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他是一座壁立万仞的巨峰。
在他之前，是自宋以降的程朱理学独步江湖，学统天下。而一经他别有新悟的发明与首倡之后，理学从原先的独尊地位迅速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心学在明朝的全面崛起。上承孟子，中继陆九渊，他最终创立的姚江学派，成为明代中后期影响深远的新儒家学派。一个人能用一己之力，缔造出一种全新的学术局面，推翻此前牢固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王霸位置的旧学，这样的人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中国儒学史上，他是一位旷古绝今的奇儒。
身为没有丝毫戎马经历的一介文弱书生，他却驰骋疆场，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所向披靡，天才般地一再向世人展示其高超绝伦的军事天赋和用兵才能。
一边是安静雅洁的书斋，一边是刀光剑影的战场，他从容出入，巧妙融合，用自己的双重身影，真实呈现了孔孟一直期盼的儒者“内圣外王”的最高人格。在儒家向来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他齐头并进，用“真三不朽”的奇崛高度，将之完美统一于自身。
也正因此，集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军事家、书法家于一身的他，被人称为有明一代首屈一指之人。他以心学集大成者的身份，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被学界并称为孔孟朱王。明末清初，号称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即源于他。
不仅如此，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乃至全球，至今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明末，阳明学传到日本，直接成为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民众用传统思想抵制全盘西化的基础。日本近江圣人中江藤树、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栄一、倒幕魁首西乡隆盛等均为王阳明的信徒，军事家东乡平八郎深为王阳明学说折服，随身佩一方印章，上刻“一生俯首拜阳明”。
年轻的蒋中正留学日本时，看到很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大为震惊，于是也开始研读《传习录》，从此终生崇拜王阳明，并把台湾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他因深深服膺王阳明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之说，四十三岁时改本名为陶行知，终生以此自勉。
一个人的肉体倒下了，但遍地林立的却是他的思想。这个人，肯定非同寻常。
一.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经历。
而这个经历还可以上溯得很久，正所谓三代之家方可培养出一贵族。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因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又曾创建阳明书院于越城，故世称阳明先生。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一四七二年，生于余姚；明嘉靖八年，公元一五二九年，卒于南安。
据《顺生录·年谱》记载，其祖先本琅琊王氏，到王羲之时徙居山阴（绍兴），其后又自达溪迁至余姚，遂为余姚人。
王阳明生在一个以隐居为传统的世家。
其六祖王纲，在元末避世乱，甘居林壑，他未卜先知地预感到尚未发达的朋友刘伯温会腾达，提前婉拒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
五祖王彦达也终生隐居，躬耕养母，读书自娱，他死时，只传给他儿子王与准几箱祖上传下的书籍，郑重嘱咐：“但勿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
王与准就是王阳明的高祖，号遁石翁，一生既不参加科考，也拒绝荐举，一心“闭门力学，尽读所遗书”。
到了王阳明曾祖父王世杰这里，仍坚决继承并贯彻前辈的隐世作风，他以“祖秘湖渔隐彦达，父遁石翁与准，皆以德学为世隐儒”为标榜，适逢乡试，科场为防作弊规定考生入闱前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王世杰觉得人格受到侮辱，未进考场而返。
王阳明的祖父王天叙，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他豪放达迈，适性自乐，人称其“环堵萧然，雅歌豪吟，胸次洒落”，被比作陶靖节、林和靖。每每打开其父留下的书箧便感喟：“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字听辉，别号实庵，晚称海日翁，尝读书龙泉山中，又称龙山公。成化十七年，王阳明十岁时，王华以状元身份赐进士及第。
看着这个一脉相承的江左望族王氏家谱，你不能不感慨，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换，但一代代王姓子孙始终保持着耿介独立、孤傲倔强的儒者之风，他们自立于浑浊的政治旋涡之外，啸风吟月，磊落襟抱，守护并捍卫着自己高蹈的人格。
由此不难想象，接下来出场的新一代王家人，又将会奏响一首怎样瑰丽而奇妙的全新版《传奇》！
二.
