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乌云压顶，狂风怒作，飞沙走石，屋瓦纷起，剧变的天象会提醒人们，紧闭门窗，赶快躲避，因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如若阳光和煦，云淡天高，日丽风清，慵懒地躺在金色沙滩之上，享受着惬意假日的人们因没有天气的征兆，将永不会知道，一场可怕的海啸正从不远处向这里急遽扑来，灾难骤至。
当历史步入十八世纪，身置“康乾盛世”的中国人，视国力孱弱、科技落后、兵备松懈、吏治腐败等等于不顾，只是一味地自我陶醉在天朝大国、民丰物阜的精神幻境之中。而此时，列强的铁甲兵舰已经起航，他们龇开獠牙，正向自大而臃肿的东方扑来。
在这充斥着麻痹与懈怠、醉生和梦死的沙滩上，有两个人却无比清醒。他们站在人群的高处，以超越时代的政治敏感，提前捕捉到了潜在的凶讯，并起而惊呼，大声向国民呐喊：飓风就要来临，大厦岌岌可危！
在列强将至、国运日衰的风起云涌的历史大变动前夕，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危机，倡言革新求变，强调经世致用，主张个性解放。因之，黑暗而沉闷的中国思想天空透出了第一丝光亮，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序幕陡然被拉开。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
龚，即龚自珍；魏，则魏源。
一.
康乾盛世，至今仍然是影视剧导演们的魂牵梦萦所在。很少直接阅读史书的大众，则嚼着这类垃圾食品来汲取他们贫瘠的历史营养。于是，“康乾”便在大众的脑海中真正“盛世”了起来。
其实，“康乾盛世”只是清王朝自诩的一个政绩。从历史学定义，这个时期起于康熙二十年的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的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五年。在此期间，大清的确呈现出社会稳定祥和、经济快速发展、疆界风平浪静等等貌似繁荣的外在景象。
但，这个所谓的“盛世”，只是关起门来的孤芳自赏，属于一种病态自认，与此前历史上的“文景”、“开皇”、“贞观”、“开元”等盛世相比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将眼光对准此时的世界，就会发现，大清所谓的这个“盛世”，其实是多么落后与腐朽！
这时，以凯伊·约翰发明飞梭、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席卷整个欧洲。由之，在生产技术、思维观念、价值取向、社会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等诸多方面，对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几乎与之同时，以雾月政变为终结标志的法国大革命落下帷幕，君主封建制土崩瓦解，西方旧有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思想启蒙运动以风卷残云之势日益深入人心。
马克思曾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说：“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他们本身所发生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这位大胡子思想者，同时又在《鸦片贸易史》中，对无视世界大局、一味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表达了深切的无奈叹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实行文化钳制政策，制造文字狱，闭关锁国，以天朝为中心，睥睨四夷，妄自尊大的清王朝，无可奈何地衰落了。不管是政治制度、科技水平、生产技术，还是思想观念、价值尺度，都已经被西方世界远远甩在了后面。
历史上长久以来的华夷之辩，使得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居天下之中心，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其余则是夷狄，属于被天朝教化恩典的对象。
因无知而自大，因自大而更加无知。这种畸变的世界观和地理观，形成了坚硬而牢固的华尊夷卑思想。请看几个发生在当时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例：
公元一五八四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在广东肇庆向国人展示世界地图时，国人对这个地图不将中国放在中央，而是推到东方一角，表达了愤怒与抗议。为了迎合中国人，利玛窦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
到了公元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以补贺乾隆八十寿辰为名，前来要求与中国通商。此时，清廷之中甚至几乎无人知道，“英夷”究竟在何方。
代表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和认知最高水平的《四库全书总目》，仍将“英吉利”、“意大利亚”、“佛朗机”等西方国家视为“藩属”，纳入在大清帝国的朝贡系统之内。所以，当马戛尔尼没有向乾隆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后，他的通商要求被断然拒绝。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回复英王的“敕谕”：“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针对其所提通商要求，他极端傲慢地回答道：“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困扰大清的，还不光是无知与狂妄。
到乾隆末年，尤其是到嘉、道之际，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吏治严重败坏，权贵穷奢极欲，官僚阶层寡廉鲜耻，盘剥搜刮，使得民不聊生，流民转徙，怨声载道。在官与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严峻的对峙局面，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被称为“道光四子”之一的张际亮就说，此时的清朝官吏“鹰羶遍野，豺狼噬人”，他悲愤地发出天问：“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
尽管此时列强的军舰还没有劈波斩浪而来，向这个暮霭沉沉的帝国发射出第一枚令人魂飞魄散的炸弹，但种种社会危机已经如绳索一样紧紧扼住了它的咽喉，而它高竖的衣领，却仍体面地遮盖着被勒紧的颈项。
龚自珍与魏源，就生活在这个暮霭沉沉、气息奄奄的黄昏时分。
二.
