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亡。曾国藩为之黯然神伤，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领高级将领和幕僚离开老营抵达九江营地，向塔齐布奠灵沉痛追悼。接着，派副将玉山带300兵士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公祭之后，再由守备长春护送回原籍安葬。
接下来，曾国藩上奏朝廷，详细奏述塔齐布在湘军创建中的功勋及诸多成绩，并请在长沙建专祠。曾国藩还亲自为“塔公祠”撰写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又吩咐从湘勇内银钱所拿出两千两银子，送给塔齐布的老母。曾国藩对塔齐布的功勋如此称颂褒奖，对其后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军将官士兵十分感动。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浙江办军务，白天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晚上看书、写日记。四月初九日晚，曾国藩大概看了一个时辰的《左传》和一个时辰的《史记》，侍从康福什么时候来还书，并站在书架旁选其他书，曾国藩并不知道。他看见康福后说了一声：“你过来。”然后分别打开《左传》和《史记》中插书签的那一页，对康福说，“这是我今夜重温的两段，你读读吧。”
少年失去双亲的康福没有接受过私塾教育，但他受家传棋艺的影响，围棋下得不错，咸丰三年曾国藩回籍时无意中发现了他，便把他留在身边，培养成为一名亲信。这些年来，康福在曾国藩的教育下，已成长为一个有谋有勇的人。康福接过老师的书，按圈点的内容看了起来：
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去攻打卫国，战败，便逃跑，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拉不了弓，我活不成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是谁呀？”驾车的人回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我死不了啦。”驾车的人不明白：“庾公之斯是卫国的名射手，他追您，您反说您死不了啦，这是什么道理呢？”子濯孺子回答说：“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所选择的学生、朋友一定也正派。”这时，庾公之斯追了上来，他见子濯孺子端坐不动，便问道：“老师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我今天病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我追杀您，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能完全放弃。”于是，瘐公之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了几下，把箭头敲掉，用没有箭头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四下，然后回去了。
康福看完这则故事，抬头看了一眼曾国藩，心想老头子为什么要我看这个故事？见曾国藩正在写信，康福又读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爱兵的故事：
战国时兵家吴起善用兵，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吴起治军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爱兵如子，因而深得人心，得到广大将士的尊重。
有一年，吴起统率魏军进攻中山国，军中有一个青年士兵的身上长了毒疮，痛得他满地打滚。吴起看到后心急如焚，他听人说毒疮里的脓血不排出来，病是好不了的。出征途中，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要想排出脓血只能用嘴巴去吮吸。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吴起不顾毒疮的又脏又臭，亲自用嘴巴吮吸毒疮，脓血排尽了，士兵得救了，这个士兵感动得热泪滚滚。吴起为士兵吸毒的事情，在军营中传为佳话。
由于吴起爱兵如子，治军有方，公元前409年，吴起率兵讨伐秦国，所向披靡，一连攻克五个城池，夺得了西河地区。以后，在他镇守西河的27年间，先后率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的就有64次，这与他体贴下士、治军有方是分不开的。
就在康福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手不停歇地写着致前线指挥曾国荃的书信：
“你目前名望正高，务必要坚持不懈，有始有终。治理军队的道理，能战争是第一要义。如果围攻半年，一旦被敌人冲突，不能取胜，或者受到小挫折，那么你的名声一个早晨的时间便下落了，所以说探骊的方法，是以会战斗为得珠。能爱民为治军第二要义。希望弟弟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一直到底决不松懈，那不仅为我补救了从前的过失，也可以为我父增光于九泉之下……”
其实，曾国藩这一“爱”字功夫，道理是非常浅显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上下级之间有没有爱，决定了其工作配合是否默契，是否有效率，合作事业是否长久，是否成功。
“任”字当头躬身入局
如果把活着当成一种责任，会很容易就感觉到疲累，但若把世界当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进大我里，那么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凡办大事的人不会一味计较自己失去的，会先认清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自己肩头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1.以天下为己任
曾国藩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儿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耻的事情，把躲避看做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2.执著于躬行践履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这就是把责任感与具体行动相结合。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认为做应做之事，说应说之话才是本分的事情。他还以此教育弟弟回顾历朝士大夫的兴衰，多应以此为鉴。这也是完善自我，振兴家业的根本。
曾国藩还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问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夫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在他的眼里，表面功夫是没有效果的，是一种极不可取的处世态度。
正因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相安无事，每个人都浑浑噩噩的，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却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从容指挥。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与他‘以国为己任’的忠心有关联的。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这里的“宏毅”也是从不做看客，而是由内在责任心驱动下的坚持到底。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出类拔萃，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做责任来对待。
3.做人当自强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强为国。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有因此而大兴的，也有因此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
由此看来，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或者说想获得永久强势的人，要学会先从品质上变强。集责任感、谦虚、仁义三种品质于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实质是行不通的。
4.自我肯定，自我超越
曾国藩认为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首先要做到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不能只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别人，而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同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说，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样。
一个想不断变强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这种超越需要你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强者无一不是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有责，对他人有义，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人。他们多能以广大的胸怀，出众的品质，成为人人佩服崇拜的对象。其实，想成为这样的人说难也不难，首先就看自己是否懂得了“任”这个字。
挺膺负责，成事可冀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这似乎就是曾国藩的平生缩影。
1.事必躬亲，挺膺负责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传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翁请一位贵客到家中做客，并准备留这位贵客吃饭，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近中午了，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
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回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儿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反叫我让路呢？”
老翁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侧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这位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老翁能换位思考，把关怀他人当成自己应做的事情，所以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同。
2.积极入世，敢于进取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认为身为臣子理当心系万民，为国家排忧解难，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成为一代名臣。
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曾国藩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恐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
俗话说：“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不是简单的好与坏，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掺杂其中。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抛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