先来说说绍兴，包括它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山水。
不知从何时起，在一灯如豆的书斋中夜读时，对一些钦敬的人，不自觉地就留意起了他的籍贯和他步履荡起的历史烟尘。于是，便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那么多的硕儒俊彦，那么多的慷慨悲歌之士，那么多的高居中国文化云端的卓荦大才，竟然大都出生或游历在蕺山镜水之间，他们甚至贴着一个共同的地理标签——绍兴。
随手写写，就可以列出一份让每个熟知中国文化史的人咂舌惊讶的长长名单：范蠡、文种、王羲之、谢安、张岱、徐渭、陆游、王阳明、王充、刘宗周、黄宗羲、鲁迅、蔡元培、秋瑾、徐锡麟、马寅初、胡愈之、朱自清、钱三强……他们或为一代宗师，言为士则；或为群伦表率，行为世范；或气冲霄汉，英名播九州；或执学术牛耳，为某专业领域嚆矢。小小的绍兴，堪堪名士荟萃，俊彩星驰，群星璀璨，锦彩霞披。
袁中郎赞此地“士比鲫鱼多”，毛泽东说它为“鉴湖越台名士乡”，说得人膺服至极。面对这样的人文渊薮，你如何能不肃然起敬？
其实，单是出一个陆游，或一个鲁迅，或一个徐渭，或者谁都不出，只用千年之胎孕育出一个王阳明，这座城市便完全可以有资格傲视天下了。
但绍兴不是，它要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才行，它用它的自然山水和独有的人文环境宁静地涵养着这块土地上的每个英才。
这里的确好，无论人文山水，还是自然山水。王羲之说：“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会稽、四明、天台三座名山绵亘南部山地，岩壑迎人，杖黎扶我，到此已无尘世想；浦阳、曹娥、剡溪穿流其间，河湖港汊水网纵横交错，俯视澄明，游鳞可取，令人悠然有濠濮闲趣，山水相间，构成了独特的钟灵毓秀的山川之美。
所有的山水都影响人，山水的情怀哺育人的情怀，自然的形胜或气佳与人文精神的营造共融互通。穷山恶水出蛮横刁钻之徒，丽水秀山润博雅温婉之士。
绍兴的地域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形成，可以直接指向春秋时的越国。勾践所倡导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影响深远，那弯弯曲曲的血脉竟一直延承下来，渐至成了绍兴文化稳固跳动的脉搏。
这便是升腾在这片土地上独有的隐忍和复仇精神。
汉代袁康、吴平作《越绝书》，汉末赵晔又继作《吴越春秋》，这两部书被后人称作复仇之书。生于斯终于斯的诗人陆游更是以越人自励，写下了“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等深潜忧愤、气势勃郁的慷慨激昂诗篇。
满清灭明，亡国既成事实，但这里一大批文质彬彬的羸弱书生，勇毅地挺立出来，用他们“菊残犹有傲霜枝”的铮铮铁骨，来捍卫早已无存的前朝。王思任大呼“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也”，大书“不降”二字绝食而死；祁彪佳写下“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的绝笔，在水池中端坐而死；刘宗周留下“慷慨与从容，何难又何易”的绝笔诗从容而死。
活，难见人的风貌；死，却极见人的气度。慷慨激越的义烈血脉，一直流注在这山这水中。
绍兴人将自己的地域精神总结为两句话：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其实，谦虚的他们还遗漏了重要的一面，应该再补充一句：积学以养成。
从两幅悬挂已久的对联上，你可以明白无误地嗅到这种气息。
其一是山阴县学堂联：兹山即刘子讲学坛，望诸君立雪坐风，追踪往哲；此地是越王采蕺处，愿吾侪卧薪尝胆，励志前修。
其二是鲁迅受业的“三味书屋”学堂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
如果走进一方水土，扑鼻而来的是浓郁的书卷气，盈耳灌注的是朗朗的诵书声，那你就不能不对这片土地产生由衷的钦敬。
对文化先天的亲近感，延宕了数千年的绍兴从来就没有割舍过。很像犹太人对文化的天然膜拜，绍兴民间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观念，视读书应试为正途，尊师重教，相沿成习。个人和社会团体多乐于捐资办学，集资助学，其书院和学塾以由私人或族人举办为多数，义塾、私塾遍布，连深山僻壤也不例外。
大雅传颂，积物育人，使得这里没理由不成长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空气浓郁的文化重镇。所以，中国最大的票号可以出现在太谷，中国最豪华的住宅可以出现在歙县，最潇洒的一夜掷千金壮举可以出现在扬州，但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书法家、最伟大的画家、最伟大的教育家和一流的学者，却出现在这里。
王阳明，只能诞生在这里。
三.
公元一四七二年，王阳明降临。他用一声嘹亮的啼哭，奏响了这首充满玄机与神奇的《传奇》的第一个音符。从此，围绕王阳明的一生，一系列的怪异现象接踵而至，充满了不可思议。
据《明史·王守仁列传》载，王阳明胎卧母腹长达十四个月。尚未面世，即已严重挑衅现代医学的妊娠极限。
在他出生前夕，奶奶梦到神人从云中送子，因而为他起名王云，结果，名字为“云”的他到五岁还不会说话，有神僧从此路过，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爷爷王竹轩为此猛然醒悟，改王云为王守仁，于是他猛然间能说会道，甚至突然就背诵起爷爷往日曾读过的书。竹轩公惊讶问之，他回答：“闻祖读时已默记矣。”不知道儿时同样迟迟不会说话的爱因斯坦，是否也是他爷爷后来给改的名儿。
王华高中状元次年，公元一四八二年，十一岁的王阳明与爷爷被迎至京城寓居。爷孙俩途经镇江金山寺时，王竹轩与身旁的朋友酒酣之际，他雅歌豪吟的习性陡然被唤醒。面对金山寺，他要赋诗了。胡须拈好，架势摆定，但非常不巧的是，他诗兴虽有，但诗情却无，迟迟赋不上来。这和李白因崔颢有诗在上头，而“眼前有景道不得”不同，王竹轩老同志的这种难堪与尴尬，只有那些明明十分内急，但匆忙跑到厕所后就是没有尿意的家伙们明白。
正在爷爷尴尬之间，冷不丁地，王阳明却从一旁秀口吟哦道：“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纱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众人为之大惊，让他再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两诗虽然浅白如话，但立意甚高，架构很大，充满了哲学思辨色彩，而且它们出自一个仅十一岁的孩子之口，的确让人不敢置信。
跟随塾师读书后，王阳明又处处露出异于其他孩子之处，《年谱》中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豪迈不羁”。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中具体介绍了他如何“英毅凌迈，超侠不羁”：“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何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益怒扑责之。”
