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永继
元明清时期，大量内地移民入迁云南，对当地社会影响巨大，而明代尤为突出。地处滇西而与缅甸接邻的永昌、腾越及邻近地区，成为移民进入后的重要分布区之一。此时期中缅间相互关系的变化，除了明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及各自社会发展的因素外，内地军事及商业移民在其中的体现、作用和影响如何，值得思考和研究。
一、军事移民在滇西
明代的云南，与缅甸、老挝、八百、安南山水相连，滇西的永昌、腾越一带则与时尚辖于云南布政司的麓川、缅甸等地接邻。明前中期，腾越以西曾先后设置麓川平缅宣慰使司（简称麓川，治今瑞丽县）、南甸宣抚司（治今梁河县）、干崖宣抚司（治今盈江县）、陇川宣抚司（治今陇川县西南）、孟密宣抚司（治今缅甸蒙米特）、蛮莫宣抚司（治今缅甸曼冒）、孟养军民宣慰使司（治今缅甸孟养）、木邦军民宣慰使司（治今缅甸兴威）、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治今缅甸曼得勒）等等，成为明王朝推行土司制下的境内疆域或藩属领地。明中后期至清末，随着内地封建王朝的衰落及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南半岛的影响，一些地区沦为外国领土中的一部分。整个明代，滇西一直是西南边疆地区民族矛盾爆发的集中地及云南反击外来势力侵扰的前沿阵地，中央王朝长期派驻重兵屯守。其防守的对象，前期主要是麓川百夷（傣族）土司思氏，后期则为缅甸东吁（洞吾）王朝。
麓川思氏，元末明初活跃于历史舞台，为云南各部傣族中最强大的封建领主，其统治区以今滇西德宏州的瑞丽、陇川为中心，最盛时“东接景东府，东南接车里，南至八伯媳妇，西南至缅国，西连戛里，西北连西天古刺，北接西番，东北接永昌”，囊括了除车里（今西双版纳州）、景东等地之外今中缅边境两侧的几乎所有傣掸民族地区。在势力的膨胀之中，麓川与中央王朝的矛盾不断加剧。元统治者数次派军征讨均遭失败，十分恼恨而又无可奈何，在诏敕中对其土司思可发愤称为“死可伐”，最后不得不“置平缅宣抚司以羁縻之”，承认了思氏对相关地区傣族各部的控制。明初云南平定，大军进驻金齿（今保山），思氏迫于形势归附，明廷改其地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以思氏为宣慰使。但思氏在接受招抚的同时仍不放弃扩张，自思伦发继立后，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开始即多次挑起事端，先后屠金齿、犯景东、寇定边（今南涧县）、侵缅国等，对西南边疆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虽遭明军多次打击仍无大的改观，直至正统六至十四年（1441-1449）明兵部尚书王骥率兵“三征麓川”，在消灭了思氏有生力量并将其后裔的活动立约限制于孟养而不得逾越大金沙江（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之后，才基本解决了问题。
嘉靖间，缅甸与孟养、木邦、孟密相争，宣慰莽纪岁被杀，其子莽瑞体逃奔洞吾母家，遂据有其地，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建立起东吁（洞吾）王朝，逐步吞并邻近各地。在莽瑞体、莽应龙、莽应里为王期间相继统一了缅甸中南部地区后挥师北上，于云南西部频繁挑起战争。明王朝漠视其扩张野心，姑息退让，防备松弛，对坚持抗敌的土司未能给予有效支持和保护，导致不少傣族土司或附缅、或内奔；不长时间，缅军即先后攻降木邦、蛮莫、孟养、孟密、陇川、干崖、南甸、湾甸（今昌宁县南）、耿马及滇西南的车里、孟艮（今缅甸景栋一带）、八百（今泰国北部清迈一带）等地，并将战火烧到了滇西靠内的施甸、顺宁（今凤庆县），目标直指腾越、永昌、大理、景东、蒙化（今巍山县）。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廷以南京坐营中军刘铤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在当地土司军队的配合下，大破缅军于姚关攀枝花地（今施甸县南），并乘胜进攻直下缅甸阿瓦城（今缅甸曼德勒附近），收复了被缅军占领的土地。但此时明王朝的统治已陷入危机，相关政治、军事及民族政策措施失当，整体力量衰退。明军反击取胜退回后，东吁王朝仍在不时内侵。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一线构筑神护、万仞、巨石、铜壁、铁壁、虎踞、汉龙、天马八关，被迫对缅军采取全面守势。万历三十四年以后，双方的战争基本停息，但八关以外木邦、孟养、蛮莫、孟密等地已入缅境。后又经清代缅甸雍籍牙王朝及英属缅甸时期的北向侵夺，最终使得大片原为云南傣族土司的领地沦于缅甸的控制之下。
在防御麓川和缅甸东吁（洞吾）王朝的军事行动中，明王朝于滇西一带屯驻大量军队，在当时的军事制度下，其中相当部分成为留居当地的军事移民。
