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在了解情况后，掩饰地对周恩来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不必介意。”
周恩来立即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时，周恩来就此又向苏方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道歉。
那次，真是满怀希望而去，不欢而散而回。
周恩来在飞机上想着。今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军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咄咄逼人，不断挑衅；上个月中旬，苏联军队还在直升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入侵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侵入中国领土两公里，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回避苏联领导人就是一种无声的谴责。
周恩来于4日当天到达河内，在与胡志明遗体告别以后，当即起飞回国。
这个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就读到了美联社华盛顿5日传来的电讯：“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9月8日，我国又派了一个以李先念为团长的新的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葬礼活动中，李先念也是尽量避免与柯西金接触。双方没有进行交谈。
事后获知，柯西金与李先念没能面谈，就通过越南方面向中方传话，希望在其回程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越南方面因故延误了递话。柯西金急了，就直接电示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会晤之事。
但还没有得到中方的答复，柯西金就从河内起飞回国了。柯西金为什么主动提出到北京机场会晤周恩来呢？
在中苏关系恶化以致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苏方一些主要领导人是不希望事态扩大的。首先，在苏美争霸中，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使苏联对美国可能利用中苏矛盾的担心越来越重，尼克松上台后流露出的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向不能不引起苏方的警惕。其次，苏联刚在东欧入侵别国，又与中国发生冲突，对苏联人民很难作出解释，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和收敛。最后，苏联也考虑到对其支持的越南战争不利，中苏交火无异于在越南大后方的背上捅了一刀。
柯西金是有想法而来的，但未能实现这个想法就回到了苏联境内的杜尚别。
此时，情况有了变化。
9月11日凌晨，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还是同意周恩来总理跟柯西金会面。因为事情总有一个限度，不管人家有多少诚意，他一而再、再而三表示要来，如果我们闭门不见，就要输理了。周恩来认为，柯西金在苏联政府内部是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的，也是比较现实的。据西方披露的未经直接证实的消息说，珍宝岛事件对莫斯科产生了触电般的效应，苏联政治局害怕几百万中国人越过中苏边界；虽然苏联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但是要对付人海般的大规模进攻并不容易。在政治局讨论时，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态度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种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同中国接壤周恩来、叶剑英率团到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
的其他国家人民。后来，军方强硬人士又提出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摧毁中国能力有限的核设施。现实派也认为太冒险了。一两颗炸弹难以消灭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人口众多、又有毛泽东游击战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会使苏联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将和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似，也有可能比美国更糟。
周恩来觉得，他与柯西金进行会晤是恰当的。尽管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存在幻想，但是，只要人家愿意谈判，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寻求解决中苏边境冲突以及其他争端的办法是可取的。
9月11日，柯西金在杜尚别一得到中方同意会晤的复电，就马上改变航向，乘专机往东，穿过新疆直飞北京。周恩来驱车到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晤。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贵宾室，在那里进行了长达3小时40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周恩来对柯西金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间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周恩来还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最清楚的。”
联想起最近从苏联传来的核威胁，周恩来很坦率地将话挑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说：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3个月。
周恩来说：双方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需要的，谈判总是需要的；我们同美国还在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周恩来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就周恩来提出的“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进行了求实的讨论。
因而，这次机场会谈出现了一点积极因素，以往苏联领导人从来不承认中方讲过的一句话是有道理的；这次，对周恩来总理坦率地阐述的意见，柯西金觉得有些还是有道理的。双方会谈的公报，由苏联人起草后，交给中方征求意见。
中国外交部对苏方草拟的会谈公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一些虚饰的陈词滥调划掉了。例如，将“同志般的”修饰词删掉了，留下了“友好的”修饰词。
这个公报，外交部领导改好后，送交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把“友好的”
这几个字都划掉了，就只剩下“坦率的”。这个公报很短，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中间不显眼的位置，很不容易引人注意。
公报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这个短短的只有三句话的公报表明，在动乱中沉睡了好几年的中国外交开始活过来了。
在柯西金走后，周恩来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的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在报告上批了“同意”两字。
事后，有事实证明，周恩来会晤柯西金这件事情引起的震动很大，而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来说，比珍宝岛事件的震动更大。
中苏总理的会晤触动了尼克松的神经