龚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璱人，号定盦，后更名易简、巩祚，字伯定，号定庵，晚年号羽琌山民。生于公元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卒于公元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
杭州，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俊彦频出，例产霸才。
龚自珍又恰出生在一个诗书簪缨之家。其过继祖父龚敬身，官至礼部司事，云南兵备道，著有《桂阴山房遗稿》。祖父龚禔身，为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亲龚丽正是嘉庆进士，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补注》、《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其外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母亲段驯亦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对于自己出生的这个诗翰兼擅、学问与功名并举的诗宦之门，龚自珍曾不无自豪地说，“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他自负也自谦地认为，自己的才华不是天生，乃龚氏家族几代人经百年递相磨砺，最终孕育而出。
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却也不能据此忽略了他幼年早慧的天纵之聪，以及少抱远志的旷达雄心。
有着如此优渥的学习成长环境，加之他自己颖悟早慧，勤奋向学，龚自珍在很早就开始广泛涉猎经史诗文，而且博学多能。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龚自珍取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
十二岁时，姥爷段玉裁教授他以许慎的《说文解字》，由此，打开了他通向古文经学及考据的门径。十三岁时，龚自珍即作自己第一部文集《知觉辨》；十五岁时，开始为自己的诗集编年；十九岁倚声填词，到二十一岁即有词集《怀人馆词》问世。
段玉裁为外孙的词集作序时，曾喜不自禁地称之：“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但，如此博学多能的龚自珍，在清王朝机械、刻板的八股取士考场上却显得左支右绌，十分狼狈。他一生先后四次参加乡试，六次参加会试，直到三十八岁那年才考中进士。
与悲吟“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的蒲松龄相比，龚自珍还是幸运的。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连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从此就屡试不第，直至七十一岁才成为岁贡生。熬场半生，萧条无成，自叹命运不济的蒲留仙，只好坐在豆棚瓜架下，厌作人间之语，爱听秋坟鬼唱，撰著出一部千古名著《聊斋志异》。
而龚自珍却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屡考不中生涯里，养就了一腔郁愤孤傲的书生狂性，他自我形象地总结为：“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
箫与剑，一柔一刚，一哀怨悱恻以发柔情，一昂扬奋发以扬雄心，将剑胆与箫心两种审美人格俱负一己之身，从中已可窥见龚自珍的人生取向。
三.
