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一副传唱久远、妇孺皆知的对联。联句对仗工整，蕴含深厚，境界高迈，旨约意远。自明代以降，它就以箴言与学规的高度，深深镂刻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书生心中，将伏在书案上，钻在书本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们拽将起来，使“家国事”与“圣贤业”自觉熔铸一起，合于一心。
从此，“诵书琅琅”与“苍生在念”成为读书人并行不悖的两条前行路线，有了辽远而开阔的气象。
历数百年斗转星移，至今，这副对联仍悬挂在东林书院的依庸堂上，见证风雨，铭刻沧桑。它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对明朝乃至对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走向均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东林党案。
康有为诗云：“少读明学案，倾仰在东林。高顾抗崇节，千仞振芩岑。”梁启超慨吟：“举业论才事已衰，行间正气尚崔巍。亡明未是东林罪，为有书生作党魁。”能让同为一代学宗的这对师生，不约而同，油然而生出钦敬、崇慕之意，可见东林流风在近代学界影响之大。
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民间学者组织，却在肮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为还世界清白，挽狂澜于既倒，不顾身家性命，挺身而出，直陈时弊，以羸弱之肩抗鼎。在强势镇压与惨烈迫害下，慨然自立，岿然不动。其气度与胸襟，让千载之下的人为之扼腕。
黄宗羲就充满感佩地说他们：“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
顾宪成、高攀龙，他们二人正是东林党的领袖，学界之翘楚。
一.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后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常州无锡人。生于公元一五五〇年，明嘉靖二十九年，卒于公元一六一二年，明万历四十年。
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平民之家。父亲顾学，与发迹前的刘邦一样，为农村最基层领导——亭长，其为人洒脱豪爽，用顾宪成的话说：“生而倜傥负气，不耐博士家言，独游于诸稗家，喜罗氏《水浒传》……闲与客论天下事，往往抗手掀髯长太息。”
这个寄愤浊世，不爱《五经》爱《水浒》的农家汉子，没有将儿子的未来寄托在他所向往的一片水草丰密的水泊之中，而是放在循规蹈矩的书桌上。于是，顾宪成有了中国传统之家子弟都有的童年，六岁进入私塾开蒙，在儒家《五经》、《四书》的熏陶中快乐地成长。
史书称顾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年少的他在自家冷风穿壁的墙上写下：“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以自铭其志。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尤好王阳明的心学，自道：“尝受阳明先生《传习录》而悦之，朝夕佩习不敢忘。”到十五岁时，他与弟弟顾允成一同跟随一位叫张原洛的当地有名老师学习。张原洛“授书不拘传注，直据其所自得者为说”，很善于突破固有教条，独抒己见，而顾宪成跟着老师“听之，辄有会”，甚至还常常冲出老师的教谕，提出自己更为精深的见解。张原洛对之赏识与惊讶之余，叹息说：“举子业不足以竟子之学，盍问道于方山薛先生乎？”
于是，顾氏兄弟二人来到了薛方山的门下。
薛应旂，号方山，《明史》称其“性过自执，学不徇人，疾恶如仇，去奸如脱，诚所谓任事任怨之臣也”。他曾为南京考工郎中，因对严嵩不满，一生屡遭打击迫害，仕途坎坷。但他学识过人，鉴识甚精，最后上疏参劾严嵩父子。“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的邹应龙，即出自他的门下。
薛方山见到顾宪成、顾允成哥俩儿后大喜，极为赏识，而且还让自己的两个孙子薛敷成、薛敷教与之结拜。四个孩子后来均进士及第，而且一同成为东林学派的中坚。
虽然就师承而论，薛方山以阳明心学为宗，但鉴于心学此时已走入末流，他又格外注重起朱熹理学，于是特意教授顾宪成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并称颂朱熹之学：“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
自此，得益于考亭一录，顾宪成于学问无所不留意，学业为此大进。他自为诸生后就以文名世，书坊间所刻诸论文，都是他历年考试的冠军之作。公元一五七一年，隆庆五年，郡守施龙冈建龙城书院，选拔优秀士子亲授，顾宪成拔头筹，居于第一。
