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煞费神思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
天哪！昨天他来到这里时就受到50万人的夹道欢迎，今天夹道欢送他的罗马尼亚人竟有100万之多。人们在街道两旁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着鲜花，挥动着罗美两国国旗。
尼克松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并排乘着黑色的敞篷轿车，缓缓地穿过布加勒斯特的街道，驶向奥托佩尼机场。这是1969年8月3日。
欢呼的声浪，热诚的笑脸，有的人眼角还挂着泪花。一束束鲜花向敞篷汽车扔来。街道上陈设了漂亮的花坛，到处都挂着罗马尼亚与美国国旗，甚至苏军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大厦上也悬挂了美国国旗。
这些年来，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包括苏联在内的60多个国家，他觉得从来没有像这次访问罗马尼亚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布加勒斯特市民的脸上突然爆发出来的那种亲热的情绪，真有点儿使他不可思议。
要是他真能如愿访问东方那个神秘的中国，他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欢迎？
他昨天在跟齐奥塞斯库进行的3个小时的会谈中，就谈到了中国。他真诚地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微笑着打量了尼克松一眼。
尼克松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告诉尼克松，中国人信仰坚定，说话算数，通情达理。1960年6月下旬，好些朋友来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党的会议，他作为乔治乌·德治的主要助手，接触过中国人。中国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细问齐奥塞斯库当时的情况，齐奥塞斯库没有详谈，只是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出人意料地公开骂中国人。毛泽东派来的彭真也毫不含糊地给以回敬，顶撞了赫鲁晓夫。”
齐奥塞斯库还清楚地记得，中苏矛盾就是这样公开化、激烈化的。那时候，彭真引用了一句中国有名的成语来反击，说赫鲁晓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气氛十分紧张，作为东道国，主人见此状况很为不安，担心中国人会提前回国。主人去做了中国人的工作，那天一直谈到深夜。中国人通情达理地答应按原定的日程开完会再走。经过那一次，罗马尼亚与中国人成了好朋友。
尼克松说：“我在1959年7月访问苏联时，也和赫鲁晓夫顶撞过，领教过他的坏脾气。”
又有几束鲜花朝尼克松飞来，落在敞篷车的后盖上。他想，他在有的国家尼克松手抚圣经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
被人扔过鸡蛋、西红柿，他的肩膀上曾经落过黏糊糊的蛋黄；而在这个共产党国家里扔来的却是鲜花。
他站在车子上，侧头望了望身旁的齐奥塞斯库。这个卷发漂亮、魅力迷人而思想坚定的共产党领袖，朝他微微点头笑着。
尼克松为群众的情绪所感染，把双手高高地举起，像在美国各州竞选时面对他的选民一样。他这两天格外地兴奋。访问罗马尼亚是他这次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
他是7月24日在太平洋的“大黄蜂号”
航空母舰上观看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壮观的溅落之后，开始他的旅行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与柯林斯乘坐“阿波罗11号”完成了人类首次登月飞行，在月球的地面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脚印，取回了第一块月球的岩石。
向月球发射“阿波罗11号”，是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的。而他这次访问亚洲六国与罗马尼亚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却是不能张扬的——那就是他要寻找一条打开中美关系的新渠道。可是，美联社却在一则报道中几乎泄露了天机。那则报道称：“美国官方某个不透露姓名的人士在谈到尼克松总统这次环球旅行时，透露了这样一种期望：‘这次访问，也许会打开美中之间新接触的道路……’。”
幸好这句话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尼克松在这次旅行中，要以两条渠道探索中美新接触的道路：一条就是找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另一条就是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都与中国有着十分友好的外交关系。他要找这两国总统帮忙的想法，是他今年2月下旬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欧洲、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侬宫与戴高乐总统会谈之后形成的。
他记得那天跟戴高乐站在路易十四当年的客厅的大窗户跟前，一边看着窗外好几英亩花园的美丽景色，一边谈到苏联，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中国。
他把和戴高乐的会谈当做那次旅行的高潮。他从谈话中发现，戴高乐的想法和尼克松总统苦思如何打开中国大门。
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对戴高乐说：“法国已经走在前面，早就与中国建交了。
我是越来越觉得，鉴于中国的幅员、人口和战略上的潜力，同中国人对话总比同他们打仗要好得多。”
“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戴高乐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尼克松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十分赞同：“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会见戴高乐回到白宫后，尼克松很快就决定了安排这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是以看“阿波罗11号”溅落开始的，尼克松就给这次旅行起了个代号叫“月辉”。
尼克松的这次旅行是在基辛格的陪同下进行的。基辛格，个头要比尼克松矮，硕大的脑袋顶在粗壮的身子上，硕大的鼻梁上架着宽边黑架玳瑁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因瞳仁小而显得眼眶大，那瞳仁时而凝视，时而转动，使人觉得这个人特别自信而又捉摸不定。他那带喉音的男中音说起英语来，明显的是德国腔。当时，基辛格还远不及尼克松出名。尽管此人挂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头衔，人们更多了解的是他写过几本什么《核时代与外交政策》之类的专门论述外交新政策的书，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博士。
在这一年初，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基辛格就奉命进行一项专题研究，以确定美国转变对华政策是否可取，如属可取，实施这一转变可以采取什么步骤。
这一项研究纳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和《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的一套文件中。这项对华政策研究，被命名为NSSMl4课题。
NSSMl4课题的研究，于1969年7月完成。它建议美国为了着手改变对华关系而应该单方面采取若干步骤，即美国取消对进口中国传统产品的限制，放宽美国的对华出口禁运，允许向中国出口非战略性的物资。
尼克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7月的环球旅行，试图找到一个能同北京联系的半直接的中转环节。
8月1日，他在拉合尔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就谈到中国。他说：“尽管我们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想了想，摇摇头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尼克松访问巴黎向戴高乐总统请教中国问题。
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尼克松站起来，踱了几步，转身对叶海亚·汗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叶海亚·汗说：“你放心。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领袖。”
