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别称江右，为中国中部的内陆省份，山多地少，土狭民稠，耕地有限，史载“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另一方面则陶瓷、造纸、制糖、油料、烧酒等手工业发达，地理区位优越，省内外交通便利，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提供了条件。因而江西民间自古即经商风气浓厚，至明代，商人足迹遍及全国，其行商区域之广阔，为他省所不及。明末清初学者徐世溥曾概括其活动范围：“豫章之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北贾汝、宛、徐、邳、汾、鄂，东贾韶、夏、夔、巫，西南贾滇、焚、黔、沔，南贾苍梧、桂林、柳州，为盐麦、竹箭、鲍木、旃厨、皮革所输会。”在内地移民向西南的大进军中，江西商人自不甘落后，云南各地城乡均可见其身影；他们在滇或长贩，或坐贾，或放贷，不少人在当地成家立业，长养子孙而不归。明成化时的云南姚安府（治今姚安县），即有江西安福、浙江龙游商人不下三五万，“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置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在云南者又以抚州籍为最多，占据了江西商人中的大部分。明末万历时，游历几遍全国且任职云南澜沧兵备道两年的大旅行家、学者王士性即言：“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或从事“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等类职业。“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同时期的抚州籍学者艾南英也说：“吾乡富商大贾，皆在滇云。”有的江西商人深入到滇西以及缅甸各地偏僻地区从事商业活动，一叫正演的商人就曾“所至缅甸滕川、姚家、临厉，足迹遍七千里”，“经历寒暑凡三载”而归。有的并涉足所在地社会事务，不少人甚至成为当地民族中的酋长头目。王士性对所见抚州商人的作为深有感触：“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焚、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
有的商人并凭借其经济优势，通过收租放贷、兼并土地等加剧了所在地贫富分化的局面。如嘉靖时的大理宾川州，即“租佃之利，皆为江右商人饵诱一空”。有的甚至以行骗为生，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王士性官云南时，曾审阅江西商人利用同乡关系结伙勒索诈骗当地土着的案件记录：“余谳囚阅一犊，甲老而流落，乙同乡壮年，怜而收之，与同行贾，甲喜得所。一日，乙侦土人丙富，欲赚之，与甲以杂货入其家，妇女争售之。乙故争端，与丙竞相推殴，归则致甲死而送其家，吓以二百金则焚之以灭迹，不则讼之官。土焚人性畏官，倾家得百五十金遗之。是夜报将焚矣，一亲知稍慧，为击鼓而讼之，得大辟，视其籍，抚人也。及侦之，其事同，其骗同，其籍贯同，但发与未发、结与未结，或无幸而死、或幸而脱，亡虑数十家。盖客人讼土人如百足虫，不胜不休。故借贷求息者，常子大于母，不则亦本息等，无锱铢敢逋也。”尽管制造此类事件者是极少数之人，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商人在滇西地区插手民族争端，意图通过政治交易来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加剧了边疆局势的动荡及中缅关系的紧张乃至恶化，最后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万历时期，中缅之间兵连祸结，滇西内外成为战场，延续一二十年之久。其间战事的产生和扩大，即与定居于陇川的江西抚州商人岳凤有关。
嘉靖间，缅甸洞吾（东吁）王朝莽瑞体逐步吞并邻近的古剌、孟密，招诱木邦、潞江、陇川、蛮莫诸处。隆庆二年（1568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到金腾兵备处告袭职，有索贿者作梗阻挠，罕拔恼怒，“集兵截旅途，经年不令汉人通”。后木邦缺盐，罕拔向有仇隙的缅甸相求而得助，“益感缅而恚中国”，遂投莽瑞体，“约为父子”。时有“官府只爱一张纸，打失地方二千里”之谣。潞江安抚线贵闻罕拔得瑞体好处，亦转而投缅。此时的江西抚州人岳凤，经商定居陇川多年，“黠而多智”，投奔陇川宣抚多士宁为记室，“士宁妻以妹”。但岳凤并不安分，受重用后表面上“曲媚士宁”，暗中却在谋划伺机夺权。万历初，缅甸招士宁归附，士宁不从，岳凤与木邦土舍罕拔等“歃血谋叛，乃诱士宁往摆占见缅酋莽瑞体。凤与子曩乌鸩士宁杀之，井杀其妻子，夺其钦颁金牌、印信、勘合，因受莽酋伪命，自称宣抚”。缅甸得各地归附，势力大增，罕拔、岳凤等人又为谋主，导之内侵，先后破干崖、据孟养等。莽瑞体死后，莽应里即位，岳凤更效死力，“父子诱我师败之，献故主士宁母胡氏及族亲六百余人于应里，寻杀之”；又唆使应里杀罕拔，挑动孟连土司叛目刀落参“同心助逆”，鼓动莽氏以大兵压境。