从正常的意义上来理解，一个刚刚接受小学教育的十二岁孩子，却不肯读书，不服老师管教，时常用叛逆的行为和语言来标新立异，这的确不大好。但问题是，如果是一头奔驰在草原的猎豹，你怎么能要求年幼的它必须与一只猫咪一样度过温顺而乖巧的童年？
父亲王华不知道自己将是一头猎豹的爹，他只知道自己是位中规中矩的读书人，而且是个很成功的读书人，所以他常常担忧儿子的前途。
爷爷竹轩公却是个梅妻鹤子、筑篱南山的洒脱之人，而且隔代看孙，自有其潇洒旷逸的视角，所以他微笑待之，心知而不言。
从这里可以看到，父祖两代人在王阳明的教育策略上存在着分歧。
王阳明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唯读书登第耳。”他却反驳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王华听到后，笑着反问：“汝欲做圣贤耶？”
在王状元看来，只有踏踏实实读书，然后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这才是切实可行之路，像孔孟程朱那样的圣贤，岂是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口小儿可以企及的？
貌似合理的成人逻辑，因其更多是受世俗社会价值导向的蒙蔽，其实往往荒诞不经。发乎孩子之口的天真之语，因其来自真如直觉而更接近真理。
“何为第一等事？”这是个关注并探讨人生终极价值的发问。大哉斯问！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慨然将自己的人生定位为“读书学圣贤耳”，这是何等宏大的抱负与理想！韩愈、张载、程颢、司马光、朱熹他们，也是分别在各自的儿时举着这个人生理想，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成圣之路。
正因有这一问，才会有二十五年之后的明武宗正德三年，他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然后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龙场悟道，凤凰涅槃，即从此时的这一问开始起步。
四.
认识有多深，行走就有多远。
多年之后，王阳明这样谆谆教导他的学生：“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
这种思想或认识就发轫于他的少年时期，尽管此时一切如游戏，而且相当不自觉。比如十二岁在京师读私塾，“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
尼采是抱着一匹老马的头痛哭之后，从此“疯”掉，转身进入了他的哲学王国的。
王阳明是举着“读书学圣贤耳”的旗帜狂起来，从此走上他漫长、痛苦、纠结的悟证之路的。
十五岁这年，他的狂放人生宣告正式开始。
此时，刻板的塾师，更为刻板的经义，乃至身为翰林院修撰的父亲，都已让他烦不可言。极度郁闷中的他，索性从家里逃出，“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
一日，他梦谒伏波将军庙，遂赋诗曰：“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此时，朝政紊乱，天下离心，各地起义此起彼伏，王阳明屡次想向朝廷献书，坦诚自己的经略之策。这让王华既惊且惧，十分气愤。
痴狂，是处于黑暗中的人在冀求光明的过程中难以自抑的一种焦躁与不安，除了光明，无可抚慰，哪怕如结婚这样的缱绻美事。
公元一四八八年，十七岁的王阳明来到江西岳丈家里完婚。合卺之日，让人们大跌眼镜的是，新郎找不到了。美国大片《逃跑的新娘》在中国明朝提前上映，只是新娘换成了新郎。
原来，当人们喜气洋洋地在忙碌婚事时，作为男一号的他却觉得闲得无聊，于是将热闹留给大家，自己信步走出，偶然就走进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正好遇一道士趺坐一榻，当即面谈起来，听到对方讲养生之道，遂相与对坐忘归。老丈人、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先生，派人打着灯笼四处寻找，最后找到他时，已是第二天黎明。
新婚燕尔，正是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人生最浪漫时期，但王阳明忽然在这段日子里钟情起书法来，等到携妻归家时，书法技艺大进。多年后，王阳明对弟子们说：“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他将婚期当成了参悟心学的一个学期。
公元一四八九年，王阳明开始慕圣学。在送妻子诸氏回余姚老家时，路过广信，谒见大儒娄谅，相互语宋儒格物之学。娄谅对王阳明说：“圣人必可学而至。”二人遂深契之。
娄谅，与胡居仁、陈献章俱为大儒吴与弼的学生，《明史·；儒林列传》说他“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子，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可见其学主心，远接陆九渊，近似陈献章，然而有偏向禅宗的嫌疑。
王阳明遇到他，当然心有戚戚焉。娄谅的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不仅坚定了他为圣的信念，更点拨了他必须通过“学”而后可至的途径。于是，他幡然醒悟，踏实就学，遍求朱熹的遗书发奋苦读，“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人也似乎脱胎换骨，过去的王阳明待人接物笑傲放纵，善于戏谑，现在的他却一改昨非，端坐省言。他自己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
黄宗羲用“三变”来总结王阳明一生的学术历程，这“三变”吻合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古今学人三境界。
他的第一变，就是泛滥词章之学，遍读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也无所得。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原来“道”只需自求诸心，而不需求诸物，他找到了苦苦寻觅的“道”。
一条充满思忖、彷徨和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心灵之旅开始了。
他想到先儒所说，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于是，他取来竹子认真去“格”，希望从中“格”出一番道理。结果令人沮丧，面前的竹子还是竹子，没有“格”出更多的哲理。王阳明沉思其理不得，于是病倒。
这是他第一次因心中所阻，思而有滞，倒在病榻之上。
这种病，就是困于其思、思而不解、身心憔悴的心病，和《西厢记》中的张君瑞因着那相思病染倒在床上很相似，但品味却更高。
