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向春种，黄檗向春生。薄雾隐三星，有心不分明。”这是乾嘉学派极盛期时的代表人物钱大昕所作的一首《读曲歌》。
读曲歌，是六朝时期延宕而下的一种吴地清商曲辞，不辅管弦，清口低唱，意在排遣幽怨，诉说哀伤。齐武帝到钟山凭吊香消玉殒的何美人，从臣朱硕仙在墓前幽幽唱起的，就是“读曲歌”。
作为惠栋、戴震之后的学术巨擘，钱大昕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将乾嘉汉学推至顶峰，备受时人推崇与景仰。钱大昕的此首《读曲歌》，明显是写向惠栋的，婉转之中深有抱怨。
这就让人奇怪了！
惠栋，学者称其为红豆先生。而承绪红豆先生吴学，将之发扬光大，并蔚然风靡天下的学术巨匠钱大昕，怎么不是像王维那样，春风满面地吟唱“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是用隐晦而伤感的曲调，对一向欣赏的惠栋吴学，感觉“薄雾隐三星”，甚至神情哀婉地诉说“有心不分明”呢？
一.
先回到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之中。
十九世纪之交，以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学者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他们埋首故纸，潜心书斋，孜孜不倦地考研古籍，校正经史、纠订舛误，辨别名物，厘定读音，拾遗补阙。在辑佚、校勘的基础上，乾嘉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他们涉猎的范围也十分广泛，除儒家十三经外，还遍及先秦诸子及汉代以后至宋朝的各种古籍。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让遮罩着重重迷雾的数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典籍得以廓清，第一次以空前真切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乾嘉学术全面走向鼎盛，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在“考训古物，实事求是”的劲风鼓荡之下，读书人几乎全部究心于典籍支离琐屑的考训，在故纸堆中俯仰上下，穷其一生，乃至重新出现了西汉末年的章句之儒那等可笑行为——为注释一条经典，不惜用煌煌几十万言。
如此为学，严重背离了清学开山之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学术沦落为“为学术而学术”。
更为严重的是，惠栋治学主信汉人经说，“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这就造成了经学独盛、史学冷落的学术严重偏向局面。陈寅恪在论及此时这一学术怪相时说：“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快，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
而这，正是钱大昕的忧心困惑之所在。
作为乾嘉历史考据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却绝非是只知繁琐考据而思想苍白的学者，他说：“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这其实已经表白了他对时学的不满，而在呼应“清初三大家”了。
正像开创了物理学全新领域的牛顿，晚年时突然令人惊诧地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指导作用，却虔诚地相信上帝，埋头撰写以神学为题材的著作。当遇到难以解释的天体运动时，他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概念。
一个自然科学大师何以忽然醉心于上帝？原因很简单，就在于牛顿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里：“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孩子，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我却全然没有发现。”
当一个人在某个学术领域探究愈深，钻研愈密，攀爬越高，领略越多，他的困惑与迷惘也就越多，他会愈发敬畏学术海洋的永无穷尽与深不可测，进而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深感渺小，甚至认为不值一提。
在牛顿，就表现为尊崇神学，将渺不可知的自然奥秘认定为是神的主宰力量所致。
在钱大昕，就会表现为对所尊敬的惠栋的考据之学产生质疑，乃至“薄雾隐三星，有心不分明”。
这就是他写这首哀怨的《读曲歌》的原因。
二.
