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读书范围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努力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苏联30年代的一批哲学著作。解放后进入北京，时移势易，毛泽东的读书侧重面也有了变化。逄先知同志自1950年至1966年夏，长期为毛泽东管理书籍报刊，曾介绍过毛泽东读书兴趣的变化情况。据逄先知讲，他根据毛泽东的需要，买了一部“四部备要”，还添置了大字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毛泽东都通读了。此外毛泽东还浏览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如冯梦龙编的《智囊》、《笑林广记》之类）。
毛泽东特别爱读中国史籍，如《南北史》、《旧唐书》等不止读一遍，但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涉猎了各个方面的书。譬如，对外国文学著作，除《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名著外，毛泽东读得很少；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他也读得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就更少了。
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
1976年9月7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即使这样，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都要书看。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用颤抖的手写了个“三”
字，又用手敲敲床头。还是秘书猜出了他的意思，他是在要日本首相“三木”的书。当秘书找来一本介绍三木武夫的书时，他点点头，满意地笑了。尽管《三木武夫》这本书很轻很轻。
但毛泽东的手已没有托住它的力气，只好由别人代托着。毛泽东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三木武夫》是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龙师曾淑芳摘）毛泽东的文化选择陈晋的新作——《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是一本新颖而独特的作品，和作者以前的几本书一样，这部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化是一个包容万象的大课题，而毛泽东又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伟人，因而这个课题就显得相当宽泛，难以把握，但作者以轻灵而透彻的文字，娓娓道来，深刻的思想就毫不费力地穿过历史的烽烟，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毛泽东作为举世公认的伟人，他成功的根本要素是什么？
我认为这应是该书的中心思路，诚然，毛泽东具有诗人的才情，政治家的干练，哲学家的睿智，但这并非毛泽东成功的根本要素，这些只是为毛泽东的成功提供了潜在的素质，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毛泽东正确的文化选择。
众所周知，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与文化冲击之下，处境日渐险恶。中国的传统文明甚至亦呈现分崩离析的末世之兆。面对强敌，华夏文明向何处去，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索这个问题。
从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开始，中经冯杜芳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康有为、严复的以英吉利、日本为师，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再到胡适的全盘西化理论的提出，都贯彻着在两种文化激烈冲突中如何选择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林、魏，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孙中山，都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文化选择的途径。正因为如此，他们前赴后继发起的爱国运动都没有能够挽回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滑的趋势，只有到了毛泽东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引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表明的，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这就是说，青年毛泽东已经产生了在中西文化融汇的基础上，浇铸—全新文化体系的构想。
沿着这条思路，毛泽东在其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断地把西方的新思想、新思潮与中国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尝试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参加过工读互助团，组织过新民学会，创办过《湘江评论》，最终，毛泽东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毛泽东不像党内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他敢于坚持他正确的文化选择，他敢于在山沟里出马克恩主义，敢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敢于“洋为中用”。
毛泽东文化选择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他决不菲薄中国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对儒墨智仁达的修身养性之术进行批判性改造就是一例。1939年4月29日，他在一次报告中讲到：