颓然自废的王阳明很绝望，乃至想，圣贤有分，大概自己不是成圣为贤的那块材料，于是他抛开了竹子，也抛开了成圣的想法，“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重新走进人群的他，于二十一岁成功举浙江乡试，却在二十二岁那年参加会试时落第。考场失利后，同屋中有以不第为耻，王阳明欣然劝慰对方：“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回到家乡后，他在龙泉山寺组织诗社，自此又开始了传统文人的诗酒岁月。
明孝宗弘治十年，二十六岁的王阳明又再次为心中的成圣向往所唤醒。因为，他厌烦了这种吟诗作赋的浅薄生活。但他心里的那条通道依然没有打开。
烦闷郁积于心的他再发狂举，开始移情于兵法：“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为他以后四处平叛，建功疆场，无心插下了最早的柳条。
然而，果核摆成的战场，仍解决不了心中的问题。“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访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的他，有一天读到朱熹的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深悔先前的自己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乃至造成一无所得。之后，他循其序读书，思想渐渐得到洽浃。
然而，“物理”与“吾心”仍然相互游离，彼此不能交汇融合。这种苦闷与彷徨，最终又沉积于心。沉郁既久，于是旧病复发，他第二次发狂倒下。
偶然间，他听到有道士谈养生，遂又起遗世入山之意。就是在这样强烈的思想迷惘、颠倒、彷徨与冲突中，二十八岁的他进士及第。自此，他带着不切实际的理想，还有属于自己的深深苦恼，走上了仕途。
五.
弘治十四年，公元一五〇一年，三十岁的王阳明以朝廷命官身份奉命审录江北。
公事完毕后，又移情佛老、心钟养生的他登上九华山。“化城高处万山深，楼阁凭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间微雨结轻阴。钵龙浮处云生座，岩虎归时风满林。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这就是他夜宿化城寺留下的诗作。
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叫蔡蓬头的道士，再三请教下，道士只送给他一句不着皮毛的话：“汝终不忘官相。”又听到地藏洞中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异人向他“论最上乘”，但也只是一句不明不白的话：“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正因九华之行，王阳明有了离世隐居之想。
此时，京城之中他所交往的人，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王阳明为之叹息：“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在公元一五〇二年，上疏告病归越，在家乡会稽山上筑室阳明洞，抛妻离子，一个人钻入洞中，行导引术。
“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刚进入洞中的他喜不自禁，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一诗中他这样得意地写道。
聪明的人干什么都会成绩斐然，很快，王阳明就有了“先知”的本领。一日坐洞中，朋友王思舆等来访，刚到五云门，就见王阳明的仆人已经在那里迎候，而且还清楚地说出客人来自哪里，这把王思舆等人说得惊骇异常，以为王阳明果然得道成仙。
坐在黑乎乎的洞中，思想却渐渐澄明起来，王阳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径，他认为自己修炼的这些所谓导引之术，不是心中所追求的成圣之境，“此簸弄精神，非道也”。
道在哪里？路又在何方？
他伸了一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腰肢，又以一个道家叛逆者的姿态，走出了阳明洞。但他并不是要重回大千红尘世界，而是要去佛门里转转，看看自己心中的向往是否就藏在那里。
他来到寺庙林立的杭州，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刹。有个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完全入定。王阳明向他喝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开视与之对语。王阳明问其家，对曰：“有母在。”又问：“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王阳明于是为他讲解爱亲乃人之本性，和尚立刻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这和尚就卷铺盖回家去也。
本来是前来求师问道，现在却成了授业解惑。在儒家道义面前，修行如此之深的禅僧却溃不成军。因此，游走完仙佛两重世界之后的王阳明，“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他终于知道他苦苦寻觅的圣境不在佛、道，而是在儒学那里。
重回人间。空气很清新，阳光很灿烂。
公元一五〇五年，三十四岁的王阳明在政界已经是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他还有一个社会兼职——老师。他开始绛帐授徒。
面向为程朱理学一统思想的天下学者，王阳明首倡心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然而，天下师友之道久废，在众人眼里，王阳明的聚众授徒行为无疑是标新立异，博取名声而已。但有一个人却深以为然，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这个人就是翰林庶吉士湛若水。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弟子，他在继承陈献章“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基础上，提出了“万事万物莫非心”观点，认为“随处体认天理，自初学以上皆然，不分先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即随处体认之功，连静坐亦在内矣”。
黄宗羲将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是王、湛之学各树门户的标志。王阳明曾说过：“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湛若水也说，“某平生与阳明公同志，他年当间作一传矣。”可见，二人为学虽各有宗旨，但在倡导心学、主张自得方面，则是相当一致。
由此，王阳明的最后盛装出场，便让人不能忘却心学启帷人陈白沙。
六.
