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位改元之礼
中国古代国家是一姓统治天下的“家天下”国家，新君继统或异姓代立，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且是头等重要的大喜事，历朝历代都规定了相应的礼仪以志庆贺。
周代，旧君死，新君立，新君须告于旧君殡宫，而后即位。这种礼制见载于《尚书》之《顾命》、《康诰》篇，这也是古文献中关于帝王即位礼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202年，刘邦灭亡了项羽，统一天下，群臣拥刘邦为帝。刘邦再三推让不得，遂于汜水之阳筑即位坛，登上了皇帝宝座。但其时即位礼仪如何，史书未载，难考其详。汉家的另一位皇帝汉文帝由藩王入继大统，其即位仪制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有所登录。汉文帝即位时下大赦天下之诏，普赐民爵一级，酒十石，并特许民间欢饮五日。同时，还举行了告庙之仪，在即位当天，汉文帝即人谒高庙，告知刘邦的在天之灵自己继位之事，并祈求列祖列宗的护佑。
与即位同等重要的还有“纪元”。纪元，就是纪一君之终始，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每一新君即位，就是旧君时代的结束，故而都要改元，表示所谓肇兴代终之义。我国历史上可靠的最早纪元是西周的共和元年，时当公元前841年。汉武帝时又创立年号之制，把自己当政的时间段冠以特定的名称，这一办法后来也被沿用下来。
到东汉光武帝开国即位时，经汉室诸君的苦心经营，在即位、改元制度上已获取了一些经验，并有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光武帝乃总其成，确立了一套比较标准的制度。光武帝即位时，建立坛场，以燔燎之仪告天，并桎于水、火、雷、风、山、泽六宗，望于群神，祝辞而祭，使普天群神皆知。又建年号为建武，大赦天下。此后，燔燎告天之仪就成为开国之君即位典礼上不可或缺的一道重要礼仪。
改元之制在汉代也已有了一定之规。若是新君继位，一般须在即位后的第二年才可改元，第一年仍须沿用先帝年号，否则便是违礼乖典，要受到人们的非议。同一帝执政期间，也可改易年号，但一般直有下列情况才可改易，如天下有祥瑞或灾异，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为了某种目的等。在明清之前，一帝而拥有多个年号的情况十分常见，如汉武帝、唐高宗，都拥有十个以上的年号。
汉魏直至隋唐，“禅让”之风盛行，手握兵权的权臣通过各种威逼利诱的方法，逼迫旧主下台，把皇位“禅让”给自己，从而篡夺政权。为把自己的篡位粉饰得一派“顺乎天，应乎人”的模样，他们乃在禅让方式上大做文章，从曹丕开始，就已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先让旧帝写禅让书，表明自己一姓已失天命，愿让位于贤的愿望，而受禅之人也要上表辞谢，说自己无德无才，不敢膺此大任。如此“诚恳”的推让，要反复三次。群臣也在边上四处奔忙，一面要向权臣上表劝进，一面要旧君避位让贤。这样折腾一段时间后，权臣方才表示怕遭天遣而不敢不应天命。
于是筑受禅台，由旧君宣布禅让之旨，由新君表示承天之命，并与民更始之意，再以燔燎告天，易姓革命就此成功。新君即位之后，还要告谒祖庙，并大赦改元。
这种异姓禅让，表面上表现得一副温情脉脉的样子，但骨子里却充满了暴力与血腥。
与这种禅让不同的是一姓内部父子之间的禅让，史称“内禅”。这种内禅的方式，唐高祖唐太宗之间用过，唐睿宗唐玄宗之间用过，宋徽宗宋钦宗之间用过，就连清乾隆帝与嘉庆帝之间也用过。
而其内禅仪制表现得较为完备的却数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的那一次。