《清史稿·；文苑三传》里，有这么一行字：“巩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
来看看他是如何放诞自任、狂傲不羁的：
与朋友在一起看戏时，朋友历数龚家学术渊源，讲到其父龚丽正时，龚自珍点点头说：“稍通气。”提到做翰林的叔父龚守正时，他点评：“一窍不通。”——对待才华卓著的自家长辈，如此。
公元一八二九年，参加廷试中，他最早交卷出场，朋友祝贺他：“君定大魁。”他却嗤之以鼻地说：“看伊家国运何如！”——对待凛然不可冒犯的当今帝王，如此。
中进士后参加殿试时，面对《安边绥远》这个题目，他忘记了这是在极重要的考场，而是手随心想，放肆陈言，直陈朝政得失。他下笔之大胆无忌吓坏了考官，最终以“楷法不中程”，即书法不好为名，被列为末等，未进翰林。因此事，愤愤回到家中的龚自珍，让家中妻妾、女仆、丫鬟全部练习“馆阁体”书法，然后他对人讲：“当今翰林不足挂齿，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对待朝廷翰林，如此。
寓居京城仁钱馆魁星阁时，其阁上层供魁星，中间供孔子，下层住客人。他兴之所至，手写一联于柱：“告东鲁圣人，有鳏在下；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将“非法出精”四字安置在佛说之后，确乎是在亵渎圣灵了。——对待世人尊奉的佛祖，如此。
《长恨歌》中有描写杨贵妃“回头一笑百媚生”一句，他说这句诗是形容勾栏娼妓之词，据此贬斥白居易为“千古恶诗之祖”。——对待千古名作和不朽诗人，如此。
对他，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句负气伉爽、不肯少阿流俗可以概括得了。端的是狂放傲纵，不可形容！
龚自珍曾作一句诗进行自我写照：“门寒地远性傥荡，出门无阶媚天子。”
分析这种性格成因，应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期。少年时的龚自珍天分过人，灵根慧性，对音乐有极深的领悟力。张祖廉在《定庵先生年谱外纪》中说他：“童时居湖上，有小楼在六桥幽窈之际，尝于春夜梳双丫髻，衣淡黄衫，倚阑吹笛，歌东坡《洞仙歌》词，观者艳之。”
旖旎音乐与豪壮诗文双重熏陶下的他，呈现出对比鲜明的两种人格，那就是，侠骨与柔肠并存，雄奇与哀艳并蓄。
一方面性格豪雄，大气开合，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一方面又纤细柔婉，多愁善感，不能自已，如他自道：“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
张祖廉曾用文字为龚自珍画过像：“先生广额巉颐，戟髯炬目，兴酣，喜自击其腕。善高吟，渊渊若出金石……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堪一世之意。”可见，少年时的他，虽然性情焯厉，但也只是慨叹时势，纵论天下，还并不是特别地狂诞放任。
他真正“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地狂起来，是步入青年时期才有的事。再准确一些说，是在科场上接连遭遇滑铁卢，屡屡蹭蹬失意之后，才渐渐滋生而出的。
公元一八一〇年，十九岁的龚自珍参加顺天府乡试，只中副榜，而且是第二十八名，这让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本以为取功名如探囊的他情何以堪！而目睹的现实世界，却是一派国势日衰、国是日非的潦倒之状，这更加激发了他振衰救敝的雄心和志向。
书生意气，家国情怀，凝成了挥洒在衣袂间的剑气与箫声，化为了内心世界的壮怀与哀怨。
很像十八岁的程颐，曾以青年布衣身份上书阙下，劝宋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二十岁的龚自珍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用世之思，而他的眼光无疑超越了整个时代。
在《上大学士书》中，他眼光独到地前瞻性地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会自取灭亡。
他用日有早、午、昏三时，来隐喻一个王朝的三世：日之早时，“照耀人之新沐浴，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及至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
他极为自负地下判：“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不听我的警醒之语，这个王朝就会走到日暮途穷的境地。而且，他惊世骇俗地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造访中国之前，他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整个中国即将发生大的变动。
公元一八一三年，他再次参加顺天府乡试，又名落孙山。悒悒南归的路上，他写了一首《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
郁闷之余，又写下《明良论》四篇，大胆直陈政弊，为嘉庆皇帝开具改革药方。