公元一五〇五年这年，大明朝还发生了一件事：明孝宗去世，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
伴随着武宗的上台，宦官刘瑾日益蹿红，跋扈登场。刘瑾势倾天下，威福任情，剪除异己，公侯勋戚以下，不敢与之抗礼。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人杵怒了刘瑾，刘派遣缇骑将之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王阳明出于义愤，愤然抗章伸救。结果这大大惹怒了刘瑾，遂将王阳明廷杖后，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其父王华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贬为南京吏部尚书。
龙场，在今贵州修文县内的崇山峻岭之中。荆棘遍布，蛇虺虎狼出没，蛊毒瘴疠横行。
领着破衣烂衫的几个弟子踏入这片蛮荒之地的王阳明，心中却一片光明。他脑海里闪现的，一定是孔子厄于陈蔡时的凄美画面。
来看看他此时写下的诗《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山荒聊可田，钱矰还易办。夷俗多火耕，放习亦颇便。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羡。持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字里行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悲观绝望，相反倒是处处透着安时处顺的恬淡，以及承受并享受苦难的欣然。
这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始终怀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凡人类所能享有的尽善尽美之物，就必通过承受苦难，而后才能得到，为此自己就要自食其果，甘心承受被冒犯的上天降下的所有苦难。
只有道义沛胸、坚不可摧的人格，才会有这份人性的豁达与敞亮。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王阳明与弟子伐木叮当，营建起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以居之。单是听听这些建筑物的名字，就能想象到王阳明屹立在龙场的身姿有多坚毅，他的目光又有多清澈！
谪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
凿惸杂林条，小构自成趣。
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
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莳。
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
轮奂匪致美，毋令易倾敝。
营茅乘田隙，洽旬称苟完。
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
锄荒既开径，拓樊亦理园。
低檐避松偃，疏土行竹根。
勿剪墙下棘，束列因可藩。
莫撷林间萝，蒙茏覆云轩。
素昧农圃学，因兹得深论。
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
这是他的两首《龙岗新构》诗，读之令人感喟万千。其间绽放的精神光芒，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正像凤凰要在一把冲天的火焰中实现涅槃，苦难是淬砺，也是升华。
你猜到了，王阳明破茧成蝶的时刻即将来临。
公元一五〇八年，困于龙场的王阳明，先是自忖刘瑾的迫害不会停止，他觉得得失与荣辱，于己而言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自己搬来个石墩，发誓说：“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坐其上，身心澄默，以求静一。
时间久了，他竟然在这天荒地老的石墩上坐出了奇妙的感觉，觉得“胸中洒洒”。
跟随他的学生此时却都病倒了。一切像极了那支行走在春秋末年的师生队伍，当锅中无粮，弟子纷纷病倒之时，孔子却弦歌不绝，修礼于树下不衰。王阳明亲自析薪取水，调药疗之。同时为调节这弥漫开来的抑郁气氛，他先是歌诗，“复调越曲，杂以诙笑”。他以一个小品演员的功夫，最后使得弟子们“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于是，坐在贵州龙场这块坚硬石头上的王阳明，开始认真思考一个哲学命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夜风习习，月光如练，带着这个凝重的问题坐至中夜时分，他忽然洞悟格物致知之旨。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他如闻神启，好像听到有人在对他说话，“不觉呼跃，从者皆惊。”
石破天惊的一刻出现了！
这就是他苦苦寻觅了几十年，为之彷徨无着、颠倒迷狂、数度病倒、左右搜寻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原来，此道就在心中，先前向心中求理于事物，原来都是错误的啊。他又以默记的《五经》中的话来一一印证，莫不吻合。
这标志着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完成。七年之后，他对龙场悟道的精神体验回忆道：“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为什么原先看不到它就贮存在自己内心之中呢？原因很简单：“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
龙场，一个苦难的偏远所在，却以幸福产房的姿态，缔造了中国学术史上一则著名佳话——龙场悟道。
七.
犹如大堤，当第一股细细的涓流从一个缝隙射出，决堤之水很快就会呈蔓延之势，滔滔席卷，奔涌而出。
阳明之学顿时大放光明。
扬朱抑王的清人虽然在《明史·；儒林列传》中将陆王心学斥为异端，但还是客观记录下了阳明心学带来的轰动影响：“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答案就在阳明学说的本身。王阳明自己这样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良知”一词出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意思是说人先天所具备的为善之能。
王阳明将之借用过来，成就自己的本体论：“自千古以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既然良知不分圣愚，不加选择地存在于一切人心之中，那么心就与自然同体：“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先验的道德良知是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
在朱熹那里，性是宇宙至上的道理，在天表现为理，在心表现为性，而王阳明却认为心即性、心即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由此，他也改变了朱熹的修养论。
朱熹的本体论建立在性与理的并行之上，属于两条线，所以他的修养论注重通过研究外物进而明心理，于是要求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
王阳明对此提出了批评：“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同时他认为，只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那么就会造成知行脱节，支离割裂，而这就阻隔了人的成圣之路。
