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时期，为医学家和病人提供疾病治疗方法和处方用药一类的集子大量出现，其中颇多编者个人的心得体会。《千金方》与《外台秘要》是集诸家医方之大成者，所收各家医方数以千计。到了宋代，大型方书之编纂工作，已非个人力所能及，政府比较重视和支持，并以官方的力量，组织学有专长的名家，进行着巨大医方的编纂整理。例如《太平圣惠方》、《和济局方》、《圣济总录》等，反映了宋代在医方整理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太平圣惠方》是宋王朝组织编纂的第一部大型方书。据《宋史》记载，宋太宗赵炅（匡义），素喜医术，曾收藏经过应用的有效的医方1000余首，于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下诏翰林医官院（类似现代的医学科学院）向全国征集有效医疗处方，又得到各医学家应用之效验方或家传效验方10000余首，遂命尚药奉御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王怀隐，今河南商丘人，精医药，曾为道士，于公元976年奉诏还俗，充任尚药奉御，为皇室医药保健服务，后晋升为翰林医官使。公元978年奉命与翰林医官院副使王、郑奇和医官陈昭遇等，共同编纂此书。淳化三年（992）编成《太平圣惠方》100卷，宋太宗御制序文，并经政府刻本刊行。此书分为1670门，收载医方多达16834首，内容颇为丰富。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影响极大。公元1046年，经何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方》，作为学习医学的教材应用了数百年，足见其影响之大和深远了。
《和剂局方》是宋代由政府创办的专营药物买卖的“和剂局”（原名卖药所）配制成药的处方集。和剂局成立之初，所用方剂“或取于鬻药之家，或得于陈献之士，未曾考订，不无舛讹”。甚至药味脱漏、分两差错者时有所闻。宋王朝得知此情之后，便下诏书，遴选医家，进行刊正。在太医令裴宗元、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陈承等人的主持元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刻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下，校正、编撰《和剂局方》。裴宗元，原为江浙一带名医，公元1107～1110年间，任奉议郎、太医令兼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陈师文，今浙江临安人，曾任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陈承，今安徽贵池人，曾任将士郎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撰成《和剂局方》共5卷，收载医方297首，成为和剂局制剂的规范。其后，该方书经过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公元1151年，又经许洪校订，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的成药处方集之一。该书由5卷增至10卷，载方达788首，每方之后。除药物组成及主治病症外，还对药物之炮炙和药剂配制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在推广成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书所收载的方剂多为丸、散剂型，便于保存以备随时取用，很受群众欢迎，所以影响极大，甚至有“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高度评价。长期的实践证明，《和剂局方》中的许多方剂都是确有实效的，所以至今仍为临床医学家所常用。但也不能否认，该书也确实收录了一些药味庞杂的方剂，对疗效的记述也有过于夸张的缺点，加之用药存在着偏于温燥的倾向，因此用者若不详辨疾病之证候，一味生搬硬套，则流弊难免。元代朱丹溪撰《局方发挥》给予批评，使之能更好地为人们按具体病症检方应用。
北宋政和年间
所编《圣济总录》书影《圣济总录》是宋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宋徽宗时，由统治者组织医学家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有效方药，于公元1111年开始，历时7年编成，全书共200卷，分为60门，载方约20000首，对前代方书几乎囊括无遗。该书每门之下分列若干证，每证之首，先论病因病理，次述治法方药，综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骨等13科，内容极为丰富。
《圣济总录》是一部医方全书，故对宋代盛行的医学理论——运气学说，也作了系统的论述，体现了官方对该学术思想的重视和推崇。这里我们引用宋徽宗御制序的一段话，可知其对医药之修养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视，他说：“生者，天地之大德；疾者，有生之大患；方术者，治疾之大法。”“朕悯大道之郁滞，流俗之积习，斯民之沉痼，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五运之数，六气之化，莫索其隐，莫擬其远，曰寒曰热，寒热之相搏，差之毫厘，失以千里。”“朕作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亦斯道之荃蹄云耳。……御五行之数，运六气之化，以相天地，以育万物，至于反营魂而起当生者，岂细事哉，盖有来者焉。”《圣济总录》编成后或未及印行，京城开封已陷落金人，其书版也被金人运走，至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始刊行于世。因此，南宋医学家的著作中没有能引用该书之内容者。其后，元大德（1297～1307）再印，该书才逐渐在全国流传，对我国医学的影响也逐渐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