公元1162年六月，宋高宗行内禅之礼。先于紫宸殿排列仪仗，文武百官肃立殿陛，高宗升上御座，百官上殿陛辞，说些敬仰、依恋之类的言语，高宗则勉励他们要尽力辅佐新君，谈话中君臣相对流涕。告别仪式过后，君臣俱退，高宗进入内宫。文武百僚再行整班，听宣禅位之旨，舞蹈再拜，三呼万岁。其后群臣复移班殿下，等候迎接新君。在禁卫仪仗的簇拥护卫下，新君出而升殿，内侍上前扶其登御榻，新君故意不肯坐下。内侍传太上皇旨，令新君就御座，新君方才坐下，但又故意不坐南向之位。文武君臣上殿祝贺新君登基，舞蹈再拜，三呼万岁。宰臣上前，请皇帝坐正，新君要再三推辞，最后才面南而坐，这样新君就算正式即位，为天下之主了。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亦行即位大礼。在南京的钟山南麓修筑了大坛，朱元璋登坛祭祀天地，祝告上帝，表示自己已承天之运。坛下丞相率文武百官拜贺舞蹈，三呼万岁。告天之后，又到太庙祭告四世先祖，并告祀社稷，然后回到宫中，朱元璋头戴衮冕，驾御奉天殿，伴以大乐鼓吹，并鸣鞭。百官上表祝贺后，群臣四拜三舞蹈，拱手加额，三呼万岁。大乐又起，群臣出笏俯伏，并再行四拜大礼。贺礼结束，皇帝册拜皇帝和皇太子，同时将即位之事诏告天下，建元“洪武”。
也是从明太祖开始，建元之制改为一帝一号，其年号终其世不得改易。旧君卒，即位新君于当年内仍沿用旧号，第二年再行改元。此制一立，历经明清两代，皆承而不废。
朝贺之礼
中国古代，在遇到特别重大的节日时，又有举朝同贺共欢之制，由此又制定了一套朝贺之礼。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确定一年之首为冬十月，并定有朝贺之制，但其朝贺内容今已无考。
汉承秦制，亦于十月岁首行朝贺之礼，这一套朝贺礼仪是当时大儒叔孙通在刘邦时制订的，其详情已见上述。另外，诸侯王、群臣等还要以礼物向皇帝贺新年。诸侯王与列侯的贺礼是玉璧，二千石以下官以羔为贺，千石以下分别以雁或雉为贺。进献贺礼的同时，还要向皇帝称颂万岁。
唐代以元旦、冬至为两大朝贺节日，合称“正至”。北宋则以元旦、五月朔、冬至三节行朝贺之礼。唐代元旦朝会，规模宏大而隆重，由皇太子向皇帝献寿，中书令奏地方诸州同贺之表，黄门侍郎禀天下祥瑞，户部尚书上报诸州贡献之物，礼部尚书上奏诸蕃国贡献之物，然后百官上殿，高呼万岁。朝会时还有盛大的乐舞表演，要上演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号称“三大舞”，以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表现天下歌舞升平的景象。朝贺结束，皇帝照例要大宴群臣，与下同乐。
清代以元旦、冬至及皇帝诞辰日为“三大节”，行朝贺之礼。皇帝御太和殿，王公百官立班之后，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皇帝赐坐赐茶，元旦朝贺还设宴相待，以使君臣同欢。
庆贺帝王诞辰之礼
祝寿之风，在我国起源很早，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了多种写法的寿字，说明早在商代，就已有了祝寿的活动。这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大雅·江汉》一诗中就有“虎拜稽首，天子万年”的祝寿之辞。
封建帝王举行纪念自己生日的活动，由隋文帝开其端。公元602年，文帝下诏说：六月十二日是朕的生日，海内断屠，以纪念父母对朕的生育之恩。但这也仅是偶一为之，还没有固定的庆贺典礼。
在自己的生辰之日，举行大型的庆贺典礼，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唐玄宗为庆祝自己的生日，乃置酒张乐，招待群臣。宴会之后，宰相源乾曜、张说率群臣上表庆贺，说：“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并提议“诞圣之辰，焉可不以为佳节乎！
(《册府元龟·帝王部》)建议以玄宗的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唐玄宗敬纳嘉议。从此之后，每到玄宗千秋节，全国臣民休假三日，举国同欢，玄宗也亲临花萼楼受贺，与民同乐。
从唐玄宗开始，唐代诸帝为自己的生日取嘉名并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已成常例。几乎每个唐帝都有自己生日的专用名称，如肃宗生日叫“天成地平节”，武宗生日叫“庆阳节”