万历四年，公元一五七六年，顾宪成参加乡试，又以第一名成绩高中解元。四年后，参加会试，他以殿试二甲第二名成绩，与南乐的魏允中、漳浦的刘廷兰，同以解元身份进士及第。为此，一时名闻天下。
也就是在万历八年这年，顾宪成步入仕途，被授为户部主事。
其时，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他掀起的一场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等多项内容的社会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全面进行。
历史上，凡谥号为神宗的大概都喜欢改革，宋神宗就委任王安石推行新政，明神宗用的则是张居正。明神宗不仅“大柄悉以委居正”，而且对张居正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事实上，神宗一朝的辉煌时期，即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而这段时间，正是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倡改革的时期。张居正直接策划、设计、指导的这场“振百年因循之弊”的变革，不仅为国家带来了“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景象，而且使吏治、教育、财政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所以在万历九年，明神宗为表彰他卓越的贡献，特赐张居正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有明一代，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时期的吴良、永乐时期的姚广孝与张居正三人。而一人享三公殊荣者，唯独张居正。
可见此时张居正的声威之隆。
在满朝诸公对张居正毕恭毕敬、胁肩谄笑中，作为小小户部主事的顾宪成却刚正不阿，绝不趋炎附势。
发生在万历十年的一件事让人瞠目结舌。张居正病倒了，有好事者首倡，“百官为之斋醮”，联名筹金到东岳庙为张首辅祛灾，顾宪成深恶于此时官场一味投机拍马、迎合顺从的风气，坚决不去。同僚出于好意，偷偷在斋醮者名单上填上了顾宪成的名字。他听到后，驰马飞奔到醮坛，将自己的名字从上面抹去。
不阿权贵、自从吾好、不计后果、敢作敢为的精神禀赋，其实已经注定了他仕途生涯的曲折坎坷。
二.
万历十年，不光于神宗一朝，于整个大明朝而言，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张居正在这年死去。
伴随着张居正的死亡，昔日的明神宗也荡然无存，彻底从人变成了鬼。怀着一种极端阴暗与扭曲的心理，明神宗先是掀起针对张居正的“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政治舆论攻势，全面否定“万历新政”，继而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其罪状。自此，没人敢再说“张居正”三个字：“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
从万历十四年开始，明神宗彻底改头换面，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堕落历程，走向了他怠荒朝政、任用奸佞、骄奢淫逸、腐朽昏庸的人生后半程。他先是深居内宫怠政，不见大臣，不亲行时享太庙，继而不再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奏折，“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各种社会弊端开始死灰复燃，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人滞于官、官曹空虚、吏治腐败、军队涣散的现象愈演愈烈，国家走向黑暗与混乱的泥淖。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怀揣着孔子这句十分正确，却对信奉者本人相当有害的教导，顾宪成于公元一五八三年，万历十一年，请假告归。
坐在无锡家里的“小心斋”之中，他批《周易》，阅《春秋》，醉心于“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幽静时光，俯仰上下，悠然忘机。便是在这段难得的悠闲岁月里，公元一五八六年，他应无锡县令李元冲之请到黉宫讲学。一时间，无锡举城轰动，听者云集。
人头攒动的听众人群里，就有时年二十五岁的高攀龙。
高攀龙，字云从，后改为存之，别号景逸，也为常州无锡人，生于公元一五六二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卒于公元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