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完全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之外。
本来，像中苏两国首脑人物举行四年半以来第一次最高级会晤这种意义重大的事件，按白宫惯例，都要及时报告给美国总统。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搜集到任何材料。尼克松是从《华盛顿明星报》上读到这一消息的。这件事太突然了！他暴跳如雷，认为他的战略构想刚刚开始实施就完蛋了，中苏缓和了。
尼克松马上召见了基辛格。基辛格也是刚刚看到这条消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未能预先向总统提供一些看法，基辛格感到十分尴尬。
尼克松其实过于敏感了。
即使是在世界大国中担任最高职务的人，在社会中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人所具有的东西他都会有。尼克松生性腼腆，怯于社交，怯于面对陌生的人士，敏锐心细而易生疑惑，内心复杂，心境孤独，对认准的事具有执着去完成的毅力。有这种毅力，使他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失败后，忍辱吞声，自强不息，默默地寻找时机，终于在1968年的大选中东山再起。这类人正因为敏感，便具有善于准确地把握时机的直觉。这种素质使他明智地把握住了世界形势与美国的脉搏。他说过，一个领袖人物没有权力听天由命。他觉得，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历史提供的动荡的局面和复杂的环境最大限度的挑战时，其远见卓识与非凡能力才能得以充分展示出来，人们才能充分衡量其伟大的程度。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的新政策：“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愤怒的孤立”这个词组是他本人在1967年10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中国时用的，他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但是，中国没有被尼克松就职演说中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第二天，新华通讯社就评论说尼克松要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
尼克松宣誓就职12天以后，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这些都表明，美国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但还不是一种战略。
到了1969年3月，在那个中国叫珍宝岛、苏联叫达曼斯基岛的冻土地带爆发了武装冲突，他从这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敏感地把握住了机会，毫不犹豫地决定使美国外交发生重大变化。
珍宝岛冲突开始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很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进展，这种看法产生了动摇。基辛格在对比了中苏两边的实力以后，感到中国居于劣势，通常不会去进行无端的进攻而自招失败。
从春天到秋天，中苏边境从黑龙江到新疆，都不断发生冲突。尤其是5月份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基辛格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平。基辛格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冲突发生的地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条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这使基辛格认识到，中国军事指挥者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将新判断报告了尼克松，说：“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
尼克松早已在思索这个问题。
他说：“要是苏联对中国全面入侵，会造成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它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打破了世界的结构平衡。”
基辛格马上提请总统注意：
“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会将怎么考虑？美国公众将会怎么考虑？”
尼克松亲自选定的美国新任驻苏大使雅各布·比姆奉命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转交尼克松的一封信，并奉命在交信时向柯西金口头转达：“我们无意看到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利用中苏分歧。至于我们本身，从长远来说，我们希望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
1969年，美国的国家生活正处于一个特别复杂的时期。朝鲜战争曾使30多万美国青年丧失了生命，至今在每个州的公墓中还埋葬着他们的尸骨，令人记忆犹新；越南战争又遇到了同朝鲜战争一样进退两难的局面，它已经使美国损失了4万多人。这两场战争都在中国的门口进行，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在全球的威胁而使美国卷入的；也不能不说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威胁的。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使人一谈起共产党就噤若寒蝉。因此，共产党中国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几乎是等同于“黄色的魔鬼”。
在如此复杂、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怎样转这个弯子呢？尼克松尼克松被中苏总理会见触动了，质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
觉得，历史是不会永远不变的，一个领袖没有权力听天由命。
尼克松批准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后，中国马上释放了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他7月下旬作“月辉”旅行，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传播了接近中国的信息。回到白宫没多少天，在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尼克松十分明了地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美国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的敌人的生存，对美国具有战略利益。
这的确像基辛格所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正当尼克松授意基辛格探讨如何采取与中国对话的新行动的时候，发生了他事前一无所知的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的重大事件。尼克松的神经被触动了！他担心经过长期酝酿已经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想就此泡汤。
基辛格到底是城府很深的学者，在尴尬的情绪过去以后，以冷僻透彻的分析回答总统的询问：“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首脑会见的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的分歧。”
尼克松将脸拉得很长，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的眼珠转了一圈后说：“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正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不放心地又问：“这次会晤，依你看是哪方采取了主动行动呢？是中国？还是苏联？中国是弱者，会不会是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