明代实行特殊的军事卫所制，卫所军士子孙均入军籍，世袭为兵，家属同守，寓兵于农，聚居屯戍。明初规定：“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其军皆世籍。”卫所军队通过军屯自己解决粮饷问题，边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军队征云南。十五年三月，朱元璋以云南平定，“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令傅、蓝二人于次年班师，留沐英率部分军士镇守。十八年，麓川思伦发率兵攻破景东等地，其后滇东北越州、东川、芒部等地土司又相继叛乱。为安定边疆，明廷频频调军入滇。在洪武二十至二十一年中，外地入滇军队达20余万人。事平之后，这批军队部分返回省外原驻卫所，部分则被留戍云南。洪武二十六年，定全国都司卫所，云南立15卫，后增至20卫、3御、17个直隶千户所，共133个千户所建制。如按规定的1卫5600人计，云南驻军数量最高当为112000人；如按1千户所1120人之制，则达148960人。而明前期较长时期内，云南的卫所兵员已大大超出编制定额，其驻防军队实际保持在15万人左右。滇西所置卫所，近边主要有腾冲（金齿）、永昌、景东、蒙化、大理5卫（另有洱海、大罗、楚雄3卫驻地亦属滇西，但已靠省内腹地而距边较远，此不计在内）。5卫中腾冲最西，地近麓川，初为金齿卫，继改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卫等；永昌稍靠后，紧挨腾冲，两卫声势相倚，构成军事防御和威慑的前沿要地；景东、蒙化、大理则从南至北大致纵向排列，成为腾、永身后可随时备援的机动二线。正统七年，云南右副都御史丁璇言：“金齿西南极边，洪武时屯守汉军不下二万余，焚人土军不下千余。”洪武时出于防御麓川需要，仅金齿一卫即屯军2万余，表明明初全省超额兵员的相当部分放在了滇西。
滇西卫所驻军的构成，除正常的从征留戍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充军谪流者。明初定制，南人犯罪发遣北方，北人犯罪发遣南方。明时的云南被称瘴疠蛮荒之地，中原人视为畏途，成为官府安置贬谪官吏和罪犯充军的重要地区，而近边的滇西一带，则又是省内充军者安置的首选和集中之地。被充军者，有平民、军人及官员等，他们到滇西后，往往被编入军中，成为当地戍军的一部分。如：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山东沂州卫官军“擒获土贼七十余人，械至京，命戮其首恶，余皆谪戍金齿”；同年闰六月，水军右卫指挥陈成、千户张用官因率兵“捕沂州贼马四儿纵逸不获”，被编戍金齿；同月，朱元璋下诏云南镇守总兵官沐英，凡因罪削职谪戍云南属卫的将校，愿往金齿分守城邑营垒而能立功者，可复旧职，沐英按册籍统计上报，自都督以下指挥、卫镇抚直至听征小校，得690人。明后期，陕西清涧县教谕、浙江余姚人吴延龄，因上书获罪谪戍大理，后徙腾冲，“遁迹屯伍，以终其身”。明代的充军分“终身”、“永远”两种：终身者，充军之人单独至戍所，身死而止；永远者，“罚及子孙”，举家迁徙，世代不得返回故里。故当时的充军谪流者中，原为官之人有的数年后即升迁或被召回，仅部分落籍云南，一般军士及下层百姓，则永远定居戍地，子孙繁衍，成为古代滇西先民中的一部分。
另外明代军籍制下，“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军士屯戍者妻室必须同行，“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娶，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洪武十七年、二十四年，朱元璋即曾先后命令把屯驻云南大理等地军士的家小从京师等地送往云南。这就伴随产生了正军之外大量隶属于卫籍的军户人口舍丁（军官子弟）、军余（军士子弟）。正军有定额，基本保持一定数量，而舍丁、军余作为在营辅助正军生理、后勤供给及预备服役的“贴户”，人数则不断增多。万历时云南都司在正军数量已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尚领有全省三分马步旗军、七分屯军计62429名，舍丁18386名，军余254611名，三项合计共335426名。
戍守滇西的军队数量各阶段不一，明初最多；至明中后期，随着卫所屯田制的弛坏，军士逃亡增多，隐占严重，洪武时屯军2万余的金齿卫，至正统七年已仅余汉军3千。但后来“三征麓川”及万历时反击缅甸侵扰，又有部分军士加入了滇西戍军的行列。云南巡抚陈用宾在腾越州西北构筑“八关”的同时，即设立蛮哈、陇川两守备，拨兵守戍，“又筑平麓城于猛卯，开二十二屯”，调集营兵屯守。至明末天启时，滇西腾、永5卫共辖45个千户所；按编制计算，所驻兵力占了全省三分之一，连同家属，已成为一支庞大的外地移民队伍。后世的方志史料中，即有不少明代内地军人镇戍滇西后落籍定居当地的相关记载。如：腾冲地区，“明初开滇，江南从戍者多驻牧其地，故金腾人多金陵软语，宜其风俗有吴下风”。永昌地区，“明初迁江南人人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称小南京”。景东地区，自明初设卫后，“川居者大半皆江南籍，其次则江西、湖广，故男女皆官语”。蒙化地区汉族，“多系明初设卫屯田官军之裔及官商经离乱而流寓者，其藉以吴、楚、豫章为最，故凡庆吊丧祭、饮食居处等，均与中州无大异”。民国时缅宁县（今临沧县，明代景东府属猛缅长官司）人周廷弼，祖籍江西吉安，“明初以军职从黔宁王沐英平滇，分发景东驻节，遂落籍于景东，传十余世，宗支繁衍”，分居于邻近各县。等等。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军事需要，滇西成为明代云南境内较为集中的汉族移民分布区之一。