于是他提倡直接将功夫用在心上，因为良知是一个先验本体，包含着最高的道德。“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朱熹的“格物致知”被王阳明改造为了“致良知”。那么，人只要把这种先天明觉之心推及于事物，人的行为自然符合圣贤的道德要求，将外在之物纳入心中来达到“致良知”，这就是“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尽管他的“致良知”一说是在龙场悟道之后才提出的，但此前的“知行合一”、“心即理”等种种提法都可归于此三字涵义之中。王阳明自己就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他的穷究吾心之良知，实质上是把《礼记·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实践道德思想，巧妙地转变为道德修养论。
传统的儒家“圣贤”概念中，既有道德的高标，还有济世之功的事功要求，即《论语·；雍也》中所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而总让人望而生畏，觉得此路遥遥。这就使得儒学在人眼中显得过高过远，不如佛学所提倡的“人人可以成佛”让人感觉那么容易亲近。
王阳明的心学重新定义了“圣”的概念，将之框定到一个纯道德的境界，而且只要努力，人人可以成就自己。他在《传习录》中告诉大家：“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原来圣人不光是周文王、孔子才配享有，凡俗如我也可以抵达成圣之境！这无疑太鼓舞人、太感染人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情不自禁地感慨：“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
如此，在他宣讲之下，听者如堵，闻者欢欣，随者景从，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公元一五一二年，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弟子兼妹夫南京工部员外郎徐爱同舟归越途中，论《大学》宗旨。徐爱闻听后，“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
——公元一五一二年，王阳明至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
在他之前，不曾有过某种学问让闻听者顿感心窍打开，为之舞之蹈之；在他之后，也不曾有谁能用自己的学说，让人闻风而至，踊跃歌舞，歌声振谷。
端的是空前绝后。
八.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一五一六年，于四十五岁的王阳明而言，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分水岭。
他走入了黄宗羲所说的个人学术第二境界。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
儒者的最高理想人格是：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于王阳明而言，立德、立言均已完成，抵达通儒的最后一段登顶之路，只剩下了立功。
机会，说来就来了。
其时，荒淫昏乱的明武宗先是嬖信太监刘瑾乱政，后又崇信江彬、钱宁作歹，终于造成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在全国蜂起，尤以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地区最为严重。盗贼四出，巨寇连环。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攻城略地，占山为王。
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富等也继而揭竿。前巡抚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乐昌山贼掠大庾，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地方无计可施，朝廷为之震惊。
在此情况下，兵部尚书王琼忽然推荐王阳明，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南、赣、汀、漳。一介从未有过军旅生涯的书生，能完成赳赳武夫才能完成的事业吗？王琼的回答是肯定的：“阳明此行，必立事功。”他持的理由是：“吾触之不动矣。”
其实他是在瞎说。他不知道，在王阳明举旗为戏的儿童时期，在他出居庸三关月余，有经略天下之志的少年时期，在他以果核为阵，遍读兵书的惶惑青年时期，早已完成了今日出征的准备。
且看他讨贼的赫赫战绩：
公元一五一七年正月王守仁抵达赣州，二月即镇压了漳州之叛，九月瓦解了乐昌、龙川等地民变；十月平息了横水、左溪、桶冈之乱，次年三月平定江西农民起义。
如风卷残云，在他扬鞭挥马之间，一切迎刃而解，纷乱迅速消停，世界再次恢复河清海晏。
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善的原因在于教化未明。盗贼平息之后，应该移风易俗，虽然来不及遍施此法，姑且就其浅近易行的地方，开导训诲。故而，他兵马所到之处，即行告谕，“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时间长了，“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
朝廷鉴于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提升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万户，再进副千户。
就是在这左征右讨的戎马倥偬之中，他仍讲学不辍，论道不衰。
在征横水时，他寄书门人杨仕德予以勉励：“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征三浰时，他又致书弟子薛侃：“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平叛之中，有众多学者、弟子跟随他四处辗转。门人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薛俊、杨骥等皆紧紧追随，讲聚不散。
军营携带着学校，辗转作战。军队中夹杂着一支这样的文人队伍，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庞大。由于从学者人数众多，暂时充作课堂的军中射圃已经容纳不下，于是，王阳明专门在江西上饶建起濂溪书院，为弟子支起了固定的书桌。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战地大学。
早在龙场时，王阳明就怀疑朱熹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平叛胜利回师后，他开始手录古本，伏读精思，这时才相信孔子之学本来简易明白，《大学》原来也并没有经传之分。于是录刻古本《大学》，以正朱熹之非。
他认为，朱熹到晚年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早年的旧说之非，而且痛悔极艾，乃至以为这是“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现世所传的朱熹“集注”之类著述，却是他中年时学术未定型时所写，而诸“语类”又是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之作。如此，学者门徒守朱熹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遂取他自己晚年都深表悔悟的早年学说，集为定论，这不是大错特错吗？
公元一五一九年六月，王阳明奉敕勘处福建叛军，到达丰城时，陡然听到宁王朱宸濠造反的消息，而京城尚未获悉。