他指出，今日之士大夫已经丧失廉耻，唯知趋福避祸，阿谀逢迎：“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辞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他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的专制，“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以确立其绝对独裁地位，实行的是“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的霸术，君主“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胤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为此他提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指责大清朝的所有为官者尸位素餐，蝇营狗苟，这已属严重不计后果，轻肆狂言，犯上作乱，而龚自珍却更将矛头直接指向嘉庆皇帝，尖锐地批评他“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天啊，要知道，这不是孟子骂梁惠王的开明战国时代，而是屡屡大兴文字狱、灾连祸结的大清朝！
只能说，龚自珍之勇之猛，无以复加。
可以看出，他的这番言论与清初顾炎武所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顾氏面向士人阶层号召“行己有耻”，而龚自珍则是向君主开炮，让其“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让士人重新拾回廉耻。
当外祖父段玉裁看到年轻外孙的《明良论》后，惊喜难遏，欣然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极为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
可惜的是，亟须用此药方疗治大清顽疾的嘉庆帝没有看到《明良论》。或者还可以说，万幸的是他没看到。否则，很难预料龚自珍还有未来，他的生命应该到此便戛然而止了。
公元一八一六年，龚自珍再次落第。一次次自负地跨入考场，又一回回沮丧地离开，然后，再一次次将一腔的孤愤傲岸、一身的勃郁不平，悉数化为对时局与政体的犀利批驳指判，这在龚自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落第的二十五岁的他，又写下了《乙丙之际箸议》，更加尖锐地揭示了眼前这个衰世人才匮乏的破败景象，并深究其中原因。他狂放而无所顾忌地说：“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他大胆预言，人才被摧残、被碾压、被凌辱的结果，是起而抗之，奋而求乱。那么，结果只有一种：“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在文字狱刚刚稍微平息的嘉庆朝，他张口闭口谈亡说乱，口口声声在杜鹃啼血，言丧天下，应该说这实在不是一般的狂，已经远非李贽、金圣叹们可以比拟。
这不能不让关心并爱护他的人，为之忧心忡忡。
龚自珍自己在诗中就写道：“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原因，当然不仅仅是自己胸怀奇才易招人嫉妒，“一山突起丘陵妒”，或者豪宕不羁，信口开河伤及他人，“即此难免群公嗔”。只怕十分严重的后果是，像这样出口无遮的热腔骂世，冷板敲人，很容易触犯政治忌讳，为自己罗害织罪。
其实，需要狂删的又何止是《乙丙之际箸议》那些文章，劝他的又岂止是朋友常州庄四？
嘉庆二十二年，他曾拿着自己所著的文章，前去请教吴中耆宿王芑孙先生。王芑孙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还特意提到龚自珍与之为友，且因狂而遭殃死去的两位狂士，“海内高谈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颠沛以死，仆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惊世骇俗……足下不可不鉴戒，而又纵其心以驾于仲瞿、子居之上乎？”
诗人张维屏在给龚自珍的信中，也推心置腹地提醒：“屏始闻人言，足下狂不可近。”
好友魏源也再三劝诫他：“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
这些告诫与叮嘱显然起作用了，龚自珍果真要洗尽狂名、敛性息口了。写于公元一八一九年的《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组诗中，他清晰吐露了这一心迹：“东涂西抹过半生，中年何故避声名？才流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
果然，龚自珍一反常态，不再热衷于在诗中泄愤，在政论中显声，突然选择敛手缩足，静气噤口，远避声名。
当一只猎豹突然匍匐于草丛之中，以雕塑的姿态一动不动时，请注意，它不是在度假，而一定是发现了进攻的目标，这是蓄势待发、迅疾冲刺前的征兆。
安静，常常是爆发的前缀。
四.