岳凤亲带象兵数十万，分道以侵，“攻雷弄、盏达、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等处，据地杀人，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顺宁、景东、镇沅、元江等部。又寇顺宁，烧毁府治，遂破盏达，掳男妇八百人。又令曩乌事缅兵六万突至猛淋，指挥吴继勋、千户杨维垣、百户徐应彩战死之”。一时之间，腾永告急，全滇震动，滇西陷于血雨腥风之中。明廷紧急抽调刘铤、邓子龙率兵抵御，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一月大败缅军于姚关攀枝花，并追抵缅甸阿瓦城下。战事逆转之中，岳凤震惧，度无可脱，次年正月，随同妻子、弟侄及所统“夷汉”部曲至刘铤军门投降，最后被送至京师，磔斩于市。原先投缅的木邦、孟养、孟密、蛮莫等地土司也先后归降，滇缅边境局势暂时得以安定。
岳凤家族在陇川经营多年，其势力在当地已有一定影响，从其儿子取名“曩乌”来看，生活习俗似亦融入当地而半“夷化”；但他不甘寂寞，欲藉莽氏之手谋取更大利益，在缅甸的内侵中为之出谋划策、攻城略地、充当先锋，成为莽氏所深倚重的心腹干将，而最后落得身首异处、世人唾骂的下场。时人评曰：“岳凤，中国良民，亡命裔夷，戕贼故主，夺据封壤，计已得矣，狼心未厌，招缅以抗本朝，连兵十年，蹂践数郡，比穷蹙受降，而缅人不救，天朝不赦，终于寸斩，噍类无遗，盖亦天纲云。”确为的论也。
三、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有明一代，中缅间的疆域结构及国家关系与今天大不相同。今与滇西接壤的缅甸北部地区，多为明王朝羁縻制下的土司之地。明统一全国后，在元代基础上于滇西内外地区设置若干土司土府，初有麓川平缅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继于麓川之地先后分置孟养、木邦宣慰司，孟定府，干崖、陇川、南甸宣抚司，潞江、湾甸、孟琏、促瓦、散金长官司等，直隶于云南布政司或云南都指挥使司。官府对土司政务并不干涉，总的方针是“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土司职位世袭，但“袭替必奉朝命”，子孙即位，须上报朝廷取得承认，朝廷认可、册封后向各地土司通报。土司对朝廷承担有义务，每年须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差发银”，定期派人上京朝贡、敬献土产方物，守卫境内疆土，遇有军事行动时听从调遣等；朝廷则对授职土司颁发信物，负责协调各土司间的关系，为之排难解纷，主持公道，并根据土司的表现对其实行奖惩陟黜。明朝前期，国力强盛，统治稳定，边务治理的重点在北方，对西南周边民族地区和政权遵循守境以安、尽量少用刀兵的原则。同时期的缅甸，则正处于多种势力并存割据的时代，其中北部的阿瓦（即缅甸，明置为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中部的东吁（明置为底兀剌宣慰使司）、南部的白古（即勃固，明置为大古剌军民宣慰使司）三者最大，均先后接受明朝册封，名义上成为了云南布政司辖下的宣慰司，而北部接邻滇西的阿瓦最先受封，与明朝关系尤为密切。当麓川势力正盛之时，缅甸受思伦发侵犯而向明廷申诉求援，朱元璋“遣行人李思聪、钱古训谕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伦发听命”。李、钱调停生效，麓川与缅甸的冲突平息。其后永乐、宣德时期，明廷又先后派遣使者，成功调解了缅甸与孟养和木邦之间发生的争端。正统时明军讨伐麓川，缅甸多次出兵协助而立下功劳，曾受明廷褒奖。但在缅甸擒获麓川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后，明廷原先许诺赏给的麓川之地未能兑现，缅方于是拖延交出思氏父子，双方发生摩擦，关系一度紧张。后来随着东吁王朝的兴起，中缅间的交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明前期，西南地区军事防御的对象主要是麓川，而重兵屯驻滇西，对整个明代的中缅关系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近代以前，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尚未产生严格意义上的边界问题，相互间临边区域的大小，往往随着各自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变化而盈缩，处于羁縻统治下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明代滇西疆域内外官府控制区与麓川、缅甸之间的土司领地，成为三方交往的过渡区和矛盾的缓冲带；其间土司的向背，取决于各自力量的强弱、执政者举措的当否及其与各自关系的疏密。