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论述医疗方法和处方用药的临床方书有了很大的丰富,除了葛洪的《肘后方》等现存者外,还有许多已佚医方著作。例如:《葛氏所撰方》4卷,《阮河南所撰方》。15卷,《辽东都尉广所撰备急方》、《中古备急》并2卷,《杨氏所撰方》9卷,《杂撰方》7卷,《治下汤丸散方》10卷,《治妇人方》13卷,《治少小杂撰方》30卷,《治眼方》5卷,《杂膏方》10卷,《范东阳所撰方》109卷,《羊中散方》30卷,《秦承祖要方》20卷等等。这些佚书共计18种300多卷,正是陈延之撰写《小品方》的主要参考书。
陈延之已不知何许人,其生死年代亦失考,所撰《小品方》即《经方小品》10卷,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医方著作的代表作,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不但隋唐时期的中国医学书籍广泛引用其内容,当时日本的医学书籍也颇多引用其论述和医方。更重要的影响,是我国隋唐时期太医署明确规定《小品方》为必须讲授的教材,在日本的《大宝律令》、《延喜式》等,也对将《小品方》作为教科书作了清楚的规定,而且对课时要求多达300天,足见其如何重要了。既然我国的隋唐和当时的日本医学界都如此重视《小品方》,必然有其值得重视的原因。可是在1985年以前,人们只能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书中窥知其极小部分内容,且极不系统,也很难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因为,这部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著作,大约在宋元时期已散佚不见了。
1985年日本学者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经方小品》残卷,经研究确认是陈延之所撰《小品方》之第一卷抄本,其抄写年代约在公元1190—1324年间。这一发现给予研究《小品方》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根据这一发现,我们确知《小品方》共12卷,第一卷包括有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第二到五卷为渴利、虚劳、霍乱、食毒等内科杂病方;第六卷专论伤寒、温热病之证治;第七卷为妇人方;第八卷为少小方;第九卷专论服石所致疾病之证治;第十卷为外科疮疡骨折损伤等;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为针灸等。由上述分卷所反映出的分科论述确是前所未有的,仅12卷就全面论述了医学各科常见病的证治,也可以说是一次高度的概括。因为《小品方》12卷,据陈延之自己讲是参考了300多卷前人的18种著作。为什么陈氏要进行这样的严格精选呢?他在序言中向我们交待了他的动机和目的。他说:“若不欲以方术为业,惟防病救危者,当先读此《经方小品》,紧急仓卒之间,即可用也。……僮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由此可见,陈氏作此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向群众普及医药救急知识,并非作为专门医生的参考书;二是提供青少年开始学习医学的入门读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两个愿望完全达到了,其影响很大,特别是中国、日本的医学最高学府都明令规定《小品方》为医学生必修课。不但如此,中国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王焘,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等,都从《小品方》中为自己的不朽巨著吸收了许多营养。例如:唐代王焘撰《外台秘要》,引用《小品方》卷10“疗入井塚闷死方”的理论和技术:“凡五月六月,井中及深塚中,皆有伏气,入中,令人郁闷杀人。如其必须入中者,先以鸡鸭杂鸟毛投之,直下至底,则无伏气。若徘徊不下,则有毒气也。亦可内生六畜等置中,若有毒,其物即死。必须入,不得已,当先以酒,若无,以苦酒数升,先洒井塚中四边畔,停少时,然后可入……”这段记述有着很高的科学水平,这种利用动物实验以判断井塚中有毒与否,是人类实验诊断技术的较早成就。这种技术在现代实验检验发明前,一直是我国历代医学家用以探明枯井、深塚和矿井、山洞有无毒气的可靠方法,它使不知多少人免遭中毒、死亡。又如:日本丹波康赖撰的《医心方》卷14,引用陈延之叫《小品方》卷10关于“疗自缢方”两条资料。这两条资料虽然可以判断陈氏的原始出处可能来自张仲景《金匮要略》,但陈氏的叙述较医圣张仲景所叙述的方法是有所改进的。他强调:“傍人见自缢者,未可辄割绳,必可登物令及其头,既悬牵头发,举其身起,令绳微得宽也;别使一人,坚塞两耳,勿令耳气通;又别使一人,以葱叶刺其鼻中,吹令通;又别使一人,啮死人两踵跟,待其苏活乃止也。”这个抢救自缢身亡患者的方法,与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相比虽有不足之处,如缺少按压胸部和牵拉四肢以促进呼吸功能恢复的人工呼吸法,但塞耳用葱叶管刺激鼻粘膜和吹气以促进呼吸之恢复,也有其科学的理论依据。又如急救误吞针入咽不出《外台秘要》引用了《小品方》的“取真吸铁磁石”,用以吸针外出,这种方法在孙思邈以及后世医家多加改进而广泛应用,救治无数危急患儿。仅以上数例足可证明《小品方》确是一部内容简明扼要,医疗理论和方法技术先进的集两晋南北朝医学精华的代表之作。它对我国医学发展,以及日本等国的医学发展等,确曾做过很大的贡献和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