公元一八一九年，嘉庆二十四年，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是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年份。
因为掀开中国近代思想史帷幕的两位巨子，将在这年会晤，然后将彼此温热的手紧紧握住。
此前一年，经过四次乡试，龚自珍终于中举。是年二月，他在北京参加恩科会试，依然不中。
谁能说没有抢到“泰坦尼克号”的首航船票，一定是坏事呢？因会试不售，二十八岁的龚自珍走入著名今文学家刘逢禄的门下，接受“公羊学”教育。此时，小龚自珍两岁的魏源，就端坐在刘逢禄的课堂里。两个远见卓识、怀抱非凡的人，就这样相识了。
从此，龚自珍与魏源，既为同窗，又为挚友，兼为同道，将各自的身影靠拢在一起，共同将伟岸的身影打在十九世纪大变革来临前的中国浩大思想幕布之上。
魏源，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晚号“菩萨戒弟子”，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卒于咸丰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
少年时期，他即好学深思，身负异才，“寡嬉笑，常独坐”，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对史学及王阳明心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九岁赴县城应童子试，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用“杯中含太极”要求他对下联，魏源对曰：“腹内孕乾坤。”考官为之惊异。
十七岁时，他已是“名闻益广，学徒接踵”（《邵阳魏府君事略》）的一位教师了，在其家乡一带颇有文名，得到湖南学政李宗瀚、汤金钊的高度赏识。二十二岁时，魏源随父入京后，即跟随刘逢禄问“公羊学”，自此深有所得，学问大进。
在科举路上，魏源比龚自珍更为狼狈，更为举步维艰。自道光二年中式举人后，他多次参加会试，也是屡试屡败，后来直到道光二十四年，五十一岁的魏源才得中进士。
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六年，龚自珍与魏源再次应礼部会试。此次，老师刘逢禄虽然担任房考，并积极推荐，但二人仍双双落第。刘逢禄作诗《两生行》一首，向两位弟子表达欣赏与惋惜之情，从此“龚魏”成为他们的共称，在京城声名鹊起。
每次落第之后，龚自珍照例要用诗来抒发胸中块垒，发发将年华尽付场屋的牢骚，表表再也不这样做了的决心。这次也不例外，他借韩愈落第后所写的“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又写下“蹉跎复蹉跎，黄金满虚牝”。
与龚自珍不同，魏源虽然也落落寡欢，但他却以沉默的姿态来接受落榜的打击。在性情上，魏源更像他的字“默深”，默好深湛之思，不喜躁竞扬厉。
由龚自珍与魏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初学界的一对好友，顾炎武与归庄。顾炎武“独兀傲倜傥，以节行自厉”，而且“孤僻负气，讥诃古今”，甚至还非言孔子，“以是吴人訾之”。为此，归庄向他直言其身上“学益博，僻益甚”的毛病，并表达真诚的忧虑：“愿兄抑贤知之过，以就中庸也。”
龚自珍狂纵高蹈，口不择言，骂世傲人。魏源为此也向他提出忠告：“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长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夫促膝之谈，与广廷异，良友之诤与酬酢异。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
正像归庄的劝告动摇不了顾炎武磊落使气一样，魏源的告诫，也难以撼动龚自珍的疏放狂纵，这就是所谓的积习难改，但却让人从中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友情深厚。
相同的胸怀奇才，共同的现实判断，一致的思想认识，使得龚自珍与魏源自公元一八一九年认识开始，彼此便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从此，两座屹立在十九世纪中国的文化山峰，双峰并峙，遥相呼应。他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起而寻求变革图强之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分别提出了非凡而准确的历史预见。
他们用男声二重唱，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嘹亮的先声。
五.
公元一八二九年，三十八岁的龚自珍在内阁中书位上考中进士，此后，他辗转于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等名头貌似很大，其实官位卑微、形同闲差的职位，始终属于久困闲曹，沉闷于下僚。
触目生厌的黑暗官场，摇摇欲坠的腐朽政体，都让他日益厌烦。到公元一八三九年，他终于忍无可忍，辞官南归，拂袖而走。
他写下了一首诗以名心志：“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全诗沉郁雄浑，指说繁复，洋溢着一种生命大沉潜之后的大起新之意。