惠栋之后，虽然经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卓有成效的学术努力，史学开始与经学并重，得以并驾齐驱，但史学理论的确立，“六经皆史”思想的铸成，以及对时人趋之若鹜的考据学的全面反思，将经学纳入史学研究范畴……诸如此类的学术廓清工作，却要等另一位学者到来，由他完成。
他，就是章学诚。
在考据学几乎垄断了整个学术界，人人以继承许、郑自许而埋首经学考据之时，章学诚独辟蹊径，高树一帜，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建立起了通达的历史哲学。在这个领域，他是世界历史哲学第一人。
更为重要的是，自章学诚之后，清学由考据学实现了向今文经学的转身，并直接影响了龚自珍、魏源等一大批晚清思想家。
这就是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序言中所说的：“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其大胆为朝廷改制者，则始于包氏之说储。时文网尚密，故书未刊布。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所倡导的正是通经致用，施之政事。这与公羊今文学派所言之意相通，因此，他的思想对晚清学界的影响实属深宏。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这样评价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在（乾嘉学术）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任公又说：“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他再次无比服膺地论道：“章学诚，可以说截止至现在，只有他配说集史学之大成的人。”
三.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绍兴府会稽人，生于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
从王阳明、刘宗周到黄宗羲、万氏兄弟、全祖望，一脉相承的浙东学派，向来以史学为看家本事，有清一代的史学界伟大人物，大多籍贯浙东。此时，再走出一位章学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但与上述诸位浙籍学人不同的是，幼时的章学诚天资平庸，而且体弱多病。在这一点上，他和明代大儒陈献章倒很相似，叶黄枝疏，小树歪歪，整年在药气氤氲中，“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章氏遗书》）。
与陈献章的“自幼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的过人记忆禀赋完全不同，章学诚天资鲁顽，自幼便不善于记诵。虽然他过早就表现出讨厌举业，倾心于史学的为学倾向。
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信中，章学诚回忆道：“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而且“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甚至刚刚十几岁，即着手取材《左传》、《国语》，准备将之改编为一本纪传体史书《东周书》，后来被“馆师所觉，呵责中废”。但此时的他，文化根基还极为轻浅，文字运用能力也很差，甚至“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
如此的他，屡屡止步于场屋，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
公元一七六〇年，二十三岁的他参加顺天府乡试，未举。次年再考，仍名落孙山。之后，他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因不善记诵，成绩常居末流，为此时常受到同学们的讥讽与嘲笑。
一个讥笑骆驼背上长有驼峰的驴子，不会知道正是那两处貌似丑陋而愚蠢的驼峰给骆驼储存着能量和水源，让它可以耐力十足地行进于黄沙漫漫的瀚海之中。
章学诚读书虽不善记诵，但却有个十分鲜明的长处，即往往能在阅读中“生出特见”，在寻常的字里行间，生发出自己的异群之见。
而这，正是古往今来很多一流学问家最可宝贵的为学先天禀赋。
姚明长得人高马大，当然适合打篮球；李宁生得短小精悍，此生固然无缘NBA，但却正是体操场上最佳的运动员身量。根据自己特殊的资质，章学诚量体裁衣，创出了一条与当时学风完全不同的治学途径——不走一意务博、贪奇嗜琐的考据之路，而是发挥自己理论思维的长处，走有自我创见的学术之路。
他在《文史通义》中这样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他认为，流行的考据之学，“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这些其实更像是一个学者的“功力”，而不是学问本身，“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
为此，章学诚决定独树一帜，起而振衰，“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于是，他绕开熙熙攘攘、万人奔竞的学术潮流，独自专心研治举世不为的文史、校雠理论，“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喊出“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的口号，走上了一个人的浩浩荡荡之路。
他要走的，正是这样一条独断之学之路。
当一个人在早年即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条漫无涯际的艰难学术之路，那么几乎可以断定，他这一生将告别富贵安逸，无缘钟鸣鼎食，始终与困苦潦倒为伴，毕生与青灯寒窗为伍，步入清贫窘迫、籍籍无名的穷蹇人生。
事实上，章学诚真的用其一生的脚步证明了上述推断：他四处奔波，寄人篱下，不置产业，终身未仕，一直充任卑微的幕僚，间或靠讲学于书院，或为他人编书修志，来维系自己清苦的治学不辍的生活。
他将人生的所有快乐都建立在了治学之上，因而外在的物质生活就退避三舍，世俗世界的名利享乐，就与他全然无关。
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他，却时时洋溢出一个学人的单纯幸福。他可以这样充满自得，也充满快乐地说：“学问之事，正如医家良剂……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
闻之令人心酸！
四.
