、出中国的。《日本书纪》和《续日本书纪》不只几十次地提到日本使者、日本僧人及学生往来日、唐时，或与新罗人结伴而行，或搭乘新罗人的航船，虽没提到从何地进、出中国，但既有新罗人结伴而行，或搭乘新罗人的航船，应该肯定的是“取新罗道”，即“取渤海道”，走北路经山东半岛登州进出中国。
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还记载了多为新罗商民往来的航线，即由登州东部沿海横渡黄海直达新罗海岸，再由新罗到日本。
唐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十七日，日本圆仁和尚给新罗国清海镇张保皋大使的一封信中提出：“求法以后，却归赤山，从清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郡）转向本国（指日本国）”。赤山，即赤山浦，今荣成市石岛湾，唐代属登州文登县。这可以看出登州的赤山浦是当时中日往来的主要口岸。
日本遣唐使及往来中国的其他日本人士之所以从登州出入境，是因为登州是唐代对外往来的主要通关口岸。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记：“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当时国家对外的通关路线主要有七条。其中海路有两条，一条是“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即到高丽（即后来的新罗）、渤海国（唐朝时，渤海国在今丹东、长春、哈尔滨以东，包括今朝鲜，俄罗斯部分疆土）的路线，是从登州出海的；另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海到南洋诸国的。前面提到，中日之间的往来也是“登州海行”，“取新罗道”。这一点，我们从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中再次得到了证实。
唐会昌五年（845年）七月三日，圆仁和尚一行本想从楚州（今江苏淮安）“过海归国”，却被楚州地方官拒绝，说“当州（指楚州）未是极海之处”，“须递到登州极地之处，方可上船归国”。不仅如此，日本人在楚州停留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楚州所属山阳县县令还说：“准敕递过之人，两日停留，便是违敕之罪”；“薛大使、刘译语意欲得钩留在新罗坊里置，从此发送归国，缘州、县不肯，遂苦留不得也。”说负责帮助联系圆仁和尚归国的新罗国的薛大使和刘翻译想把圆仁和尚安置在新罗人居住的新罗坊里，以便乘坐新罗人船只从朝鲜半岛回国，也没得到批准。七月十五日，圆仁和尚一行沿海北上，来到海州州治所在地朐山县，到县衙要求“从此发归本国”。县里长官答复说：近期有新罗僧也想从这里过海归国，没有得到州里批准。第二天（七月十六日），圆仁和尚一行又到海州请求，州刺使不予批准，圆仁和尚得到的批文是：“准敕递过，州司不敢停留。”后来，圆仁和尚一行只好又返回登州，经登州及所属文登县核准后，搭乘新罗商船从登州过海归国。
以上说明，楚州在当时有权批准新罗人往来新罗，因当时新罗是大唐的“蕃附”，也就是附属国，但日本人不能从楚州“过海归国”，说明楚州当时还不是外国人出入境的口岸。在海州，连新罗僧想从这里过海归国都得不到批准，说明海州的口岸级别又低了一层，当时出入境的管理权限还不如楚州，连附属国的僧侣也不能从海州过海。圆仁一行只能从登州出关，说明了登州是唐朝时期对外的主要通关口岸，有批准外国人出入境的权限，这样一种政府行为，自然也就进一步提升了登州在中日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二、登州是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唐代的登州作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真情实录。登州是日本遣唐使团以生命为代价，千辛万苦渡海登上中国大陆的希望之地，也是许多日本遣唐使团成员首次体验对中国大陆的感受，与中国人民开始接触交流的地方。登州作为许多日本人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站，也是许多日本人离开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站，许多日本人士对中国大陆的第一印象及最后的看法也都源自于登州。登州在中日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遣唐使团路经登州时曾多次与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接触，也曾深入民间进行一些社会活动。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从登州登陆后，在“登州城西南的开元寺进行拜佛活动”。第十八次“遣唐使”在乳山、文登、荣成海岸停泊时，除和当地官员、村民互赠礼品外，还在当地“购买过海用粮”。遣唐使的官员从山东半岛登州登陆进京，而大量的水手和杂役人员则留在了登陆的港口，时间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这么多日本人在山东半岛生活这么长时间，他们在民间的交流，特别与当地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民风民俗方面的沟通，更能增进两国人民的情感，促进两国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就记录了这方面的许多情况。
唐会昌五年（845年）三月二日，圆仁和尚路过登州开元寺时，“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
唐开成五年（840年）三月七日，圆仁和尚在开元寺僧伽和尚堂内的墙壁上发现了许多日本遣唐使官员在此还愿留下的名字，“于佛像左右书着愿主的名字，尽是日本国人。不知何年朝贡使到此州下”。
僧房本来应为过往的僧人提供食宿，却被官客占了，僧人来了，却“无处安置”；“佛像左右书着愿主的名字，尽是日本国人”。这既说明了日本人从登州口岸入境的人员数量多，也说明了日本人人境后在登州各地进行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登州处在中日交往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上，为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从日本圆仁和尚在登州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就可以看出登州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意。
圆仁和尚（794-864）是在唐开成二年（837年）七月随最后一批日本遣唐使来中国，在中国求法十年，足迹走遍半个中国，写下了着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留下了中唐时期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圆仁和尚于唐开成四年（839年）六月进入山东半岛登州地界，住在了赤山法花院，来年四月离开登州去朝拜五台山。唐会昌五年（845年）八月，圆仁和尚又回到登州，唐大中元年（847年）九月二日从赤山浦离开中国回国。圆仁和尚前后在登州呆了近两年时间，与僧众、百姓广泛接触，相处极为融洽，充满深厚友情。
唐开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圆仁和尚一行到达登州乳山西浦，“新罗人卅余骑马乘驴来”，“云：押衙（指登州诸军事押衙张咏）潮落拟来相看，所以先来候迎”。当天“不久之间押衙（指张咏）驾新罗船来”。
七月十六日，“赤山院众僧共来慰问，俱登赤山院吃饭。便见（登）州使四人先来在院（指赤山法花院），运日本国朝贡使粮七十石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