在拉合尔，尽管街道上欢迎尼克松来访的人还不如插的旗帜多，尼克松对叶海亚·汗表示出来的热心与友谊还是满意的。
而在布加勒斯特，尽管事先有报告说他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可是欢迎的规模以及群众自发的热情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尼克松对齐奥塞斯库总统心怀敬意，觉得他是一位坚强的、有主见的领袖。
罗马尼亚要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在一条很细的钢索上行走，免得苏联人像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进行干涉。齐奥塞斯库一直施展着精湛的技艺在钢索上行走。
尼克松为了感谢齐奥塞斯库的厚意，在举行告别宴会之前做了特别安排——特意运来了白宫瓷器、金质餐具、玻璃杯、空军乐队甚至白衣侍者，只有花是在布加勒斯特借的。宴会是尼克松在极为现代化的玻璃和大理石装饰的宾馆举行的。
尼克松举杯祝酒时说：“我们这次已设法尽量把我们能从美国运来的东西都运到布加勒斯特。座位牌、牛肉是从堪萨斯城运来的，豌豆是从加利福尼亚运来的，西红柿是从佛罗里达运来的，棕榈心是从夏威夷运来的。只有花没法运来。因为你无论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像布加勒斯特那样漂亮的花！”
尼克松又说：“空军乐队也是从威斯巴登用喷气式飞机运来的。把空军乐队运进罗马尼亚的目的，不是使《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条约起作用；因为，对我们来说，音乐是和平的语言，而不是战争的语言。”
齐奥塞斯库也接着说：“的确，音乐是用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促进和平的，使音乐不必绕弯就能传到各处，这也许是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变成在音乐领域里进行国际合作的工具。”
在布加勒斯特出现的热烈气氛，是尼克松这次“月辉”旅行的高潮，冲淡了几天前他在亚洲旅行时感受到的一种莫名的黯淡心理。他在旅行开始时，在关岛宣布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的新的亚洲政策——越南战争一旦得到解决，美国将保证不再发生越南那样的事情，除非出于美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再承担新的义务。他宣布的这项新政策，使他在亚洲的旅行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
有的报刊公开称这是“美国萎缩的新政策，它说明苏联的力量在增强，美国的力量在削弱”。
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乘坐的敞篷汽车驶到了奥托佩尼机场。欢送的声浪像潮水似的一阵又一阵扑向“空军一号”总统专机。
“空军一号”呼啸着昂首飞上天空。
尼克松那颗被热烈欢送场面搞得热乎乎的心，渐渐冷静下来。根据安排，基辛格将马上动身去巴黎，表面上是向法国官员介绍尼克松出访的结果，实际上是和越南外长春水举行秘密会谈。尼克松这次旅行为基辛格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谈提供了极好的伪装。
尼克松在想，基辛格的秘密会谈会不会顺利？美国什么时候才能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呢？
他又想，他能不能在任期内乘坐这架总统专机像飞抵布加勒斯特一样，飞抵东方那个神秘而又有悠久文明史的都城北京？尽管他在布加勒斯特获得了成功，但他飞往中国的希望还是十分渺茫的。
他望着舷窗外浩瀚无垠的天空，忽而想到，从华盛顿飞越太平洋到北京，也就是那么一两天的航程，为什么我们的科学与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把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送上月球，而我们要飞往大洋那边的紫禁城竟然那么难？怪不得基辛格说，要打开中国之门，其艰难程度不亚于进行一场革命。
尼克松介绍随访的基辛格。
柯西金突然要求路过北京
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河内时间9点47分因心脏病去世。
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消息，静静地沉默了好一会儿。正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向他汇报的一个部长下面再说什么，他都没有听进心里。他手里攥着写有这个消息的字条，动也不动。部长暂停了汇报。秘书给他的茶杯里添上热水时，他才从沉重的悲痛中清醒过来。
周恩来与胡志明的关系，不仅是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两人的私交也很深。
他20来岁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去雷诺汽车厂做工，那时就认识了从越南来勤工俭学的胡志明。在广州黄埔军校，胡志明又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现在，周恩来提出要到河内去吊丧，毛泽东批准了。中央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状况，决定周恩来到河内要回避苏联领导人。
当时，估计苏联要派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河内。周恩来就决定在9月5日越南正式开始举行吊丧活动之前赶去河内。周恩来通知河内：他将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于9月4日飞抵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任何接待，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当天就飞回国。这样，待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
专机从北京起飞。周恩来望着舷窗外茫茫云海，想起四年多以前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会晤苏联领导人的情景。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了。就在苏共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夜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此还毫无所闻的时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共中央作了通报。也就在这天，毛主席下令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两条表面互不相关的爆炸性消息，一下子成为震动全世界的特大新闻。
在新形势下，为改善中苏关系，中国又作了新的努力。当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就任新职时，中国领导人很快联名发了贺电。贺电以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热情语言，对苏联新领导人以及苏联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和着陆成功，表示了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等人也联名向中国领导人复电致谢。
周恩来还记得，为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他应邀赴苏。专机飞抵莫斯科时，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到机场迎接。他与柯西金亲切握手，接受献花，并合影留念，真好像又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可是，刚刚出现的一点和缓气氛很快又被破坏了。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非常蛮横地坚持赫鲁晓夫制定的路线，还是挥舞指挥棒，以老子党的态度来决定问题。11月7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贺龙元帅与苏联崔可夫元帅同席谈话，在座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将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话是错误的。”崔可夫元帅也对贺龙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指出，马利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