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古代，祭祀社稷并不仅仅是君王的事，各个阶层都有祭社活动。《礼记·祭法》中记载：“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太社是最高等级的社，铺五色土，受封诸侯之社，设受赐的一色土，再下一级的社，则只能用本地的泥土。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使得民间逐步形成了以祭社活动为中心的居民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便称为社。立社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要种植当地所宜的树种，称为社树。每一社都有一定的规模，在祭社这一天，全社的人都要停止一切工作，参加祭祀，吃社饭、蒸社糕、做社饼、喝社酒、食社肉，歌舞娱乐，热闹非凡，这就慢慢演变成民间一个重大的节日。这种社日的热闹景况，我们在唐宋时期许多诗人的笔下都可以领略到。但宋元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害怕民间集会，便限制结社活动，致使社日活动逐步衰落，而民间的社稷坛最后则演变成了破落的土地庙或土谷祠。
四望山川
四望山川是祭祀天下名山大川之神。至山川之境而祭之，称为祭，远望而祭之，称为望。
望祭的正祭是在都城的四郊举行，四郊各封土设坛，登坛以祭相应方位的山川。
武则天时，开始把山川名胜加上人间官爵。唐封五岳为王，西岳华山为金天王，东岳泰山为天齐王，中岳嵩山为中天王，南岳衡山为司天王，北岳恒山为安天王。封四渎为公，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宋代名山大川的封号又升一级，五岳皆为帝号，并配有帝后，四渎、四海等均封为王。
明代朱元璋特在京城设山川坛，以望祭四方山川。朱元璋废除了山川的帝王名号，以山川本名称呼其神，如东岳泰山之神、西渎大河之神等。嘉靖时改山川坛为天地神祗坛，望祭天下山川。清初以山川海渎配享方泽之祭，又在天坛之西另建地祗坛，兼祀名山大川。另外，还派遣使者，到各地祭祀五岳、四渎等。
宗庙祭祀
古人认为，人死之后而为鬼，鬼魂依活人给他们的供奉享祀而居，否则便为孤魂野鬼。
古代礼制中的宗庙，正是供给祖先亡灵居处的所在。古代的统治者又认为，统治天下的权力既是白天而得，又是承袭于祖先的，因而家便是国，国便是家，家国是一体的，所以，授权于己的祖先，其亡灵所寄居的宗庙，当然也就成了家天下国家的象征。对宗庙的祭祀，就是对祖先的祭祀，它具有着标志国家系于一姓的特殊政治意义，故而古代对宗庙的祭祀，不仅极为隆重，而且是承传不辍的。
宗庙祭祀
周代礼制规定：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合而为七。昭穆是宗庙中祖先位次排列的顺序，自始祖而下，父为昭，子为穆，依照世次递嬗排列。进入宗庙的先王，皆有庙号，通常以开国之君称“祖”，其余守成之君称“宗”。随着年代的久远，故世先王增多，七庙之数显然难以容纳，于是又有“毁庙”之制，即除始祖之外，其余的“亲尽”之庙(指那些与在位之君世次已远的祖先)。其神主另行收藏，而将刚故世的先王递补七庙之数。
宗庙的方位，依据左宗备社的原则，都建在王宫前的左侧。以太祖之庙居中，昭庙在左，穆庙在右，依世次横排。宗庙的朝向，坐北面南，依然有南面为王的意思。
东汉时，汉明帝临终遗令，不许为他单独立庙，于是只得把他的神主藏在光武帝世祖庙别室。由此，七庙分立的制度变为“同堂异室”之制，即在一庙之内集中了先帝们的牌位，而依世次分为若干室加以祭享。这一办法为后世所继承。明代嘉靖帝有意恢复古礼，曾建有九庙，但刚建好就被一场大火烧毁八庙，没奈何，只得承用同堂异室的一庙之制。明清的太庙位于紫禁城端门之左，即今之劳动人民文化宫，它包括戟门、前殿、中殿、后殿、两庑等部分。清于前殿供奉太祖太后，中殿供奉列圣列后，后殿供奉祧庙神龛，两庑东侧为诸王，西侧为功臣。太庙外有高大厚重的墙垣和枝叶茂密的古柏，内有空敞宁静的庭园，庄严肃穆，静谧安宁。
对宗庙的祭祀活动繁多而复杂。除了碰到临时性的大政如新王登基、军队出征等要祭告宗庙外，还有固定而正常的祭祀。首先是月祭，即在每个月的初一这一天要祭祀宗庙。周代，逢月祭之时，周王要率领群臣亲至宗庙，宰杀一只羊祭告列祖列宗，并要在宗庙训谕群臣。
在月祭中，以每年夏秋之交的月祭最为重要。在这次月祭中，周王要向天下颁行当年历书，以指导天下的农事耕作，以明确周王对天下的统领关系。但到后代，月祭越来越流于形式，皇帝往往懒得亲临宗庙，经常只派使臣到宗庙杀只羊就算完事了。
其次是四时之祭。所谓四时之祭，即是在每一个季度的孟月入祭宗庙，春日祠，夏日祠，秋日尝，冬日蒸。另外，每年岁末还要举行蜡祭，故而实质上是一年五祭。