打量章学诚的人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一生都在卑微中不停地供他人驱使，也正是在这无休止的卑微劳作中，他先是以超凡的智慧和毅力，为罗马教皇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后来又以卓越的才能为美第奇家族的圣罗伦佐陵墓创作了著名的《昼》、《夜》、《晨》、《暮》人体四雕像，最后为教皇绘制了不朽的《末日的审判》。
大师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烦恼、贫穷、劳碌始终困扰着我，我在穷困中挣扎，我在忧患中孤独。”
这话用来说章学诚，也很贴切。
公元一七六五年，章学诚第三次参考顺天府乡试，再次落第后，他投拜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
朱筠，字竹君，后来他曾向乾隆上疏一份奏折，对《四库全书》的编撰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朱筠明确地告诉章学诚：“科举非君所长，不能学亦不足学。”朱筠藏书甚丰，章学诚在老师这里得以畅游书海，纵览群籍。也是在这里，章学诚结识了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戴震等一大批学界名流。
这中间，犹以名满天下的戴震对他影响最为巨大。
作为乾嘉学派的皖派开山之人，戴震主倡“圣人之道在六经”，“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他的治学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儒家经典的奥义，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之途，以此冀求对圣贤之道的最终领悟。
戴震与章学诚相见之下，对这个小自己十四岁的晚辈后生顿生赏识之意。所以向来谦恭自牧的戴震，这次没有客气，而是语重心长地教导章学诚：“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
很明显，戴震的这段求学之道的论述，仍是他一向秉持的“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治学思路。按照这种思路，要研究《春秋》等史学，开读“春王正月”，那么就要先由训诂入手，只有先掌握了考证三统正朔、周官典礼的本领，才能去读《春秋》，否则就可能学不由径。
而此时的章学诚，早已有了自己的独到治学之见，尽管还相当不成熟。
早在四五年前，他在写给同窗好友甄松年的信中，就提出改革史书义例的设想，建议在史书中“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信中，他还表达了一系列在编修方志上的看法。比如，他认为方志“体裁宜得史法”，诗文不能纳入《艺文志》等等。
而且，此前一年，他参与了《天门县志》的编纂工作，并将自己在修志中的所想所思总结为《修志十议》。这些深有独见的论述，说明章学诚在通读古今史书，并在具体编篡方志的工作中，通过仔细分析，精深思考，已经在史学领域初步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雏形。
现在，面对在乾隆朝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大师戴震的告诫，年轻的章学诚不能不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他深知自己学力尚浅，而且没有用功于考证名物、穷究典籍、训诂词章，正像他自己所说：“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那么，是固执己见，坚持不为训诂桎梏，走自己的独断之学路子，还是听从戴震前辈的谆谆教导，摈弃前非，改弦易辙，走流行的考据之路？
然而，生活的困顿与艰难，不得不让他暂时放下脑海中的发问，为饥肠辘辘的肚皮去谋生。公元一七六七年，章学诚因“二三当事，猥以执笔见推”，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
在众口哓哓、干扰颇多的志局里，他深感自己不能按照史家应有的持公执正之义秉笔直书，而是处处受人牵制，时时为同僚所嫉，严重违背了自己所尊奉的为史原则，触犯了他作为一个历史编纂者的心灵底线。
忍无可忍下，三年后他愤而辞职。
唐朝的刘知几拂袖离开史馆后，向宰相萧至忠修书一封，疾言史馆之弊，决定退而撰著《史通》。
章学诚也留下一封长信。翌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气愤难遏、言辞激烈地写道：“学诚用是喟然谢去，非无所见而然也。昔李翱尝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几至三代两汉，而史才曾无一人堪与范蔚宗、陈承祚抗行者，以为叹息。夫古人家法，沈约以前，存者什五，子显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监领，一变马班以来专门之业，人才不敌陈、范，固其势也。每慨刘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如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肥臃肿，坐啸画喏，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抵龉不入，良可伤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迁，退撰《史通》。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旨已见。”
从中，可以看到他离开志局的原委，而且还可以看到，他已经决定效仿刘知几，退而私撰《文史通义》。事实上，从三十五岁的此时到六十四岁去世，章学诚将整整后半生的时间全部交付给了他的皇皇巨著《文史通义》。
五.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奔波于生计的路上，似乎总有这首《把根留住》的歌曲，来为章学诚的人生做背景音乐。
然而，身影尽管风尘仆仆，但一点也不颓唐潦倒；脸孔虽然尘土扑面，但一点也不茫然。
公元一七七三年，和州知州刘长城邀请他主持编修《和州志》，闻听后，他欣然前往。
早在章学诚为国子监学生时，他就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对同学这样讲过他的人生志向：“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他喜爱纂修志乘这项事业，哪怕只是为远在安徽的一个小县编修县志，他也乐于效命。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不是这样说过吗？“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前往和州，正是“从吾所好”。
也正是这次和州之行，让章学诚确立了他的为学方向。
“万有引力定律”其实已经在脑海中诞生，牛顿所需要的，只是躺在那棵寻常的树下，让寻常的苹果砸中不寻常的脑门。而学识、学力已经完全具备的章学诚，他所需要的也是类似的一次撞击过程。
编修《和州志》的过程，便成了他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学术总结。
修志中，他不但在搜检群书、博览众籍的过程中，“检点前后，识力颇进”，形成了“辨章百家，通于大道”、“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的为史思想，而且有了全新的修志认识。
于史学义例、方志编修、校雠之法等诸方面，他均收获颇丰。他首次提出：“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学、派别源流，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认为修史应该“尤当考定篇章，复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
此外的收获，就是他一边编修《和州志》，一边“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可见，《文史通义》的写定，也完全有赖于此次的修志活动。
更大的收获是，自从八年前聆听戴震的教诲后，一直颇感茫然、无所适从的他，经过此次修志实践，心中的迷惘消退，自信顿生，为学之法已在章学诚胸中渐渐清晰。
很凑巧，戴震此时又出现在了他面前。
二人再次就方志学义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戴震主张用考据学之法来修志，认为编修方志应该以考核地理沿革为要务。而章实斋则认为，方志乃《周官》小史，是外史之遗，其目的就是专门为编修国史提供史料。
事实上，最古之史书，就是方志。孟子所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为地方志。章学诚认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而不仅仅是一地理书，所以为方志之人，必须“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由此他认定，戴震虽淹贯经史，名满天下，实则不解史学，属于“无其识而强作解事”。
后来，在《跋甲乙剩稿》中回忆这次和州之行，章学诚充满自得地写道：“甲午、乙未，赴江南修志，返浙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
他已不再着意于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而是将眼光越过同时代学者的头顶，投向远方。
那里，孤鹰翱翔，云淡天高。
六.