高攀龙幼而喜读，二十一岁中举，《明史》虽然称他“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但真正决定了他一生为学方向的，却是顾宪成的这次讲座。高攀龙后来自叙其为学经历时这样说：“吾年二十有五，闻令公李元冲与顾泾阳先生讲学，始志于学。”
一次无意的邂逅，一场随意的讲座，却奠定了高攀龙的人生志向。从此，他终身师事顾宪成，最后与老师并排站立高岗，于罡风烈烈之中，成为一代风骨凛然的东林领袖。
公元一五八九年，万历十七年，高攀龙进士及第，后被授为行人司行人。初走上政坛的他，与顾宪成完全一样，无所顾忌，慷慨使气，磊落做人。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上疏，指责程朱之学不能诚意，坏宋一代之风俗，呈进他所著的《大学古本初义》，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旧。高攀龙闻而拍案，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于世。
就在顾宪成告假归家、于黉宫讲学的公元一五八六年，其弟顾允成于该年春天参加殿试，在对策中，他极言“内宠将盛，群小将逞”，又为遭诬告的海瑞鸣不平，大为光火的明神宗立刻削顾允成进士籍，放归回家。天下士人称他们哥俩儿为“顾氏二难”。
很快，顾宪成所告假期已满，他又不得不北上，继续他的仕宦生涯。
万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由多名大臣上书推荐，顾宪成于正月被任命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两个多月后，他就因替主持京察而得罪当权者被罢官的都御史辛自修鸣不平被旨切责，旋即贬谪为桂阳州判官。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又以“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的廉政道德楷模荣誉再次回到京城，担任吏部考功司主事，职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职。适逢神宗要立三位皇子同时为王，他再次不合时宜地上疏奏《为建储重典国本攸关事》，“恭陈当今第一要务事”，大胆指责神宗：“今欲并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系乎？无所系，则难乎其为名；有所系，则难乎其为实。”建议神宗早立元子为国储。
神宗迟迟不立太子，原因是神宗皇后无子，长子朱常洛却是他不喜欢的王恭妃所生，而他格外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他想让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来继统。
而在正直的大臣们看来，废长立幼严重违背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封建宗法制度，是在动摇国本，将会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深深的隐患。因而，围绕立太子的君臣“国本”之争，在万历一朝前后持续了十五年之久。
此时，内阁首辅为阿顺君主的王锡爵，王首辅“惧失上指，立奉诏拟谕旨”，当三王并封的决定公布后，举朝大哗。朱维京、王如坚、涂杰等人因对之提出批评，而且指责王锡爵不能诤谏，纷纷被流放到边疆充军。
高攀龙为此愤然上疏指责“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胆切陈“辅臣欲除不附己”，“近侍不利用正人”，而且指责辅臣王锡爵：“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结果，高攀龙官降两级，被贬为揭阳典史。公元一五九五年，高攀龙以事归家，自此隐居无锡三十年。
顾宪成继起反对，他不但上疏神宗，而且写信与王锡爵“反复辩论”，甚至还跑到王锡爵家里、堵在上朝路上当面论争：“诣锡爵第，力争”，“遮锡爵于朝房，面争之”。此举颇带有为道义不管不顾、自赴汤镬的壮烈意味。无奈之下，明神宗收回并封三王的成命。
胜利的顾宪成应该知道，他的行为大大冒犯了当朝皇帝、内宫宠贵、外朝首辅组成的权力核心集体。
仍是在这年，大明朝再次举行京察，即对在京官员进行政绩考核。主持京察的顾宪成，公而忘私，不媚权贵，大胆荐举贤能，废黜无良。然而，他所主张举废的人却多不合神宗之意。当王锡爵将告老谢政，朝廷选拔他的接任者时，顾宪成出于大义，举荐了先前曾因立储问题而被神宗罢免的王家屏。暗火早已在胸中熊熊燃烧的明神宗，这回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将顾宪成削籍放归。
无锡，终于从京城又迎回了自己的游子。
三.