此时的情形已经万分紧急。朱宸濠拥兵十万，夺运船而下，兵出鄱阳，取南康，下九江，沿途属县闻风皆溃。朱宸濠的进攻路线很明显，下一步直趋安庆，然后径袭南京，最后北上攻取北京。
王阳明考虑到两京仓促无备，他一边用奇谋拖住朱宸濠大军的前进步伐，一边疾返吉安，督派知府调集军粮，组织兵力，整治好器械舟楫，积极应敌；一边又传檄四方，揭露朱宸濠罪状，号召列郡起兵勤王，同时向朝廷上疏告变，请求皇帝下令讨贼。
又一个奇迹诞生了。
朱宸濠刚围安庆，王阳明却乘其后方空虚攻破南昌，朱宸濠返兵自救，两军于鄱阳湖樵舍激战三次，最后王阳明以火攻大败叛军，并生擒朱宸濠。从六月二十二日发兵，到七月二十七日收兵，王阳明前后用时仅三十五天，干净彻底地平定了明王朝这场内乱。
然而，昏庸透顶的明武宗，却扣下胜利的捷报，不向天下宣布，“捷音久上，不发”。他想要玩玩“亲自”生擒叛贼的战争游戏。
滑天下之大稽的一幕出现了。战事早已结束的八月，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身份亲率六师，命宦官张忠、佞臣许泰等领其事，浩浩荡荡南下。
张忠、许泰通告王阳明，将擒获的朱宸濠再放归到鄱阳湖，然后等待明武宗与之交战，而后奏凯。
王阳明不听，他不是因为这行为太无耻，而是认为这样做会祸害百姓，进而危害国家，“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于是，他秘密将朱宸濠交给稍为正直，又为群小所惮的太监张永，免除了鄱阳湖上一场劳民伤财的军事游戏。
但最后，明武宗还是在广场上释放出朱宸濠，然后伐鼓鸣金擒之，完成了“亲自”俘获叛敌的心愿。一年后，明武宗这个昏君死于供他声色犬马的豹房之中。
此前，明武宗曾经以“威武大将军”的令牌，派锦衣卫千户前来追取朱宸濠，王阳明不肯出迎。明朝官场潜规则，锦衣卫所至之处，地方官必得赠以劳金。下属问王阳明给锦衣卫千户劳金多少，王阳明回答：“止可五金。”锦衣卫觉得受到侮辱，怒而不纳。次日告别时，王阳明拉着对方的手，不无揶揄地说：“我在正德间下锦衣狱甚久，未见轻财重义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区区意，只求备礼。闻公不纳，令我惶愧。我无他长，止善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令锦衣知有公也。”
自此，王阳明彻底得罪了张忠、许泰以及江彬。得罪一个小人，等于在自己的脖颈上缠绕一根绳索。
王阳明出手不凡，一下就为自己套上了三条。
九.
因此，厥功至伟的王阳明，平叛之后不但没有受到丝毫奖赏，反而备受武宗怀疑。
张忠、许泰先是向武宗进谗，说王阳明必反，幸亏心中持正的张永屡屡从旁开解，这才使王阳明得以保全。
王阳明回到南昌，从京城来的北军在张忠、许泰授意下，每日对王阳明的军队肆意谩骂，故意挑衅生事，王阳明不为所动，要求将士务待之以礼。
张忠、许泰又骄蛮地提出要与王阳明比试射箭，想当众出出这个只懂韬略而无习武经验的一介书生的丑。推辞不过后，王阳明勉强答应。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赛场上，王阳明挽弓射箭，三发三中！每一箭中，就连北军的将士都哄然叫好，举手欢呼称奇。张忠、许泰相顾大惧说：“我军皆附王都耶！”于是班师。
张忠、许泰等索衅不得，于是逮捕了王阳明的弟子冀元亨，希望从他嘴里得到王阳明谋反的供词。严刑拷打之下，元亨无可供述。后出狱，五日内去世。
公元一五二〇年，王阳明巡抚江西。至赣后，大阅士卒，教其战法。心怀叵测的江彬派人前来窥视动静，人们劝请王阳明回省，以免再蹈危疑覆辙。王阳明却置之不理，依旧我行我素，他还作了一首《啾啾吟》自娱：“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小儿不识虎，持竿驱虎如驱牛。”他说：“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他甚至还搬出面对刘瑾时的奋不顾身之姿告诉大家：“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
每一次苦难的淬砺，都会在之后变成心灵的一次提升与飞跃。哲人就是这样走向他浩瀚而辽阔的思想世界。
亲身经历了此番构陷罗罪之后，王守仁更为深刻地体验到“良知”于人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启发他在一年后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学命题。
自此，王阳明走入了黄宗羲所说的个人学术第三阶段，“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如是如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已至化境。
他在写给弟子的信中欣然自道：“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心灵的博大带来的是思想的朗阔。公元一五二二年，嘉靖元年，五十岁的王阳明卧病，自远方前来探视者络绎不绝，他自书纸条贴于壁上，以作通告：“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相见；或不得已而相见，亦不敢有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之训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恺撒说过一句名言：“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这是武人的自负，一流的学者却只会因自己畅游在知识海洋越深，越迷醉大海的博大，越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
王阳明巨大的学术声望，高度的人格影响力，以及对程朱理学的摧枯拉朽的作用，让一些人很是恼火。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秉承宰辅杨廷和的意思，倡议弹劾王阳明，罪名是遏止正学。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此时为刑部主事，为此上疏“六辩”驳斥无耻的弹劾者，王阳明听到后，制止了他。
他告诉陆澄：“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未信欤，则当务求其非，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欤，吾斯既以自信欤，则当益求于自慊，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骇惑矣。未可专以罪彼为也。”
面对无端的指责与批评，这就是一位思想大师的态度。
公元一五二三年，南宫策士中，有人公然以所出试题来诋毁王阳明。所出的题目是：“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低吾朱子之学钦？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至笔之简册，公肆低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政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乎？”
这明显是在贬低并批判阳明之学。参加这次会试的王门弟子气愤异常，有的不答而出，有的直发师旨。弟子钱德洪落榜归来，深以时事为乖，王阳明却喜而相接道：“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不解，王先生说：“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此时，外面风言风语，人言汹汹，学生们为此也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老师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的说老师为学日明，与宋儒争了异同，所以以学术受谤；也有的说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所以老师又以身谤。王阳明听到这些后说，这三种情况的确有，但我还知道有个地方你们没有论及。他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吾亦只依良知行！
