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夜之间又改变了决定
1971年4月6日这一天，因为阴天，天黑得快。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早就亮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已经用得光滑发亮的镇纸下压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送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是4月3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批准了这份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报告，但没叫人退给下面，而是还压在桌面上。这两天，他为此睡不着，反复思考着，直至4月6日这天下午。眼看着明天世界乒乓球赛就要结束，各国球队都要打道回国了。
他这才让秘书将他的态度通知外交部。此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
而在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先生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及其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画句号了。
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
这就说明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夜深人静，他特别容易进入心理学所说的脑细胞兴奋状态。在战争年代，常年在深夜守着电台，收听各部队、各地区的汇报，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又绞尽脑汁、运筹帷幄、作出新的部署。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胜利后进了京城，也经常在深夜工作或是开会决策国家大事。
他的思绪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恩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从延安时代到进城后，毛泽东一直爱打乒乓球。
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天亮后就是4月7日了。这是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将在今天决出来。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他从今天下午——不，应该说是从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上，从登载世界各国通讯社从日本发出的电讯稿中，了解到我们的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科恩交朋友的消息。19岁的格伦·科恩是洛杉矶圣莫尼卡的一个大学生。他从一个练习馆搭车到锦标赛体育馆去，恰巧搭上的是中国队的车，大轿车上有20多名中国运动员。他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满车中国人吃惊地望着他。他觉得很尴尬。世界冠军庄则栋对他很友好，站起来表示欢迎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中国运动员欢迎你，送你一件礼物。”他接受了庄送的礼物——一件漂亮的晚年任解放军301医院副院长的吴旭君和丈夫徐涛在家中合影。
中国山水织锦。他甚至同庄照了相。他也拍了一些中国选手练球、打球的照片。
这个科恩还讲，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去。他还回赠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给庄则栋，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庄则栋接受了。科恩对记者们说，中国运动员非常友好……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不少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4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毛泽东听人念着《大参考》，思考着。他让念《大参考》的同志将庄则栋与科恩的这条花絮原原本本念了两遍。听完，他笑着称赞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谈起了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到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毛泽东感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是总统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呢？
该让谁先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群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着，周恩来告辞了。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感到，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外交部与体委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为了这份报告，已经两晚没有睡好。这天晚上，他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11点多，他让护士长吴旭君陪他吃晚饭。吃完饭，安眠药起作用了，他眼困至极，伏在桌面上似乎昏昏然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起话来，嘟嘟哝哝的。吴旭君在旁边听了好一会儿才听清他要她给王海容打电话，他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句话跟下午的表态截然相反。这是不是毛泽东服了安眠药说的梦呓？护士长吴旭君当时在场，她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180度大掉头的经过。下面引自她亲笔写的回忆文章——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毛现在说的去办，显然与已经批过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毛平时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毛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怕第二天毛睡醒过来后说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球队的反应，又觉得很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也不行。怎么判断？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毛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于是，吴旭君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毛睁开眼发现吴还在吃饭，就催她：“你还在吃饭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净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吴旭君用小聪明让毛泽东复述刚才的指示。吴旭君是这样记述的——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中南海毛泽东的卧室。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12点了。
“哎呀！现在都快12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乒乓外交时的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在其身旁。
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看着我，等待着。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毛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毛说。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紧张的样子！”毛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毛笑着说：“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中国人发出的邀请轰动了世界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把美国惊呆了，让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4月7日上午10点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的理解是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自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意见后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
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基辛格，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做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着称的人，也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招更使他觉得对手的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这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得产生了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儿，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一窍不通。甚至，他连中国的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着作。他在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
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成“铁板一块”。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到1969年8月，随着对中苏边境冲突的分析，他才觉得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的可能性。他这才意识到，过去认为中国人头脑发昏、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于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未曾扩张版图，侵略他国。经过好几次微妙的外交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是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从中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