从孔、孟、荀开始，一代代中国文化宗师一直在延续着这样一条生命路径：
当奸佞当道，世道浇淋，榛葛遍布，通向“外王”的道路完全堵塞之后，卷而怀之的他们，却大都没有关起柴扉，选择独自心灵冶炼的“内圣”之路，而是绛帐教书，聚众授徒，用讲学的方式传播文化，自觉担当起“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
顾宪成也不例外。
就在他罢职归家之初，身染重病、奄奄一息中的他，面对诸子环泣，仍口占七绝：“平生妄拟古之人，岁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应有事，莫将夭寿贰吾心。”表达自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发奋进取的昂扬生命之气。果然，从缠绵的病榻上爬起来之后，他抖擞精神，开始开课授徒。
教室就选在他的书房“小心斋”旁边，名曰“同人堂”，最初的学生也只是自家或亲朋的弟子。但渐渐地，学生云集，四方之士负箧登门，家里的居舍、梵宇、僦寓已经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学生。于是，他在自家宅院的溪河近旁，建起书室数十间，供学生居住。
途经这里的船上人，白天闻听溪河南北书声琅琅，晚上却见两岸灯火通明。一时间，这里成为无锡最为人瞩目的文化景观。
长桨轻摇，船行缓缓，刚才还是喧哗一片的船中之人立刻自觉噤口，泼辣的撑槁船娘也顿时拘谨秀气了几分，他们知道，自己正游走在校园之中，宁谧的学习气氛万万打扰不得。
但，面对络绎不绝的四方前来求学之士，学堂还是太小，校舍仍然过于逼仄了。
而此时，赋闲在家的高攀龙也在无锡城中的“乐志堂”，“偕四郡同志会讲”，刘元珍在常州居家讲学，钱一本则在武进家中的“经正堂”讲学。顾宪成感叹道：“我吴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牵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盛事哉？”
顾宪成曾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顾宪成以及上述几位，他们由种种时弊看到了兴学的必要，认为教育乃治化之本。国家不兴，政体混乱，士林芜杂，其原因皆在于教育不倡。
而此时已经成为科举附庸的现存官方学校教育却功于科名利禄，完全丧失了教育的本意。另外，自天启年间强力毁学，民间书院纷纷掩门散徒，受禁锢的民间书院已然荒芜。
心怀其忧的顾宪成与高攀龙，决定以树风声为己任，重振书院昔日雄风，以系道脉，昭明孔孟程朱之道。
带着这个使命，顾宪成、高攀龙这对亦师亦友，而且患难与共的文化巨子，联合了一帮同道。他们决定集体办学。
地址选在哪里呢？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了无锡城东的一片荒墟之地——东林。
历史上，这里却并非如今的荒草萋萋，兔跃狐伏，而是一个大雅传诵、弦歌继唱的人文鼎盛所在。
北宋政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一年，大儒杨时就曾在这里创立东林书院。他先后居院讲学十八年，弘扬二程理学，造就众多人才，其学后传至朱熹，因考亭发扬光大而盛极一时。东林书院因上承二程之学，下启朱熹之思，而有“洛闽中枢”之美誉。
南宋初年，金兵南侵，杨时南归福建，东林书院遂渐渐废毁。南宋中期时，无锡人建起祠堂礼祀杨时，所以此书院又称为龟山书院。到元朝至正十年，公元一三五〇年，书院先后被僧、道占据，此后沦为佛老的道场长达二百多年。到明朝成化至嘉靖时期，不断有士人想修复东林书院，以倡明斯道，但因种种原因，“道南遗泽”的东林书院一直被冷落在这里，倾圮在岁月的遗忘中。
顾宪成、高攀龙与顾允成、钱一本、刘元珍、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积极捐款，而且得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大力资助。其中，“官府所捐者，专供建龟山祠之用；讲堂则由同志者合并为之，依庸堂、丽泽堂次第构筑，始于夏，竣于秋。”
古老的书院，再次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〇四年九月，枯寂了几个世纪的东林书院，以朝气蓬勃之姿焕然一新，傲然面世，迎来了属于它的学术辉煌期。
四.