夕阳西下，在这离开京城、告别自己政治生涯的时分，诗人满怀怅惘、孤独的愁绪，回顾自己仕途的蹭蹬失意，用一句“吟鞭东指即天涯”来表达对世道时局的绝望与不再回头的决心。他将自己比喻为落红，一旦委地，即永不重返故枝，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自甘消沉，而是笔锋一转，展示了一个瑰丽的精神境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落花的生命已经终止，但落地为泥后，却要护佑、滋养出新的花蕊，使昂扬的生命个体在转化中得以恒继，再现生命的全新价值。龚自珍此次南下，是要到杭州主掌云阳书院，聚徒讲学。诗中所表达的，正是他离弃仕途，满怀希望迎接新生活，从此致力于教书育人生活的心绪。
然而，就是这首诗，却让无聊的好事者，无中生有地理解为是龚自珍向一个女人抒发缱绻情思的情诗。
此前，龚自珍还有一首在京城流传甚广的诗作：“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诗后还有一句小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太平湖畔距贝勒王府不远处，恰有一片丁香树林，龚自珍常流连其间，所以有了这首诗。
但诗中的“梦见城西阆苑春”、“朱邸”、“缟衣人”，却让好事者无中生有地联系到王府中寡居的一位女人，龚自珍的文友、大名鼎鼎的清代女词人顾太清。
关于龚自珍辞官归家的原因，以及两年后他以四十九岁的英年在江苏云阳书院突然暴死，世间一直沸沸扬扬着一件绯闻。传言说他与清王室贝勒奕绘的遗妾顾太清有染，正是因此，龚自珍才不得不离开北京。更有甚者说，龚自珍的死便是奕绘之子派人下毒而致，史称“丁香花疑案”。晚清小说《孽海花》中，作者即以龚自珍儿子的口吻说，他被宗人府同事用毒酒毒死。
其实，他离官出走的原因很明了，而且自认是龚自珍“同县后学”的吴昌绶在他所编订的《定盦先生年谱》中更是清晰地写道：“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好奇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动触时忌；至是嗣斋先生年逾七旬，从父文恭公适任礼部堂上官，例当引避，乃乞养归。”
诡异的“丁香花疑案”，完全属于子虚乌有。只是，顾太清后来因此被逐出爱新觉罗家门，一代冰清玉洁的女词人在艰难困苦中抑郁而死，让人无限伤感。
人言汹汹，众口铄金，这些都是龚自珍无力阻挡也无法阻止的。那就让流言蜚语满城飘扬吧，我走了！
临走时，龚自珍又极狂放地赋诗一首，向京城诸友告别：“天花拂袂著难销，始愧声闻力未超。青史他年烦点染，定公四纪遇灵箫。”尾句充满戏谑与玩世不恭，实则充满了一腔愤怒：弟兄们，他年如若你们编写青史时，请一定要记下龚自珍四十八岁那年，在青楼遇上了妓女灵萧。
剑气难伸，悲怨积胸，理想幻灭，那就退居于温柔之乡，在消磨意气中麻痹神经，疗治心灵的创伤吧。是逃避，还是消沉？是激愤，还是抗争？
他是在用自污的方式，来清洗别人泼来的污垢！
效果呢？后人的猜测中又加了更为荒唐的一条，说他因与妓女灵萧有染不得不离京，后来被毒杀也是灵萧所为。
一切都不必说了。就将这难解的谜底留给面面相觑的他人，我抖抖衣衫，去矣。
此后，他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途中，连同上述几首诗，龚自珍或记事，或抒情，借题发挥，抨击时弊，呼唤变革，憧憬未来，共写成三百一十五首雄奇与凄清并存的七绝，总命名为《己亥杂诗》。
这哪里是拖着一双疲惫而滞重的双腿黯然回乡，分明是剑气与箫声交织下的一次骄傲凯旋！一路跋山涉水，一路浅吟高歌，吟哦不断，歌诗不绝：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
无论是在他的诗里，还是在他的文中，始终飘荡着对现实衰世挥之不去的痛心疾首，充满了对一扫九州沉闷风雷的期盼。
龚自珍以无比深邃的目光，看到了清王朝日趋没落的凋敝晚象。他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这种社会风气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而根本原因却是官僚阶层的人浮于事与骄奢淫逸。
他以“医国手”自居，开出丹药，疗治顽疾，大声发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的时代最强音。
在政治上，他要求改良君主专制，摈除用人制度上循以资序的论资排辈弊端；在经济上，他主张消除“贫富不相齐”，积极解决严重的流民问题；在国防上，他强调海防的重要性，坚决要求禁绝鸦片，重视边疆开发，颇富政治远见地建议朝廷在新疆建省。
这些至可宝贵且极具历史远见的意见和建议，因他人微言轻，被置若罔闻，丝毫无助于阻拦或减慢正在滑向深渊的大清这架沉重而疲惫的马车。
龚自珍悲伤而冷静地下判：“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即至丧天下。”他已隐隐听到了风暴将至的惊心之声。“乱亦竟不远矣！”他以历史预言家的姿态坚定地说。
如他所言，历史真的应验了！
公元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公元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宣告成立。清王朝走到了内忧外困的悬崖边缘。
六.
