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无声地罩住了北平。没有月亮。
这样的夜晚对崔月犁来说是难以入睡的。作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他比别人操持着更多的工作。眼下，历史的进程，平津战场形势的迅猛发展，都迫使他还有他的同志必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北平和平解放希望到底有几分？
1948年初，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接近能影响傅作义的人，促使傅将军起义。大半年来，他们以亲朋好友的关系审慎地选择对象，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
不久，刘仁又让北平地下学委系统担任军事策反工作的同志与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联系，做傅作义的工作。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又是结义兄弟，眼下在傅部下任高级军官。他在女儿的鼓动下来北平找过傅作义，然而傅作义不信任他，没谈上几句就冷场了。不过，曾延毅毕竟知道傅作义的一些家底，他告诉女儿：“找刘厚同去吧，他绝对可以做傅作义的工作！”
曾常宁又去找刘厚同这条线。
崔月犁沉思。
白天，关世雄提到的那个杜任之，是不是会把挤窄了的小路又拓宽？崔月犁反复念叨着这个有点儿绕口的名字，想着初步掌握到的有关他的一点儿情况，脸上浮出了一缕不易觉察到的笑容。
他看了看表，约会的时间快到了。他出了门，一拐弯，消失在夜色中。
锦什坊街油篓胡同6号。傅作义的军医杜敬之住所。
今晚，他这间本来还算宽敞的屋里因为来了几个不大寻常的陌生人显得有些窄小，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床头的小方凳上坐着崔月犁，他穿中式棉袍，很文雅。屋子中央的长凳上还有另外两个人：在北平市民盟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关世雄，再就是杜任之了。杜任之有些拘谨，双手始终紧紧地攥着。
杜敬之作为主人显得随和、热情。他给每个人倒了一杯热茶。没有人喝。他又递烟，也没有人接，会抽烟的和不会抽烟的都摆摆手。
杜任之的拳头松开了。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个细节。见到崔月犁后，望着这张普通而亲切的脸，他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崔月犁问杜任之：“你和傅作义将军交往这些年，对他总的看法怎么样？”
傅作义啊，真让杜任之难琢磨。作为同乡，杜任之了解他。作为总司令，杜任之好像对他又十分陌生。当他以将军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时，显示出金字塔一般的尊严。当他和你处老乡时，又像父辈和兄长一样和蔼。
杜任之说：“傅作义曾经是抗日的爱国将领，现在是华北‘剿匪’总司令。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与蒋有较深的矛盾，但是驻在华北的蒋系六十多万军队又由他统帅。我对做他的工作常常满怀希望，可是有时又感到很棘手。”
显然，崔月犁对杜任之的回答是满意的。他说：
“这就要求我们对傅作义做两种可能的分析，一种是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之时，我们能把他争取过来；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他反共，跟我们打过多年的仗，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他不会轻易接受和谈。所以，正像我们党所估计的那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他对和谈、起义会长时间处于犹豫动摇之中。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我们地下党组织在积极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还要配合解放军做好攻城的准备工作。城工部对我们的指示是：首先把立足点放在武装夺取上，但也尽力争取傅作义起义。”
杜任之问崔月犁对他在北平工作的要求。崔月犁说：“记住一点，我们是在薄冰上行路，一旦不小心掉入冰河，个人遭危险不消说了，事业跟着受损失可了不得。最关键的是要稳！”
临分手时，崔月犁握住杜任之的手，说：“希望你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作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