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总是把一个个终点作为新的起点向前迈进。杜任之从太原走进北平，此刻已经站在西单牌楼下了，他还不敢确认见傅作义将军的这种想法能否如愿以偿。
他站在人群外，远远地望着新华门。傅作义在这里吗？杜任之心里忐忑不安。
杜任之是教书人，地下共产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的讲师。他来北平的时间是1948年夏天。太原最燥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可是北平人仍然热得无处躲藏，满城是呼唤清风、摇动着的扇子。
他和傅作义是同乡，又是老交往，关系颇深。他的胞弟杜敬之是将军的军医，眼下刚晋升为傅部的参事兼惠民医院的院长。杜任之萌发来北平的想法正是因为有这些“土壤”。他要利用自己和傅作义的特殊关系。
但是，他想象不出傅作义会怎样接待他这个不速之客。
事实上，他的顾虑是多余的。
当他走进傅作义总部，在一座庙宇般的房子里见到将军时，将军的热情程度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次见面，他一把抓住杜任之的手，说：
“老朋友，听说你来了，我多高兴！怎么，瘦了？还是那么爱琢磨事儿吧。文人呀，总是没完没了地用脑筋，不知道爱惜自己。”
“谢谢傅总。我一切都好，只是常想念将军。几年不见了，你一点儿也不见老！”
“哪里，两鬓落霜了。”
傅作义说着按了按杜任之的肩，两人面对面坐下，挨得很近。
寒暄之后，言归正传。傅将军主动询问道：“任之，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此次来北平是有私事找我，还是另有要事？”
傅作义喜欢直来直去地对话。杜任之也从来不在将军面前隐瞒自己，他说：“我在太原那边很难呆下去了，被人家当成了共产党的嫌疑犯，随时都有被抓、杀头的可能。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傅作义没有吱声。杜任之以为傅作义为难，便说：“我只是随便说说，有可能我就留下，如果不便我马上就走。”
傅作义不悦，说：“北平不是太原，他阎锡山没有不打招呼就到我的地面抓人的权力。你住下，我给你找地方。就在敬之家里吧，那儿绝对安全。”他说着站起来，两手交叉抱在胸前，在屋里踱步。
杜任之想起解放战争刚开始那两年，在太原……
当时，傅作义保持不了以往的沉默，迫不及待地通电全国，郑重申明：“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为其执鞭。”
自以为对将军十分了解的杜任之万万没有料到他会来这样一个通电。何必这样主观、固执呢？
几日后，他们在太原相见。杜任之有意提到了那个通电，说：
“依我看，你的电文过激了，‘执鞭’之说将来很可能实现。”
傅作义有点不耐烦地打断杜任之的话：
“不存在过激不过激的问题，延安不是已经打下了吗？”
杜任之也毫不隐瞒地把底给他端出来：“共产党撤出延安是暂时的，国民党从此陷入被动才是真的。延安还会回到共产党手中的！”
傅作义说：“那咱们以后就看吧！”
那时候，杜任之就看到将军这个动作：站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在屋里踱步，很有几分自信。
此刻，杜任之不过是触景生情。关于“执鞭”一事的争论已经过去了好久，今天见到将军，杜任之无论如何不打算再触及它了。
但是，傅作义自己却不时地把话题引向过去。他已经看到了“明天”，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了。他对杜任之说：
“我现在是一只倾斜的船，随时都可能葬身汪洋。这些时候北平城里发生的事情很使我苦恼。学生游行示威、请愿，与军警冲突，有的学生受了伤，社会舆论攻击我，人们骂我，我的耳朵根哪一天不发烧？难挨的日子哟！”
杜任之说：“你讲的这些都是意料中的。对学生的请愿，可以通过同他们的领导人接触来解决；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他们。另外，还可以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疏通情况和思想，这也是个办法。”
傅作义是否准备采纳这些建议，现在还看不出。他是一只倾斜的船。船在倾斜。倾向哪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