世界上最让人感觉痛苦的是，一个理智的人，却偏偏生活在一个不理智的时代。
与龚自珍相比，魏源无疑更为痛苦。
因为在鸦片战争爆发的次年，龚自珍去世，而魏源却还要睁着他睿智的眼睛，无奈而屈辱地继续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将魏源的学术思想生涯截然分为两段。
在公元一八四〇年前，他主张经世致用，以关注现实政治为鹄的，强调经术与治术的贯通与融合，积极倡导变法改制。
他认为，士能通经的标志，不只是对儒经能倒背如流，详知其义，而是“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默觚上》）。否则，就是误天下的庸儒。
基于这一认识，他积极投身于经世实践之中，大声疾呼：“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
道光五年，公元一八二五年，魏源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之后，又入江苏巡抚陶澍幕府，协助其办漕运、水利、盐务诸事。在具体运作中，他对盐务、治河、漕运等既有运作方式大胆改革，去其弊端，收效显著，获得了巨大成功。
尤其是道光十二年，由他建议的在淮北全面推行的“改纲行票”票盐改革，革除了多年积弊，简化了贩盐手续。后来，两江总督陆建瀛将魏源倡行的票盐法推广到淮南，结果，“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两”。
面对漕运之困，他积极倡导海运。魏源指出：“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国家之元气。”而且还在《筹漕篇》、《海运全案序》等著作中详细制定了海运章程。
每年黄河泛滥引发的祸患，同鸦片走私造成的白银外流，以及旧有漕运、盐政制度一样，均为严重危害国计民生的大患，而黄河之害最大。针对于此，魏源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写成《筹河篇》，痛切指陈清代二百年间治河策略的失当，在总结历史以来治河经验之上，他无比清晰地指出：“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势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决，必冲张秋，贯运河，归大清河入海。”主张“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河，导之东北，计张秋以西”，如此“数百载间大工费必可省矣”。否则，“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一闪耀着那个时代最高治黄科技光芒的宝贵建策，并没有被采纳。
令人惊诧的一幕在十三年后的咸丰五年出现了，黄河竟然真如魏源所预料，而且决口之后的黄河流向与他所说纹丝不差。《清史稿·；河渠志》记录了这次黄河决口改向的状况：“决兰阳铜瓦厢，夺溜由长垣、东明至张秋，穿运注大清河入海。”
由此还让人想起嘉庆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二〇年，龚自珍呕心沥血写就的《西域置行省议》。
在这篇文章中，二十九岁的他以超前的敏锐识见，认为延续了百年多的朝廷对新疆的“镇守”办法埋伏着祸端，不利于中央对新疆的管理，不利于新疆的稳定。他提出应在新疆建立行省，其行政、军事制度与其他行省划归一律，任命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废除以前委派的将军、参赞大臣。实行郡县制，取消过去保留的“伯克”制度。而且指出具体办法：“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这样既解决了内地土地不足、流民无以为生等社会不稳定问题，同时又能取得开发新疆、加强边防的实效。
当局对之也是置若罔闻。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专门为此赋诗下断：“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而且特别补注：“庚辰岁，为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两篇，有谋合刊之者。”
公元一八七六年，左宗棠率兵讨伐沙俄和英国侵略新疆的傀儡政权阿古柏。收复南疆后，他建议中央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郡县，获得光绪赞许，公元一八八四年正式建立新疆省。
从公元一八二九年到公元一八七六年，相差四十七年，确实“五十年中言定验”！李鸿章为此感慨地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黑龙江述略序》）
魏源、龚自珍预见之确，让人知道什么是高瞻远瞩，什么叫真知灼见！
七.
