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思维敏捷，马上就回答说：“我看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要他离开机场，又是苏联首先宣布了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又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次会晤并不表明中苏冲突发生了任何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基辛格说：“我觉得程序性的协议是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的。这次会晤，不管是说明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说明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明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尼克松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他对基辛格的见地与分析是满意的。但是，石头还在他心中悬着。基辛格的分析尚需要时间来验证。
几天之后，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一篇预兆不祥的文章，证明了基辛格的分析。有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斯的苏联自由撰稿记者——此人被西方认为是个神秘人物，可能是苏联官方的代言人——在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路易斯也提到了苏联对中国新疆罗布泊核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他还宣称，有一个反毛的地下电台正在中国广播，这证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产生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将会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路易斯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这是进攻的前兆，也是试探反应的气球。这篇文章透露的信息完全证实了基辛格的论断：中苏关系已经走向一个危险点！
尼克松看到这篇文章，反应非常敏感。他感到苏联正咄咄逼人地要实现它的统治，世界力量的平衡要打破了。他既恼怒，又焦灼。美国直接作出反应不会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而且可能加速他要防止的苏联对中国的进攻。
尼克松又召请基辛格来商讨，美国要作出更多的反应。他对这位哈佛教授的信任与日俱增。他在内心里很欣慰自己对基辛格的赏识与信任。
老外长提出“不合常规”的想法
黄昏时分，一辆小车出了德胜门，向北方的南口疾驰。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天边燃着火烧云。陈毅这天在武成殿主持老帅研讨会回来，心里很不平静。
过了十三陵以后，他让司机老李把车停了，说要歇一歇。他走上路旁的高坡，眺望着天边的云彩、一座座埋着明代皇帝的陵墓、守陵的石人石马，心里还在想着刚才在中南海的秘密讨论。
9月13日，即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周恩来后的第三天，四位老帅就在武成殿里很兴奋地集体研读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这就使四老帅的国际形势研究跃上了更高的层次。
在研读机场会晤记录之后，四老帅发言很踊跃。熊向晖是这样记述的：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想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了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三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总理会谈震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对于中美首脑举行会谈，现在的人们都已习以为常。但是，在全中国军民都将“美帝”视为最凶恶的敌人的年代里，连双方大使级的会谈都已经取消了。
在中南海的红墙里，陈毅说出“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真是够胆够识，出语惊人！
这是至今有档案可查的中国高级领导人最早提出的中美首脑会谈倡议。
陈毅的这个看法，是在武成殿的国际形势研讨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形成的。
在7月11日陈毅和叶帅、徐帅、聂帅写出第一份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后，7月29日至9月16日，他们四人又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情况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研讨。
他们所研讨的重大情况是：十年动乱中的熊向晖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全苏最高苏维埃作报告，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好战”，另一方面倡议苏美首脑举行最高级会晤，寻求在国际问题上的“一致立场”。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对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
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溅落后，在关岛说，准备使越南战争“越南化”；也就是说，美国要实行在越南脱身的政策。
7月26日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其一，尼克松总统动身作环球旅行，将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其中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是与中国关系很密切的国家。其二，苏联第一副外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不见报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其三，柬埔寨刚与美国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西哈努克亲王就派人见中国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有这样的用语：中美“20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老帅立即研究了这些新情况，据熊向晖记述，老帅们曾经发表了如下看法：
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
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缓和。
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
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
陈总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
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四老帅密切关注着尼克松的出访。关于尼克松在各地旅行中所发出的信息，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都未予报道。四老帅在外电报道中获取了这些十分重要的信息。
据外电报道说，尼克松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同中国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他还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强调说，不应“孤立”中国，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他还说，这次回国后，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论说，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尼克松那些话虽说将中苏并列，显然只是说给中国听的。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
在尼克松回国后，紧接着，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时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总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
几乎与此同时，8月11日，在苏联伯力举行的中苏边境河流的第15次例会就若干问题达成了协议，做了会议纪要。这个协议是周恩来指示中方代表团耐心做工作而达成的。会谈在6月间开始后，“苏修”在伯力搞了反华游行示威，未带密码本的中方代表团打电报要求中断会谈返回；周恩来指示用明码电报答复：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老帅战略眼光开阔，感觉敏锐，觉得中、美、苏三国鼎立之态势已露端倪，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
苏联渴望与美国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今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想捞取资本压美。我可以不急于表态，可拖些时候再答复，可举行部级或副部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抓住和谈旗”对我有利，可促进加快美国接近中国的步伐。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于1968年5月28日举行，中方借故三次延期。四老帅建议，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老帅们的建议还来不及写出，局势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8月中旬，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并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因而中国高层好些人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雾，有如“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前日本特使赴美国迷惑罗斯福总统一样。这些人的根据是：一、柯西金在同周恩来会晤中，并未否认向中方挥舞核武器，更没有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二、柯西金返抵莫斯科时，苏主要领导均未出场，只有二、三流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这说明柯西金在北京的承诺不代表苏政治局的意见。三、“苏修”强硬派不断发出威胁中国的战争叫嚣，甚至不止一次扬言对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中苏之间的战争随时都会爆发。
8月28日，中共中央在内部下达了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
熊向晖与叶剑英元帅在一起。
四老帅经反复研究讨论，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战备。上次所写《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的看法没错，坚持认为“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万一“苏修”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可否考虑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
当时外交部主要领导人出于保护四老帅的考虑，请列席会议的姚广转达了希望。据熊向晖记述，外交部领导同志希望四老帅向中央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
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他让司机停车，独自在这高坡上徘徊，就是要认真想一想，就像战争年代他指挥的大军要发动决定胜负的总攻一样，只不过今天的外交战是“文打”而已。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作为老外交部长，陈毅是很有一些想法、很有一些建议的。
以他的性格，有话憋在心里是不行的。
有话就要说，不说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
他也明白，此次讲话需要讲究一些策略。有一些他想说的重要的“不合常规”的具体建议，也就是他考虑了很久的关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不写进由他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而是准备直接口头向周总理汇报。
他想通后就疾步走下了高坡，对司机老李兴奋地一扬手：“开车！”
四天后，9月17日，经四老帅紧急讨论后由陈毅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送周恩来总理。
四老帅在此份《看法》中，首先指出：
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在，值得研究。
《看法》接着提出了如下几点：
其一，“苏修”的确有趁我国“文革”尚未结束时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
其二，“苏修”感到并无侵华取胜的把握，“美帝”的态度是“苏修”
最大的战略顾虑。
其三，柯西金北京之行，打出和谈旗号，借以摆脱内外困境，并想摸我方的意图，以作其决策依据。
其四，“周柯”北京会晤，轰动了世界，使“美帝”、“苏修”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要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可同意与苏进行边境会谈，美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亲与其事的熊向晖在其回忆录《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四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以后陈毅所提出的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24日和28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
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谈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笔者觉得熊向晖的回忆文章题目用得很好：《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历史证明，身处“文化大革命”逆境中的四位老帅，尤其是陈毅，在中国外交环境极为艰难的1969年向中央所提的建议，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