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古代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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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科举制度的鼎盛和终结(2)

进士题名碑就是将金榜题名的进士之名刻于碑上而成。最早见于唐代雁塔题名,据说韦肇及第,偶尔题名寺塔,于是后人相继仿效,借以光宗耀祖。明、清两代每科都要刻“进士题名碑”,立于北京国子监内,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在洁白如玉的石碑上,人们会找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康有为等。清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的进士题名碑上,第二甲进士名刻有“沈钧儒,浙江秀水人”字样(沈钧儒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5.南北榜案与南北取士

明初,会试取士,不分南北。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白信蹈为考试官,取录五十一名,是为春榜。因所录五十一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北方举人全部落选为历科所不见。这引起北方举人的强烈不满,因此联名上疏指责主考官刘三吾包庇南方人。明太祖朱元璋命人于落第试卷中再择卷复阅,增录北方人入仕。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结果认为刘三吾并未舞弊违法,原榜维持不变。北方举人不服,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肆行欺骗。朱元璋大怒,对考试官严加治罪,处死白信蹈等人,刘三吾时年已85岁,以年老免死,革职充军。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六十一名,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因此,历史上把这次充满血腥的科举考试事件称为“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之争。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制定了南北录取名额,南人占五分之三,北人占五分之二。以后,虽然比例有一些变化,但“分地而取”的原则却没有改变。清代承袭明制,始终执行南北分省取进士的办法。

6.八股文

提到明、清科举,一般人最熟悉的就是八股文,但与历史上的诗、赋、论等科举文体比较,人们最不熟悉的也是八股文。今天很少有人读过八股文原作。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绝无其他实用价值。但八股文在明、清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当时有小说说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由此可以看出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称为制义,又称制艺、时文、八比文。这种文体,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并且以朱熹的注释为标准。由于题目的来源不同,分别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八股文到底起于何时,尚无定论。《明史》说是朱元璋和刘基订立的,顾炎武则说始于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还有人认为起源于北宋。总之八股文的确不是一种故意创立的文体,其形成过程很长,大约定型于明代中叶。

八股文有固定的格式,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固定段落组成。“破题”,规定用两句点明题意,“破题”的基础是“认题”,即理解题意。承题是进一步阐明破题的意旨,起到补充阐发主题的作用。“起讲”又称“小讲”“原起”,必须紧扣程朱的集注等内容,模仿以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入手”又称“入题”“领上”“领题”“落题”“提笔”,用三、四句引入本题。

入手之后就是文章的主要部分了,包括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中各有两股,两股的文字繁简,声调缓急,都要对仗成文,合称八股,八股文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起股”又称“起比”“提比”“提股”“前股”“起二比”等。用四、五句或七、八句排比文字开始发表议论,要提起全篇的气势。起股以后用一、二或三、四句将全题点出,称为“出题”,“出题”之后是“中股”。“中股”又称“中比”“中二比”,字数多少没规定,可以比起股略长,也可以比起股略短,它是全篇文字的重心,要充分展开议论,将题目的主旨说透。如果出题未将全题点出,中股之后仍应用出题将全题点出,如出题已将全题点出,则这里就不必再出题了。“后股”又称“后比”“后二比”“后二大比”,句式长短不固定,一般是中股长则后股短,中股短则后股长。这一股要将中股所没有完全阐发出来的意思说明白,是全篇文字中最重要的部分。清代曾一度把中、后股合一,叫做“大股”,使八股简化为六股,这样,评判文章优劣,主要看大股。“束股”又称“束比”“束二小比”。用来阐发前文所没有阐发完全的意思,呼应前文揭示全篇主旨。束股可以放在起股或中股之后,也可以省略。

八股文除在格式方面有严格规定外,在字数方面也有限制,明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四书”义限300字,“五经”义限500字: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规定“四书”每道200字以上,“五经”每道300字以上,都没有规定上限。清初,头场限550字,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增加了一百多字。乾隆之后,都限制在700字内。

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而“四书”全文不过几万字,明、清科举考了几百年,凡属完整的章、节、句无不反复考尽,于是考官挖空心思,将完整的句子截头去尾地出作题目,或将几句互不相连、内容无关的话捏在一起出题,谓之“搭截题”。这都是内容狭隘的考试长期持续的必然结果。

八股文是中国封建社会趋于没落时期的产物,虽然对于考生写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考查较之其他形式要更加有利,使科举考试更加规范化,但它带来的更多是消极作用,不仅对明、清两代的文风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而且也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导致了学校教育的空疏,实学的被忽视,学术研究日益衰微。更重要的是,它是为统治阶级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服务的工具。它使人民的思想僵化,严重窒息人民的创造精神,对桎梏人民的思想维护封建统治起了暴力镇压所不能起的作用。

7.文字狱

文字狱根源是“为尊者讳”。就是提到尊贵的,有权势之人,你就不能直呼其名了,你就得避讳。后来甚至发展到对同音字的限制,也就是与尊贵有权势的人姓名同音的字,普通老百姓也得用其他同义字来代替。其中有名的比如东汉的刘秀的“秀”字,为了避讳,所以那时的秀才不能叫秀才,得称“茂才”。明、清之时,君主的绝对专制不仅在政治上登峰造极,而且还形成了一个以文字狱为标志的思想文化界的黑暗时期。

明初的文字之祸多与朱元璋对僚臣的猜忌、多疑有关。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年)。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盘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又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颂扬文字,朱元璋看后却大怒说:“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立即诛杀徐一夔。此后,群臣奏章文稿中凡有生、光、则等字样者,即予诛杀。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清代,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加以诛戮。二是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除,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三是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是乾隆皇帝。如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胡中藻诗狱。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随即把胡中藻处死。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命其自杀。

文字狱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措施。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到清乾隆末叶,一方面清廷已经通过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面临着比反清思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字狱遂趋于平息。

(二)科举制度的终结

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它的种种弊端在清代暴露无遗。鸦片战争前,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写下了《病梅馆记》和《己亥杂诗》。在《病梅馆记》中,作者抨击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摧残。在《己亥杂诗》中,更是大声疾呼,要求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鸦片战争以后,传统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沉重步伐,以科举为核心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受到极大挑战,在不少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的批评声中,清代统治者曾试图改革科举制度,却已无力回天。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惨败,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震惊朝野上下。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千百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随即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其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可称为反封建科举制度的先锋人物。1901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此时,清朝已处于行将崩溃的四面楚歌中,为了延缓灭亡,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进行最后挣扎,正式废除科举制,便是其中之一。1905年8月,清德宗光绪皇帝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等朝臣关于“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建议,并下旨正式宣布:“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自隋以来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向了终结,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