“对国家进忠，对民族进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的封建道德。
我们要改造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这一思想发展到后来，就是毛泽东精辟概括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的文化选择，从整体上看、历史地看，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化选择的最高水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林、魏的文化选择代表近代中国人文化选择的正题阶段，胡适的文化选择代表近代中国人文化选择的反题阶段，毛泽东的文化选择代表着近代中国人文化选择的合题阶段，而只有到合题阶段，中国文化火中之风，才能够冲出烈焰，跃上东方时空。
苦乐小书斋
14年前，一个辉煌的梦想实现了！我有了自己的小书斋。八平方米，一桌一椅一床，四围书架。书架是自己设计定做的，从地板直抵天花板。望着一册册藏书，舒心极了！远观近看都是美，美如诗！等高平列，整齐的美，是格律体；错落有致，参差的美，是长短句。独处小书斋，眼前唯“智者”，冰雪聪明；相对有“佳人”，慧中秀外。诚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所说，“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陶陶然自谓“葛天氏之民”不过如此。
书在不知不觉中增多，又购置了几个书架。小书斋无闲地，只好侵占“芳邻”领域，做成了“飞地”。过不了多久，无论“本土”，还是“飞地”，均告架满为患！于是，先让笔记、手稿之类屈尊，挪了挪窝；接着是杂志、音像资料等“非正宗”者流，也给请了出来。实在抱歉，安置不分先后，统统归于床下。然而，以有限架对无限书，缓解不过片时，片时过后，故态依然。于是，效仿企业“挖潜”，架上一层当两层使！里一层外一层，重重叠叠，拥挤更兼杂乱，终使“智者”蒙尘，“佳人”沦落。斋主本人每找一书便是一次并非轻松的战斗！逼得写作时尽量凭借记忆，少去翻书，却又时常担心记忆有误，思来想去，还是老老实实查阅，免得闹出“硬伤”。十步之内，但见委地皆书，搬上复搬下，自家只有汗流浃背的份儿，始信写作原是重体力活儿！检讨起来，也因自己生性荒疏，屡屡犯错犹不长记性，于书亦然。偶读余光中《鬼雨》中的一段话：“不要的书永远在肘边，要找的呢，就忽然神秘失踪，到你不要时又自动出现。”真见鬼！那份尴尬一般无二。
书不能不买！尽管书价伟岸，囊中羞涩。小书斋几案罗列，枕席枕籍，早已是危机四伏，终于满而溢，爆发了一场变革——不是革命，是改良。斋主不得不来一番清理书籍队伍，把无用的书清理出去。清理工作甫一展开，即感阻力如堵。阻力来自自家心慈手软！总觉得此书伴我度过几十年，风雨南北，全着筋骨活过来不容易；彼书原是先人遗存，一旦弃之如敝屣，孝道上不免有损；还有一些书，平心而论多少也还有点价值，究非全无用处，说不定哪天还得参考……这样一来，被清理的不过数十本。改良终难彻底啊！无可奈何，只能让部分旧书下岗，另行安置。看着新书昂然高位，心赏之余又生出几许“喜新厌旧”、“移情别恋”
后的负疚。因为事实上所谓“另行安置”，无非长期冷落！可怜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尘埃满面待命于床下。床下也满盈！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垫高床脚，直至1米8的高个儿坐在床上双腿也要挂起来，沾不着地，真个危乎高哉！多少次下了决心不再买书了，可是一见到好书，便又忘了藏书之窘。如斯循环往复，竟不知“春花秋月何时了”！只见六七千册书肩摩毂击，樊然淆乱，局促又若罐头沙丁鱼，也只好赧颜相对“智者”的太息、“佳人”的怨怒了！
回天乏术，烦恼固不可免，偏又生出幻想。杜子美有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啊，我只求鹪鹩一枝，鼹鼠一腹，略大些的一间，放得下一万册书，此生之愿足矣！为此，竟还做过几回五彩缤纷的梦！然而一觉跌落现实，依然是八平方米，依然是沙丁鱼、叹息和怨怒。我忿然了，不如来个彻底解脱，把钱都吃了，不再买书，保个好身体，或则干脆削去几千册，存个书架上好门脸子……几番细思量，哎呀，我到底骨头儿贱，情愿忍受小书斋之苦，不因别的，只为乐也在其中。
话说书房
常有一些非文化人士来我家，看到几个书柜塞满了书，就说：“呀，你家书房有这么多书，简直可开个小图书馆了。”
我则不禁汗颜——这几架书算什么呢？即使这间屋子被称作书房，也勉强得很。
当然，在眼下中国，一般文化读书人要想拥有一两间像样的书房，实在也非易事。好在一向穷惯了的读书人对书房并不存过高的奢望，再挤的房间里，也总要设法隔出一方小天地来，放上一两个书架，摆上一个小写字台。至于其他书籍，则只好委屈它们呆在床底、柜顶和边边角角了。
书房的格式、藏书多少、种类若何，全是因人而异。学者们的书房当然与政治家的不同。我曾有幸去过何其芳先生的书房。作为著名学者与诗人，他的藏书非常丰富，从中外古今的名著，到各种流派的理论著作，整整放置一两个房间。倘说这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或资料室，庶几并无多少夸张的成分。
听说，现代文学史专家、作家唐先生的书房，藏书之丰更令人为之叹息。唐先生治学一向严谨，他主持编写的《现代文学史》尤注“论从史出”和占有第一手资料。为此，他的书房里藏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种种珍贵史料，举凡从“五四”时期的文学期刊到30年代直至解放初的种种史料，他都呕心沥血地予以搜罗、保存。如果称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专家或第一藏书家，我以为是当之无愧的。
一些中青年学者的书房，我也曾见识过不少。在我的印象中，学者、作家刘梦溪、陈祖芬夫妇的书房之大、藏书之丰，也是足令现代人惊叹的。而著名学者叶子铭、何西来等先生的书房虽不算大，但十几架书早已把房间塞得满满当当。
与学者相比，作家们的藏书似乎大抵要少一些，且种类也要单纯一些，大多是一些名著和优秀作品，还有当代文学期刊。作家毕竟更注重对生活的实际体验，大约正因如此，有些作家的书房并无几架书，而他创作出的作品却能像泉水般汩汩而出。难怪著名诗人、散文家忆明珠戏称他主要靠一部圣经、一部诸子和一部辞海写作。
作为杂家的编辑的书房，自又与学者、作家不同。编辑家叶至诚的书房里足有三面墙的书架，前几年他被评上金陵藏书状元，自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