重建东林书院，顾宪成与高攀龙的基本出发点是要纠时学之偏，对已偏离儒学正道的王学末流加以匡正，使世道人心重新回归到原儒的精神要旨上。
这里，需要交代下此时的学术背景。王阳明死后，其学大传天下，盛极一时。其中，他的两位弟子龙溪先生王畿、泰州先生王艮出力尤大。然而，正如孔子身后儒分八派，他们各取宗师一角，深研细钻，但造成的结果是，在学术貌似繁荣的虚表下，他们却在解构并曲解师学，将王学推向了片面化、极端化的末流。
王畿着重发挥乃师的“良知”先验论，只倡顿悟，公开与禅相表里，导致了心性空谈主义；王艮则对老师的“良知”本体论进行泛众化处理，公然将人欲也纳入到良知之中，提出为“求我心之乐”，排除执著，荡相遣执的心灵洒落追求，将“乐”与“学”等同起来，甚至提出了“明哲保身也为良知”的论调。甚至，他的学生队伍中出现了诸如樵夫朱恕、陶工韩贞等大字不识，只知单纯乐呵的文盲一派。有人说他们这是不学无术的傻乐，他们却底气十足地反驳：“舍却当下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此岂学究讲肆耶？”
王畿、王艮之后，其门人更将王学推向极端，到罗汝芳这里走得更为偏远。他竭力反对宋儒的理学，以不学不虑为标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所宗，认为人生只需解缆放船，顺风张棹，纯任自然便是，一切无是无非。其学，已经具有了浓厚的禅学特征。
这就完全跳出名教范畴，脱离儒家轨道，走入老、庄的门户之中了。
王阳明生前曾提醒弟子：“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在他身后，果真出现了这样的结局。
黄宗羲为之叹息：“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身在明朝的顾宪成、高攀龙，比黄宗羲更早看到了这个岌岌可危的学术现状。所以，肩负斯道的他们要站出来棒喝，指出王学末流的空虚不实，告诉天下人何为正学，切指“无用便是落空学问”。
顾宪成早年潜心王学，中年后转向朱学，原因在于他“深虑近世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于是，他对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辩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教法，就从这句话开始。
顾宪成认为，以朱学为家，其弊也拘；以王学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拘者人情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故而，与其荡也宁拘。在王学与朱学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风靡天下的王学末流，已经远离了王阳明的初旨，往往放荡空谈，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等而下之，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
要匡正它，那么只有回到朱熹那里找答案。“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从念虑事为上格；无稽之言勿听，勿询之谋勿庸，是就文字讲论上格。即圣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彻上彻下语也。”他这样认定。
高攀龙比顾宪成更激进，他对王学完全持批判的立场。他认为王阳明的心学，甚至不能与薛瑄的儒学相比。虽然二者的学说都有欠缺，但薛瑄之学病于实，而阳明之学病于虚，实病易消，虚病难补。因此，与其病其虚不如病其实。学术，应该回到朱熹、薛瑄的学术正途上。
“居平日取圣贤书循循而读之，内体诸身而合，外应之事而顺，自不觉其笃信而深好之。故自学、庸、语、孟、周、程、张、朱诸书而外，不敢泛有所读。确守师说，亦不敢自立所见。出而应世，一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济于其间。”他这样认为。
在两位主创者的言辞里，不难看出东林书院的办院意图。
五.
东林书院的盛装登场，让文化视野久已滞涩的明朝人顿时感觉眼前一亮。
《顾端文公年谱》记录下了这个盛大的历史场景：“以月之九、十、十一日，大会诸同人于东林书院，作《东林会约》、《东林商语》。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顾允成、高攀龙、安小范、刘伯先诸君子相左右。远近绅士、邑中父老子弟，或来相请，或来聚观，其盛况为自古以来所未有。”
这样的场面自南宋以来的确久违了。一座城市，为一场学术活动而满城轰动，乃至举城沸腾，这让只晓得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才能使得万人空巷的今人难以想象。
顾宪成与他的东林书院却以领时代潮流之先的嚆矢姿态，在社会上形成榜样，并引发了巨大的连环反响。《明儒学案》说：“其他闻风而起者，毘陵有经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书院，虞山有文学书院，皆捧珠盘，请先生莅焉。”
没有空中客车，也没有出场费，更没有电视直播间，有的只是民众对真知的向往，大众对学问与道德的追随与逢迎、膜拜与礼赞。顾宪成微笑着轻轻推开面前的珠盘，然后欣然前往，传道授学。
在鲜花频扑、掌声雷动中，他一脸蔼然，娓娓道来。“先生论学，与世为体。”《明儒学案》这样说。
请注意这四个字：“与世为体”。这是在说，他的讲学已不同于南宋的程朱，也不同于王阳明的就学问与道德阐发深思独见，而是结合着经世之用，有着强烈的用世思想与现实实践意义。
其实，重新出现于明朝的东林书院，可以说自它巍然面世起，就带有强烈的政治主张。
这从书院尚在修建中，顾宪成在札记里所写的一段话中可以清楚看到：“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念重世道，切磋德义，讲求性命，这是顾宪成操办书院的重心所在。
