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着应对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鉴于曾国藩的名声，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的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自古忠孝难两全，从内心来讲，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只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在守丧期，不宜回应，于是表示：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甚至搬出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投笔从戎。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于肩上，他在感到充实的同时也心情凝重起来。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摆在他面前的情况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需要的钱饷又从何而来……太多问题困扰着他了。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已经腐化了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曾国藩想循序渐进，咸丰帝却已经急不可待，要曾国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他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继续上奏，大意是说：臣自知学问少见识也少，但确是忠诚不贰的，成败利弊对于臣来说没有什么；但皇上责备臣了，臣就一定会警醒。臣只是认为与其以后毫无功绩受欺君之罪，不如现在据实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弃丧带兵被人嘲笑，后又大言不惭被人嘲笑，臣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臣每晚都焦急忧愁难以入睡。所以恳请皇上体谅臣的进退两难和谨慎行事，不要再责怪微臣了。臣自当为国竭尽心力，绝不狂妄自大，更不会临阵退缩的。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见，只有把万事装进心里，再与自己的志向相结合，才能顺势而发掌控大局，否则只会徒劳无功。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耕田为业，不可靠他（做官）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决不食言！”
1.做官不贪图钱财
曾国藩在京做官14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贪图钱财，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20年，从不敢沽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汤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
2.曾家收礼仅一次
据曾国藩的女儿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冀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
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13次，均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而李鸿章更是对黄翼升赞赏有加，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面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镯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件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3.“一品宰相”曾国藩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侄女嫁事之用。”
“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世之道也的确如此。得自己应得的，争取自己想争取的。有所得无所贪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20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
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枢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的悉心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4.交友贵在有雅量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认为：以德求变的立世方法，由于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够宽阔，气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见解与自己不同，也应该抱一种容纳的心态来面对。在交流过程中自然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这样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在待人处世上。他在为官期间体恤民情，甚至在咸丰年间，多次为民众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曾国藩一生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占他人便宜。这看似守旧的思想，实则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接受好处犹如给人把柄，后患无穷。拿别人的、用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不以物抵也会用其他方式相抵。
所以，不贪心的人没有人情债，没有人情债的人才会活得更轻松。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1.心怀天下之志
曾国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来之不易了。
2.危难之际忠君体国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1）直谏流弊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
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与军事外交。目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火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又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家书报国
曾国藩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里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3）“忠”、“勤”二字当先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国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综上所述，曾氏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发展的时代中，现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从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