，宣宗生日叫“寿昌节”等。但是，晚唐诸帝生日的庆祝活动，多是邀集沙门祈福而已，还未用上朝贺之仪。
宋金之后，帝王的诞辰庆贺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其礼制仪式也搬用了元旦朝贺之仪。把自己个人的生辰庆贺等同于国家重大节日的朝贺活动，反映了封建皇帝日益专制独裁，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并把家事等同于国事的历史现实。明清时期，帝王的生辰嘉名不再每帝一名，而统一称为“万寿节”。更有甚者，清代还堂而皇之地把万寿节与元旦、冬至并列，并为国家三大节之一，从而使自己个人的生日也成为天下万民都必须普天同庆的重要节日。
圜丘祀天
天帝是中国古代神鬼体系中最为尊贵、最有威权的主宰神，其他的神鬼如风伯、雨师等只是它的臣工，人间的帝王也是上天的儿子，因此祀天之礼是古代最为隆重和庄严的典礼。
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把祭天的处所做成圆形，以象征天的形象。周礼中规定，圜丘建于国都南郊，于每年冬至之日在此举行祀天大典。在冬至日的大清早，周天子就得早早起身，率百官来到南郊。周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头戴旒冕，腰插大圭，手持镇圭，面西而立。然后鼓乐齐鸣，通知天帝临坛受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享用的牺牲牛、猪、羊，称为“太牢”，将之宰杀，和其他祭品如玉璧、玉圭、缯帛等一齐堆放在柴垛上，天子亲自点燃柴垛，让烟气升腾于天，使天帝闻嗅其味，这即称为“燔燎”，也称为“桎祀”。
接下来，由活人装扮成天帝化身的“尸”登上圜丘，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先向尸敬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酒，称为“五齐”。献酒过程中再穿插献上全牲、大羹(肉汁)、绷羹(加盐的菜汁)、黍稷等，尸也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这些程序完成后，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以答谢天帝。最后，与祭者分享祭祀用的酒醴，并由尸赐福于天子，称为“嘏”，后世也叫作“饮福”。
祭祀用过的牲肉，因为沾有天帝的恩泽，也由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之分赐给宗室臣下，称为“赐胙”。
周礼的这一套祭天程式，为后世所继承，程式中变化较大的，是用神主取代了活人装扮的尸。
明代圜丘祀天的礼制有所变化。朱元璋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在南郊建大祀殿，以圆形大屋覆盖于祭坛之上，于此合祀天地，祭祀的时间定于每年的孟春正月。嘉靖皇帝即位后，认为合祭天地不合古礼，便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在大祀殿之南另建圜丘，单独祀天。
圜丘后改称天坛，坛分上下三层，每层拦板望柱和台阶的数目均为天数，即九或九的倍数。祭祀的时间仍恢复为冬至。清代沿袭明制。我们今天见到的北京天坛古建筑群，就是乾隆皇帝时在明制基础上改修而成的。它包括四组建筑：祭天的圜丘，祈求丰收的祈年殿，皇帝斋宿的斋宫，为祭祀服务的神乐署、牺牲所等。这些建筑以圜丘、祈年殿为主体，前者在南，后者在北，中以大道相连，道宽约三十米，长三百六十米，构成了天坛的主轴线，天坛周围广种柏树，构成了一种肃穆宁静的氛围。
出征之礼