其次，重建后的东林书院与明代以前所有书院不同的是，学院诸生并不常年住校学习，它只是同志诸君的讲会之所，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三日，具有明显的社团意味。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明代中后期，民间学院社团化已经成为风潮。“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宗旨明确，制度严明，已经具备了以政治目标结社的基本性质。
重建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亲手制订的《东林会约》，便与恢复白鹿洞书院的朱熹撰写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有着大大的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学规”，而前者着重的是“会约”。
作为东林书院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东林会约》规定，以会籍登记书院讲会同人，目的是“一以稽赴会中疏密，验现在之勤惰，一以稽赴会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将来之法戒也”，而且会中称“同志友”、“吾党”、“同志”。严明的会籍登记制度，政治味道浓郁的相互称谓，都在表明东林书院欲以一己之力激扬士风、荡涤乾坤的强烈用世思想。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而明神宗朱翊钧统治的明王朝，此时也是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走入纲常失继、帝乖臣奸、乌烟瘴气的境地。
于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院的一帮书生们，怀着积极进取之心，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逐渐形成了如同东汉末年以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河南太守王畅为核心，在士林中有广泛声誉和号召力量的清流集团。
他们针砭时弊，直陈沉疴，大胆发言，率尔指责，“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一时间，不满时政的天下清流君子，以小小的东林书院为精神地标，彼此呼应，同声谐频，隔空致意，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评说天下大事、清洗乾坤的话语集散地。
东林书院的这帮书生们，此时不但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而且还提出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种种意见。由此，天下响应，四方来集，“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
结果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更要命的是，“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
让庙堂畏忌，这就犯了大大的忌讳。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顾宪成写给东林书生们的励志之语，也是他高举的一面旗帜。让人心忧的是，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他们，能将琅琅的读书声与风声、雨声一并声声入耳吗？
六.
发奋蹈厉，扬善弃恶，两眼紧盯时政得失，时时抱定澄清寰宇之志，读书人最易自我激动在这大义凛然、豪气沛胸的慷慨道义之中，又最易忘却身处的江湖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在朝野正直之士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形成进步势力时，朝中奸佞邪恶之徒也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不同党派，这几个党派的领袖如汤宾尹、顾天峻等，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他们“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便是在这波谲浪诡的险恶背景下，顾宪成于公元一六〇八年再次被启用，回到久别的官场，任南京光禄寺少卿之职。
他很快就卷入到李三才的入阁纠纷之中。
李三才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他为人正直，颇具才干，《明史·；李三才列传》称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很受顾宪成尊敬。
公元一六〇九年，内阁缺人，举荐者意在李三才，正人君子都期望他能担任冢宰总宪。但“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计攻之”，这个“奇计”就是通过弹劾李三才，引蛇出洞，“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果然，顾宪成写信给同为东林同志的大学士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解，“好事者遂录其书传天下，东林由是渐为怨府。”
公元一六一一年，孙丕扬等东林党人主持京察，将许多邪恶官吏写入察疏，由此引发了敌对阵营的汹汹议论。
御史徐兆奎率先跳出，上疏神宗，阴险无比地道：“观今日天下大势，尽趋东林”，进而称东林君子们，“假讲学以结党行私，而道德性命与功名利达混为一途，而天下之学术坏；自濡足淮、扬，而气节坏；自广纳贽币，庇短护贪，而天下之吏治、人品并坏；自游扬之书四出，而天下之官评坏；自指摘之怨生，而移书捏单，假计典尽剪其所忌，而天下之元气坏。”
他的用心很明显，以朋党之罪罗织东林，必欲除之而后快。神宗皇帝果然听信了谗言。自此之后，针对东林和顾宪成的大批判拉开序幕，“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