背负着生活的种种压力，也怀揣着自己的情有独钟，公元一七七七年，章学诚又握着永清知县周震荣送来的邀请函，脚步轻盈地前往永清，编修《永清县志》。
也正是在这年，他在乡试中中举，次年，于会试考中进士。
场屋中的接连取胜，并没有让章学诚增添多少成就感，为此拈须自得，欣喜若狂。相反，考中进士之后的他，竟然自认迂阔，执意拒绝入仕。
在这个已经四十一岁的中年男人心中，参加科考，获得功名，也许只是对自己或他人的一种交代，属于一种身份认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事业不在尔虞我诈、蝇营狗苟的官场里，而是在书籍盈桌、孤灯独照的书斋。
编修方志，钻研史学，这才是他驰骋的精神牧场。
所以，当同时进士及第的同窗们兴高采烈地簪花以庆，春风满面地走上仕途时，章学诚却离开这种热闹，独自悄悄地回到永清县的那堆档案簿籍之中，津津有味地做起了他的研究工作。
公元一七七九年，他完成了《永清县志》编修工作，同时写就了与《文史通义》并称的重要著作《校雠通义》。
写作《校雠通义》，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为历朝著录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追刘向父子、郑樵之意，纠其之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正典籍中“鱼鲁豕亥”之类的错误。
从他考中进士却果断抽身退出官场的那刻起，章学诚早已做好了应对清贫、承接苦寒的一切心理准备。然而，前行路上所遭遇的诸多穷蹇愁苦，还是让人意想不到。
公元一七八一年，漂泊无定、生活无依的他前去河南谋职，求职不成，归途中却遇到强盗，所携行李被洗劫一空。这里面就有他视如生命的《校雠通义》书稿。幸亏，朋友处有此书稿的另一抄本，但因没有第四卷，《校雠通义》便令人万分遗憾地成了残本。
为了生计，此后的他，又在河北大地上不停游走，四处谋职，流寓无定。他先后讲学于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这中间，还曾罹患大病一场，因无钱就医几乎丧命，多亏学者邵晋涵施以援手，才得以起死回生。
正像二十八岁时遇到朱筠，给他凄寒的中青年岁月带来了一丝温热与慰藉，五十岁时，章学诚遇到了时任河南巡抚的毕沅，则为他的晚年人生带来了倚靠与凭借。
毕沅，博学多才，精通经史，旁及语文学、金石学、地理学，并善诗文，一生著作颇丰。他敬重文士，礼贤下士，尤好扶植后进，“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毕沅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更生斋集文甲集》）。当时的著名学者如孙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皆曾受荫于其门下。
其时，毕沅正在组织学者准备编纂《史籍考》，这对精通史学编纂工作的章学诚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而在章学诚看来，毕沅其人，以及他组织的《史籍考》编纂工作，都深合自己青年时所说的那句人生志向：“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从名公，修志乘，于他而言两样都甚合己意，夫复何求？于是，章学诚全身心投入到毕沅组织的《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中。
可惜的是，次年因毕沅调任湖广总督，编纂工作宣告中辍。多年之后，章学诚再次被毕沅邀请到湖北武昌，这一文化工程才得以继续。然而，因毕沅后来遭贬谪，大功即将告成的《史籍考》的编辑工作再次中断，与《续资治通鉴》的命运一样，都成为一部未竟之作。
此间，除应亳州知州裴振之请前往编修《亳州志》外，章学诚又先后主持编修了《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足迹遍布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等地。
一路孜孜不倦，苦研精索，一路埋首书案，撰著不断。即便是在公元一八〇〇年，嘉庆五年，他因常年伏案劳顿双目失明之后，章学诚仍于黑暗中力耕砚田，奋笔不辍，坚持从事历史哲学的著述，直到次年生命告终。
蜡炬成灰泪始干。
燃尽自己，释放光明。晚年两眼幽闭，仍专注于《柳如是传》写作的陈寅恪，他的心中一定时时闪现着章学诚的身影。
七.