在传统的戏曲、小说中，我们常看到有“御驾亲征”与“拜将出征”的说法，这其实反映了古代军队出征的两类不同形式：御驾亲征就是天子亲自挂帅，领兵出征，如宋太宗之伐幽州，清康熙帝亲征准噶尔部等；拜将出征就是任命将领带兵征讨，如汉高祖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东向伐楚等。二者的主帅地位不同，礼数规格也就有较大的差别，但其礼仪内容则差别不大，基本上都包括祭天、祭地、告庙和祭军神等四大类内容。
出征之前祭天，古代称为类祭。类祭的地点和形式取则于吉礼中的祭天之礼，也是在国都之郊举行祭祀，将牺牲、币帛等祭品燔燎告天，通过向上蒸腾的烟气，把出征之事报告上帝，请求上帝的同意，以上帝的名义去恭行天罚，并祈求上帝保佑战争的胜利。类祭的具体时间，由占卜决定于刚日某天举行。古代以干支记日，干支有刚、柔之分，甲、丙、戊、庚、壬属于刚日，刚日为阳，出征为阳刚之举，故而类祭也都在刚日，而不在柔日。
出征前祭地称为“宜社”。战争的起因大都是由于领土的纠纷，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领土的安全，故出征之事亦须报于代表国土的社神知悉，以求取社神的保佑。“宜社”的祭祀形式也类同于古礼祭地之礼，主要是采用瘗埋祭品如牺牲、玉币等于地中的瘗埋之礼。
出征前告庙之礼称为“造祢”，就是告祭于祖先的意思。采取这一形式，是表明大军出征得到了祖先的同意和庇佑，是受命于祖、代祖出征的。
这三类祭祀活动，把天、地、人三神全都拉到了自己阵营一边，表明出征的大军乃是替天行讨的名正言顺的堂堂正义之师，从而鼓舞起战士们的斗志，树立其必胜的信心。
在此之后，出征之师还要行祭军神、军旗之礼，古称“杩祭”。受祭的军神，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蚩尤，一说是黄帝。这两人都是我国部落联盟时期有名的军事首领。传说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十分勇猛善战，曾经击败炎帝部落；蚩尤还是我国的兵器制作之祖，能够以金属制作各类武器，据说刀枪剑戟等都出自他的发明创意；又说蚩尤还具有很大的神通，能在战场上呼风唤雨，扭转战局。黄帝是与蚩尤同时代的人，他领导炎黄部落联盟击败了蚩尤的部队，并学会了九天玄女的兵法，行军布阵，神鬼莫测。这两人可称得上是古人心目中的战争之神，所以理所当然地登上了杩祭的神坛。在举行祭祀仪式时，先将征伐之事告知神祗，再将羊、猪等牺牲荐神，以牲血涂抹军旗、战鼓，称为“衅旗鼓”，以此祈求军神相助。
祭军旗的仪式称为“杩牙”。牙是牙旗，牙旗是军中大旗。古代军队的进退行止等一切行动，均依军中旗鼓为指挥，故而牙旗乃是军中的灵魂和中枢，祭牙旗就是祈求出师大捷，旗到得胜的一种仪式。杩牙之前，先要建牙，即把大旗树立起来，然后在全军之前，掘坎瘗埋，以行祭祀。唐宋以后，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祭牙旗，还要祭代表六军的六纛，礼仪更趋复杂化。
军队的一切行动，皆依托道路进行，所以出征之前还要举行对道路之神的祭祀，称为“收祭”。较祭是在道路上封土为堆，并插有树枝草木，驾驶战车的御手一手执辔，一手持酒，浇在战车轮轴两端，再浇车厢前的挡板，然后将酒一饮而尽。三酹之后，战车从土堆上辗过，祭礼即告结束。出征大军行过此礼后，所有的山川险阻，皆可平稳涉渡，不会构成危害。但唐代以后，此礼已很少用了。
诸神祭祀完毕，还要行誓师典礼。出征之前的誓师，实则上是一次战前总动员，通过主帅慷慨激昂的誓师辞，陈明大军出征的目的与意义，揭露敌军的残虐与罪恶，从而激起广大战士的同仇敌忾之心。如周武王伐商，大军到达牧野，举行了誓师大会。周武王左秉白旄，右秉黄钺，立于战车之上，向全体战士痛陈商纣之罪，表明代天行罚的立场，使全体战士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使者，斗志昂扬，从而一举击溃了商军，灭亡了商王朝。又如努尔哈赤正式对明王朝宣战时，于祖庙举行誓师大典。在告天告神的同时，努尔哈赤又抛出了明王朝的七大罪状，即所谓“七大恨”，如明杀其父祖、拘杀其使者等，以此激起了全体将士的激愤求战之心。从此之后，“七大恨”就成了女真贵族向明攻掠的堂而皇之的极好借口，并最终在“七大恨”的旗帜指引下，灭亡了明王朝。
凯旋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