被指控“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步履维艰，东林书院四面楚歌，每月前来参加东林例会的人员锐减，只有寥寥几位“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
黑白颠倒，污蔑造谣，朝论纷纭。也就是在众犬狺狺、山雨将袭的前夜，顾宪成于公元一六一二年逝去。他留给东林诸君子的最后一句话是：“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见于世。”
高攀龙举着这句话，来完成乃师顾宪成的未竟事业。
事实上，自顾宪成回京二度任官时起，高攀龙就主持起东林书院的全面工作。当东林书院备受攻击时，顾宪成写信勉励他：“大会只照旧为妥，世事无常，吾道有常，岂得以波妇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
高攀龙不仅当时没有“作小家相”，在顾宪成死后的公元一六一二年到公元一六二一年的十年中，日被构陷、锋镝纷起的东林书院，于艰难困境中，也在高攀龙的一手打理下，矢志不渝，艰难前行。
东林昔日“缙绅辐辏，盛而繁”的美好时光成了无可挽回的记忆，但道义在肩、理想沛胸的他，不但无视这些，而且勇敢面对。他勉励东林同志：“此吾辈一大炉缸，不如是，真者不成其真，赝者不成其赝，东林不成其东林。”
天启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明熹宗即位，高攀龙北上重新回到朝廷，吴桂森接替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此时的东林书院再次绽放出办院初期的盛况，“是时，群贤蔚起，朝野蒸蒸，先生代景逸先生司其坛坫，而景逸在都中以政暇讲学于首善书院，三千里外遥相应和”，冯从吾、邹元标等大儒，“群然向往，脉脉神交”。
重重阴霾散去，东林党似乎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放晴之日，东林君子一时占据朝廷要职。天启元年，高攀龙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叶向高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次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后又升任吏部尚书。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然而，这只是假象，更大的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天启三年，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独揽大权，而且日益获得喜欢躲在后宫引绳削墨、营筑小室的朱由校皇帝的信任。向来以清流自标的东林党人当然视魏党如仇寇，而擅作威福、剪除异己、荼毒内外的阉党也与东林不共戴天。
斗争很快进入白热化，高攀龙站在了这场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面对阉党集团，东林成为清议、正义之士的化身，“恶者以东林名党而加讨灭，善者则以同志而聚以东林名下”，而且经过“李三才入阁”、“京察”、“梃击”、“红丸”、“移宫”等明末几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后，双方之间的斗争终于演至高潮。
天启四年，因为弹劾魏忠贤“十孩儿”之一的御史崔呈秀惹怒了魏公公，高攀龙、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赵南星等被罢官。而且，朝野很快形成了“参究东林官员之疏时上，处分之章日下”的白色恐怖局面。
天启五年，阉党鹰犬张讷，向皇帝奏请，从东林书院开始，毁拆全国书院，而且提出“恐根株不拔，引蔓牵藤”，要全面荡涤。全国书院很快墙倒屋塌，瓦砾一片。
大雅委地，斯文倾圮，看着昔日书声琅琅的东林书院，在一片鸡飞狗跳中被夷为平地，高攀龙悲愤地写下：“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但，这并不算完。
全面控制朝政的阉党继而开始大兴冤狱，大肆掠杀东林党人。一场绝似东汉末年的大清洗、大屠杀，在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全面展开。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阉党将清洗与镇压扩大化，还编定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天下东林讲学书院，至此已经成为一个泛政治化的概念。遭受“抨击无虚日”，而魏忠贤又将天下所有书院与正直之人，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
此时被罢职归家的高攀龙，自然不会逃脱这场劫难。
天启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魏忠贤编造贪污罪名，派锦衣卫逮捕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缇帅将至，得知消息后，高攀龙镇定自若，没有告知家人。
在三月十六日这天，他先是整装肃容，最后一次拜谒杨龟山祠，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学生在后花园品茗赏花，谈笑风生。当晚，全家款叙，高攀龙谈笑自如，无异于平日，他叮嘱晚辈“无贻祖羞”，还神情泰然地对家人说：“吾视死如归耳。”夜半，他提笔向熹宗写下最后一道奏疏：“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然后，身着朝服，自沉于花园池中。
一代学术大师，伴随着东林书院的消亡而殒命。
在这场惨烈的屠杀中，涌现了无数凛然豪纵、慷慨赴难的坚执道义的君子。胡适称他们：“赴汤蹈火，尚仗义执言”，“前者死，后者继。”他们在灾难中所表现出的不避屠刀，虽扬骨沥血也要捍卫人间正义的精神风致，正是从顾宪成、高攀龙身上得到的人格力量支撑。
一座书院垮塌了，但一个精神家园却从此傲然屹立，至今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