最后是袷祭和榜祭，它们每隔三年和五年举行一次。袷祭和槁祭都是大祭，是把宗庙中所有祖先的神主汇集在一起进行的祭祀，这种祭祀十分隆重，一般只有天子才有权举行。
祭祀宗庙的礼仪十分烦琐，只有精通礼仪的专家才能承担司仪之职。以周代而言，祭祀之前先要卜日，即确定日期。周王要“斋戒”，沐浴更衣，独居十天，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禁止食荤茹腥，以清除口中的秽气，禁止心有旁骛，要排除心中的一切杂念。祭祀正日，参加者都要早早起床，沐浴后换上礼服，才能前往祭祀。祭祀所用的牺牲和礼器、物品等，都要事先仔细拣选，太牢牛、羊、猪三牲要毛色纯正，壁、琮等玉器和束帛要完好无损。周王人庙后先到太室行裸礼，用香酒浇地，告知鬼魂前来受祭。祭祀时以小儿充扮的尸代表祖先的魂灵，周王及群臣均要行稽首大礼。祭祀用的食物，行礼后分而食之，以示食鬼神之余的意思，牲肉要分赐与祭者及各地诸侯。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具体规定。这些烦琐的礼仪规定，一方面反映了统治者对宗庙之祭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寄托了统治者希望家天下的局面江山永固的政治企图。
清帝早朝趣事
名谓“早朝”，皇帝并不接受众官朝拜，只是在寝宫召见有关大臣议政办事而已。即便如此，早朝礼仪也是十罐重而威严的。朝仪中的繁文缛节，今天看来十分无聊；而许多趣事丑闻，更是令人发噱！
清代早朝的时间大体上沿袭前朝，即在日出前后，但各帝当政略有不同。清初励精图治，早朝时天色尚未破晓，在凌晨5时左右；乾隆、嘉庆年间天下太平，则稍晚，延至日出之际，即清晨6时；而同治皇帝荒淫无道，迟至8时以后方才临朝；后来光绪帝企图变法维新，以挽救清王朝的颓势，一度把早朝提前到凌晨4时，不到6时即已退朝，往往天色尚未明呢。
皇上升殿视朝时，于午门楼上鸣钟击鼓，声传宫外，宫内也要奏乐。乐声中，御前侍卫在御道上交互往来巡逻，两列内侍持仪仗作先导，内有二人手执红灯，盘旋起舞，皇帝随后而行。内侍依次入殿井然肃立，皇帝登座，乐乃止。而殿前陛下立即响起静鞭声，那是由专门的官员甩起三丈的长鞭，发出三下响亮的声音以示肃静。
早朝前，军机大臣和各院部堂官带领文武官员守候在外，等待皇上召见。他们身着缀着鸟兽的补服，胸挂朝珠，顶戴花翎，特别注意衣冠的整齐。召见前须按次进呈粉牌，牌上除书明官职、姓名外，还要写上入仕年岁、出师功勋等简要政历，以备皇上御览，粉牌分两种，一是红头牌，为亲王贝勒使用：另一是绿头牌，则为大臣们使用。
王公大臣奉召人殿见驾，当行跪拜大礼。可笑的是，按当时惯例须免冠磕响头。即以脑门子叩地碰出声来，而且“声彻御前”，让皇帝听见，方算“忠心耿耿”。于是，狡猾的内监便乘机大发其财。他们故意在砖地上做了手脚，大臣如贿以重金，便指给砖地上某处，碰头时会发出如击鼓般嘭嘭的响声，头也不致太疼。不然，即使把头磕肿也不会出声。
磕完响头，复戴冠。除了极少数的王公老臣能享受赐坐的恩宠外，绝大部分的大臣仍须跪着回复皇上的垂询。两广总督劳崇光，一次被皇上召见，因过分惶恐，跪见后竞忘了戴冠，秃顶而退。当时早朝中的任何失礼行为，都被视为对皇上的不敬，按制度是要追究、处罚的。但这一次皇上姑念他是外臣，不谙朝仪，未加申斥，令内侍发还冠戴，不过，后来狐假虎威的内侍们，却把他吓唬了一顿，又敲他一笔竹杠，才把冠戴发还给他。
这些王公大臣平日养尊处优，久跪何能忍耐？尤其那年老体弱者更不堪其苦！在光绪、慈禧逃难西安返京接见群臣时，有三位军机大臣年皆耄耋，老态龙钟。他们并列跪拜，跪久起身时，一臣不慎踩着别人朝衣，绊倒在地，被踩者也跌倒，又将另一臣撞倒。三位大臣一齐倒在丹陛，丑态百出，一时成为大笑话。更有甚者，乾隆年间，有个名叫刘于义的武官，曾在雍正时被封为征西将军，获乾隆召见。当时他已70多岁，亦因跪得太久，起立时误踩自己衣袂而扑跌在地。此公过于肥胖，大概血压偏高，加之紧张过度，竞至当下一命呜呼！
小过，经常侍奉皇上的大臣，也自有良策。他们有膝盖处绑上厚厚的棉花，以碱轻长跪的疼痛。更练就奉事不超过三句话的本领，不劳皇上多问，以缩短下跪时间。
大臣们奏事时，都特别小心，极力迎合皇上的心理；对皇上习惯的语言动作，也要事先打探清楚。默记在心，以便临场见机行事。清穆宗同治习惯在欲退朝时整一整衣服，此时被召见的大臣就应相机请安告退。内阁学士韩文钧有次朝觐同治，就是如此。后来他被德宗光绪召见，碰头完毕，光绪微微欠身，用手轻理襟袖，正欲垂询，不料韩却以为皇上已欲退朝，连忙恭请圣安退出，弄得光绪莫名其妙。有人代为奏明原委，光绪未予怪罪，反倒念他为人老实，不久便放了个督粮道的肥缺给他。此公如此颟顸，却因咎得福，实属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