做人可以穷困卑微，但于自己的学问，他却有着极端的自信。
来听听他的自我学术认定：“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文史通义·家书二》）
在动笔撰著《文史通义》之初，他还是“每慨刘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无论是行为上，还是著作的名字上，都在效仿刘知几退而私撰《史通》。
但晚年的他，却已经将自己与当初的偶像划清立场。他指明刘知几是在说史法，而自己在说史意，彼此完全不同，截然两途，泾渭分明。
这绝不是自我吹嘘。《文史通义》一书，既不编叙史籍，也非从事考据，而是自成系统地在谈对史的见解，议论史的各项课题。就此而言，章学诚完全有别于传统史家的为史路数，具有了独创的意义。
章学诚心目中的“史”到底是什么？
他在《上朱大司马论文书》中说：“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耳。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
他将传统以来的史家，分为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著作之史，即指自成一家的独断之学，而后者只是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在史的系统论述上，他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也。”不仅史纂、史考，他又列出史选、史评、史例等，他认为这些统统都属于纂辑之史，而先前为史之人，皆不出其范围，所以他得出结论：“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
基于这种立场，他标举出“史意”，提出“史德”概念。
他认为：“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有史学而不具史识，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
所谓史意，就是指史家的撰写意图；史德则是针对刘知几所总结的史才、史学、史识，倡导史家所必具的道德品格。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申讲其意：“史之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
在章学诚看来，史家著述不能徒尚考据或专务文词，而要藉以事与文，来“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不明乎此，便不足以言史学。
更为让人振聋发聩的是，为使史学有经世致用的功效，他提出了“六经皆史”命题。
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报孙渊如书》）“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故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也。”（《文史通义·答客问》）在《文史通义·易教上》中又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的用意很明显，“六经”既然皆史，那么考据学所主张的由训诂解经而明义理的治学途径就是错误的。正确的道路应该是“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即将史学与经学一样来看待，它们均为明道和经世的利器。
他对史学的巨大贡献也正在这里。
《隋书·经籍志》第一次将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使得经史并举，分途各治，提高了史学在儒学中的地位，这是史学的第一次革命。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进而提出以史学来阐明经书，扩大并丰富了史学的内涵，这是史学的第二次革命。
另外，他还提出了撰述之史与记注之史的区别：“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文史通义·书教下》）进而又提出了“史法”、“史意”、“史德”之说，确立了史学的总体观念。
方志学因他而成熟起来。在章学诚之前，学界一致认为，方志只是记载某个地方地域沿革、历史变迁的狭隘之书。是他指出，方志实为一方全史，为国史编纂蓄集了基本素材，所以应该予以特别重视。
为此，他倡导在州县建立志科，为修国史积累资料。在具体的方志编修实践中，他创立了“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的方法。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使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这一编纂理念，对后世的方志学影响极大，也极为深远。
令人扼腕的是，直到公元一八〇一年六十四岁的章学诚逝去，其一生著述，包括《史籍考》、《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因种种原因皆未能镂版刊刻，只留下《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志》三志，《校雠通义》残本三卷，及一部荟萃其一生学术成就的《文史通义》。
因为不跟从时流，独自坚持“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的学术主张，而且一生穷苦，未立足要津，致使他人微言轻。加之其著作印行极少，使得章实斋生前默默无闻，穷困潦倒，死后籍籍无名，学问不显。死后百余年间，其人其文不为人知。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怒火中烧地讲：“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州、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
公元一九二〇年，胡适看到了日本学者内藤在湖南出版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他在两年后写出了《章实斋年谱》，并痛切地说：“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学诚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学者。”
正是这个一生甘居寡学，穷困潦倒，卑微游走于幕府，毕生究心于州县之志的编纂，从未进入国史馆的史学大师，在乾嘉学术一统天下，齐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的学风中，起而纠谬绳偏，以自己的精识创见开创了历史哲学的新局面。
在他肘腋之下，晚清今文学派已经呱呱坠地，即将歌声嘹亮地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