眼望良知，守定良知，皈依良知，秉承良知，这就是他的学术与人生双重宣言。
指责、谩骂、诋毁……效果却很有限，在“致良知”的猎猎学术大旗感召下，阳明门人日进。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从湖广来了，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从广东来了，王艮、孟源、周冲等从直隶来了，何秦、黄弘纲等从南赣来了，刘邦采、刘文敏等从安福来了，魏良政、魏良器等从新建来了……
这中间最有意思的有三位。
其一是泰州来的王艮同学。他来时着装很炫，“服古冠服，执木简，以二诗为贽”，而且进门就不客气地居于上坐。与王阳明对答两句之后，他“色动，坐渐侧”；等到王阳明论致知格物，于是悟道：“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执弟子礼。
另一位是进贤来的舒芬同学。这位正德十二年的头榜状元，自恃博学，见到王阳明后就考问律吕。先生不答，反问他元声。舒芬回答：“元声制度颇详，特未置密室经试耳。”王阳明说：“元声岂得之管灰黍石间哉？心得养则气自和，元气所由出也。《书》云‘诗言志’，志即是乐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舒芬听罢心悦诚服，“跃然拜弟子”。
第三位是自海宁来的董沄同学。六十八岁高龄的他，以能诗早就闻名于江湖。他走来的姿态也很特别：“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入门，长揖上坐。”王阳明异其气貌，礼敬之，与之语连日夜，且共同徜徉山水间，董沄于是“忻然乐而忘归也”。他家乡的子弟社友来找他回去，说：“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董沄却说：“吾方幸逃于苦海，悯若之自苦也，顾以吾为苦耶！吾方扬鬐于渤澥，而振羽于云霄之上，安能复投网罟而入樊笼乎？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于是改名为“从吾道人”。
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很多，多到王阳明讲课，“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宫刹卑隘，至不能容”。于是，建立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
王阳明此时的讲课方式已不同于先前，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
这已经让人们为之如痴如醉，人人“悦其易从”。
确实简易直接。
比如学生张元冲问：“二氏（佛、道）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
王先生的回答是：“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中秋之夜，月白如昼。王阳明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
面对此情此景，王阳明兴之所至，慨然吟诗《月夜二首》：“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这里面，充满着对桃李灼灼的欣赏，有知性的傲慢，也有理性的洒脱。
十.
其实，这里面也深含着王阳明的一种学术担心。
在写完《月夜二首》诗的次日，他就对门人讲解：“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真是卓有远见！王阳明身后，心学就走向了“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
其门人王畿的“龙溪之学”，只注重发挥良知的先验性一面，公开与禅结合，导致空谈心性，将心学推向了末流。
王艮的“泰州之学”则过分追求情感的释放，将单纯的快乐等同于学，最后导致“明哲保身”的概念出炉，使得心学走向了反面。
二者有功于师门，更有罪于师门。正如黄宗羲所言：阳明之学因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王阳明此时便能提前预想到，这是他的高明所在。
在《碧霞池夜坐》诗中，他写道：“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楼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
潜鱼传心，楼鸟说真。此时的他已经将学问推至一种化境，化为体贴世间万物的普世性真理。因而，返璞归真，时时如是如非，时时无是无非。
他甚至认为“致良知”之学与举业之间也无妨碍。他说：“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
这便是学问做到极致时所体现的宏大气度。
公元一五二五年，王阳明回余姚。他与弟子门人约定，每月定期相会于龙泉寺中天阁，目的是“课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这年十月，门人建阳明书院。
公元一五二七年，朝廷命王阳明以原官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往广西征讨思恩、田州之乱。他上书请辞无果之后，再次出征。
临行前，他向诸生写下《客坐私祝》，以告诫前来做讲师的人：“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情慢之徒，来此博奕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
时至中夜，众人散后，钱德洪和王畿留下来，再次向乃师请教。王阳明专门移席天泉桥上，留下四句箴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强调：“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这便是著名的“天泉证道”。
此后，王阳明经翟州、常山、南昌、吉安、肇庆到达梧州，沿途讲学不辍，各地百姓争睹其风采。来到南浦时，当地群众更是以巨大的热诚向这位思想巨人表达了他们的由衷尊敬之情：“俱顶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顶舆传递入都司。先生命父老军民就谒，东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复入，自辰至未而散，始举有司常仪。”
这样的感人场面，只有公元一七七八年，八十四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巴黎时才在世界历史上再次出现。当时满城沸腾，百姓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妇女们则趁伏尔泰经过时，偷偷地从他的皮衣上拔下一两根毛，当作圣物保存。
在老中国，人们对文化的倾心，对大师的钦敬，一点也不逊于欧洲。值得自豪！
公元一五二八年二月，王阳明平息了思恩、田州之乱后，在那里分别兴建了学校，推行教化。七月，他又移师广西，自作主张剿灭八寨、断藤峡等地长期盘踞的山贼叛乱。随后他的病情剧发，行至南安时急剧恶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学生周积说：“吾去矣！”周积潸然泪下，问：“何遗言？”王阳明微笑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一代大师就此作别人间。
该做的事已做尽，该说的话也已说完，怀揣着一腔光明的人，在这告别的时刻，自然已无需再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