面对一个昏聩不堪、气息奄奄的腐朽政体，再准确的预见，再尖锐的警报，都是对牛弹琴。属于它的，只有没落，挨打，死去。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的清王朝，表面上是内虚与孱弱，可深层次上所暴露的政治与经济、文化等种种弊端更让魏源愕然，并猛然惊醒。
残酷而屈辱的现实，使他的思想也为之产生深刻变化，即从原先的“通经致用”，转移到了“师夷长技”。
面对国是日非、每况愈下的时局，整个官僚士人阶层陷入徒然焦虑、束手无策之中。而魏源却以时代思想领航者的姿态站出，超越整个时代，第一个发出了如此清醒与刿切的认知与判断：
他认为，敌方之所以如此猖獗，战争之所以如此惨败，原因皆在“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战败后的清政府却将禁烟抗英的林则徐革职戍边，“归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导致官僚“今益以养痈为得计”。为此他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
对于列强，他清醒地认知到他们唯利是图、“兵贾相资”的本质，即军事侵略建立在强行贸易的目的之上。面对强悍的敌人，任何圣贤经义、微言大义都不是铁船钢炮的对手，在已难望其项背的西方科技文化面前，中国必须扯下自我蒙蔽的天朝王国眼罩，士大夫必须扔掉对异域文化的深闭固拒心理，对对方认真研究，详加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可款可战”。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倡导要向对手学习，“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
鸦片战争后的次年，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天下为己任，进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但当他看到政府和战不定，昏庸误国，遂愤而辞归，立志著述。
公元一八四二年，他完成《圣武记》，深挖清朝由盛变衰之由，探究强国兴兵之路，驳斥将西方先进科技认为是“奇技淫巧”的谬论，提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该书随作随刊，朝野轰动。
公元一八四四年，魏源以五十一岁的老迈之身中式进士。在任东台、兴化知县期间，他将三年前被削职进京候勘的林则徐与他在扬州相晤时交与自己的《四洲志》译文片牍打开，参以历代史志及明朝以来的《岛志》，又“搜览东西南北四洋海国诸记述”，撰写出警世启众的皇皇巨著《海国图志》。
他在该书序言中一语道明：“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在这部巨作之中，有纵论应敌之策，有汉唐以来海国沿革各图，有对南洋、印度、非洲、欧洲、美洲各国情况的分述，有《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纪年表》、《中国西历异同表》，有《国地总论》、《筹海总论》、《夷情备采》。大到西方民主制度、练兵之法，小到造船工艺、火器技术，皆有所采，悉数道来，琳琅满目，洋洋大观。
让人惊奇的是，在闭关锁国的晚清，魏源是怎么以十九世纪中国最为博学、最为睿智、最富远见又最为通达的一双手，为在铁房子中禁锢了数千年的国人推开了这扇穷极世界的明窗，从此，将中国人的视野扩大到世界，并开启中学与西学融合、乾嘉汉学向经世务实转变的全新学风的？
正如齐思和在《魏源与晚清学风》中所论：“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之大儒，新学之蚕丛哉！”
遗憾的是，《海国图志》在清政府那里如投珠于泥塘，涟漪也无。疲惫垮塌而松弛老迈的清政府里，“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
就是这样一位碧血丹心、见识与学问远远超越整个时代的巨子，却在咸丰三年完成《元史新编》后，因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被人参劾迟误驿报而被革职。
望望眼前已经不可收拾的残局，六十三岁的魏源于公元一八五六年的秋天长叹一声，甩甩衣袖，离开京师，走入杭州的东园僧舍，从此将已经彻底厌烦世事的耳朵与眼睛，埋入木鱼声中，直至死去。
但在他身后，《海国图志》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先锋们的理论至宝，更漂洋过海，被日本明治维新派奉为开智法典，“不龟手之药”。
同样是这部书，面对它的态度竟是如此不同。
在大清，御史朱琦替魏源向清廷转呈《海国图志》，却没有被呈上，因为魏源太不起眼了。朱琦感慨而道：“天聪倘易达，无俟予小臣。”
在日本，仅仅是在公元一八五四年到公元一八五六年三年内，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译本就有二十一种之多，可见其受欢迎与重视程度，这在世界出版史上也相当罕见。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龚自珍、魏源，两个为垂死晚清政权开方治病的大师，一对为末世懵懂国人开启思想净空的挚友，就这样共同躺倒在杭州，永远厮守在了一起。
风雷已经作响，闪电已经裂空，要变天了！
他们会睁着永不瞑目的双眼，向这个走向末路的王朝，投去充满无奈与遗憾的苍凉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