二、滇缅地区的商业移民
明王朝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为全国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滇西地区的外来移民，除去军事类型外，还有相当部分伴随着官府“移民就宽乡”及迁民实边政策的推行而产生的民间自行流入者，如商业移迁、矿产开发、文人侨寓、罪犯逃匿等，而对当地社会影响最大者为商业移民。毗邻缅甸的滇西，作为“西南丝绸之路”通道的所在地，自古与外界关系密切，边境内外民间的商贸历来活跃，随着全国社会安定及经济的发展，大批内地商人更是纷纷拥来“淘金”。今缅甸北部不少地区，即留下了诸多内地商人活动的足迹。
明代滇缅之间有两条主要来往通道，称贡道上路、贡道下路。上路，由永昌过腾冲西南行，至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至缅甸境，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摆古，见今莽酋居住之地”；下路，由景东历镇沅府、车里至八百媳妇宣慰司，又西南行至老挝宣慰司，“西行十五六日，至西南海岸，乃摆古，莽酋之地也”。上下两路不同方向、不同路线，均可抵达同一终点摆古（今缅甸南部海边城市勃固），成为“西南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路段。上路自滇西出境后大部分里程在今缅甸境内，主要涉及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即当时经济发达的上缅甸一带，缅中所产宝石、棉花等输入云南，所需茶叶、丝绸、铜铁器、陶瓷，特别是上缅甸地区所缺食盐等自云南输入者多经由此。内地大量移民亦由此前来屯种、开矿、经商，使沿途不少地区得到开发，商业兴盛。如蛮莫（今缅甸曼冒）等处，“乃水路会通之地，夷方器用咸自此出，货利之盛，非他方比，江西、云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万历时期的孟密境内商贾众多，带动了当地商业发展，“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盖其地多宝藏，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沿蛮莫水路往西南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北岸的江头城（今缅甸杰沙），“为门十二，东入者东出，西入者西出，南北如之，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罚之。夹道有走廊”。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周围各土司地区，“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从江头城沿江而至下缅甸南部沿海摆古之等温城，其商业发展与江头城相似，“每日中为市，市之周围亦有走廊三千余间，以避天雨”。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商人，既有来回流动的各地行商，也有定居的坐贾；既有内地的汉人，也有世居滇缅之间“三宣六慰”（指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与车里、木邦、八百、老挝、孟养、缅甸六宣慰司）的当地民族。江头城内外移民众多，以至后来中缅发生战事时，缅王闻明军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侨居境外的中国移民，其生存状态摆脱不了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国家关系恶化时，往往成为所在地政权打击迫害的对象，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明代云南的外来移民，主要源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山陕、安徽、广东等地，民间自发移入者则以江西为多，分布于云南各府州县。故有明一代的外来移民中，江西商业移民对云南尤其是对滇西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