明初云南平定后，明王朝推行了一系列适合于当地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稳定了西南边疆的局势，特别是通过对麓川思氏分裂活动和叛乱的打击，加强了封建中央在当地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增强了各地土司对内地的向心力，对安定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明王朝在此时期中，一方面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构筑起西南边疆的安全屏障，另一方面也发挥自己的影响和威慑力，通过对土司争端的调解处理，即使缅甸避免了被势力正盛之时的麓川进一步打击之害，同时也在缅甸侵犯邻近土司时予以制止，防止了滇西徼外地区大规模动荡的产生。缅甸东吁王朝兴起，与明王朝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浮上台面，适逢此后明朝国运下滑，滇西驻军大幅度减少，边防力量空虚。在双方的角力和争夺中，不少土司在自愿或被迫中倒向缅甸，滇西外部疆域内缩。但滇西军事移民在腾、永一带沿边卫所的屯戍和存在，仍显示出了其在抗击侵略中的影响力。史载万历十一年（1582年）正月，缅甸莽瑞体大兵进犯滇西，在焚掠施甸后，“剖孕妇以卜，男寇永昌，女寇顺宁。腹剖得女，乃焚攻顺宁府”。其实永昌、顺宁两地，据守明军的力量悬殊：永昌位当要冲，一直是明军布防的重点，至腾冲一线汉族移民众多，耕战结合，防卫充分，无懈可击；顺宁则位居偏僻，地狭人稀，当时尚为土府，仅少量官军配合土司防守。早在隆庆二年（1568年），陇川宣抚多士宁就曾警示镇守蛮哈的明军指挥方谧，告知莽瑞体已制定有内侵计划：“上策交罕拔，由木邦冲顺、蒙，走沧洱；中策走木邦，背顺、蒙，趋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此时缅甸兵犯滇西，完全是按原定计划和路线进军，以明军防御薄弱之地为突破口，避实就虚，长驱直入。在攻下施甸后又以刀剖孕妇来抉择进攻目标，只不过是莽氏用来避开对方重兵屯守的永昌以激励士气的手法而已。
在历史资料中，明代滇西军事移民与缅甸相关的明确记载并不多，但他们的命运、影响与封建国家的民族政策及边疆安全密不可分。明代的麓川、孟养、木邦等地今已为缅境，而在当时民族矛盾及侵略与反侵略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哪一次扞卫边疆的斗争没留下他们的身影？直至清末中英堪定滇缅边界前，滇西“八关”以内的地区尚位于中国境内，除去当地世居民族在扞国卫边中付出的努力外，不能说，这其中没有军事移民及其后裔建立的一份业绩和功勋。
内地商人在滇西及其边境内外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及影响则与军事移民大不相同。明代商人移民总体上属民间的自发行为，少了官府的束缚，多了个人的自由，其活动遵循着商品交换的原则，追逐的是利益最大化的空间。来往云南的商人源自内地各省而以江西为最多，他们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奔走各地，滇缅间的通都大邑或穷山恶水，无不留下其游走或长住的足迹。他们在滇缅地区的活动影响深远：首先，加强了西南边疆与全国各地间的经济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对疏通和扩大滇缅间的商品流通渠道、调剂有无、推动社会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其次，促进了滇缅两地某些工商业中心及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位处滇缅通道的腾越、永昌，资源丰富，所产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什器、布厨之属及琥珀、水精、碧玉、古喇锦、西洋布、阿魏、鸦片等物，“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长年经济发展的积淀与商业兴盛的推动，使腾、永两地成为了当时“沃野千里，控制缅甸”的“大都会”；而前述滇西边外今缅甸境内的蛮莫、孟密、江头城、等温城的兴盛繁华，更是内地商业移民和当地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三，给偏僻、封闭的民族地区注入了清新的意识和空气。商业移民来自内地发达地区，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素质且多怀有一技之长，经商之外尚从事其他多种职业，他们的广见博闻和信息优势，无疑使其成为所在地民族心目中的“黠智”者和非凡人物；虽然其中少数的奸诈之徒利用当地人的朴实大搞坑蒙拐骗，但不少人落籍定居融入当地并充任乡村税吏、酋长头目，则表明当地土着对其人品、能力的推崇和认可，也体现了他们在相关民族村寨治理上所做出的建设和贡献。第四，加剧了中缅关系的紧张，恶化了边疆地区局势。明后期缅甸东吁王朝咄咄逼人的攻势和明王朝步步后缩的退防，打破了长期来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和力量平衡，而岳凤之流的为虎作伥、充当帮凶，更使得当时的中缅关系雪上加霜、边疆局势恶化，可称为后世汉奸卖国贼的先行者，其行动为世所不齿，其下场则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