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得意的是，在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了。基辛格收拾好文件，走进会议室。他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刚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就从连接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
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的好。
周恩来收到大洋彼岸一位母亲送来的红玫瑰
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到这位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况且，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座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惊人的记忆力着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并走过去首先跟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吗？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两人紧紧地握手。
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在相隔多年之后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激动地紧握着周总理的手。周总理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堂皇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发表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做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
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乒乓球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甚至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就能证明这一点。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得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他略微欠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颐和园合影。
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他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他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但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看看他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啰。”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
周恩来当场细阅外国记者提供的材料。
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科恩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被周恩来所折服。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的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当时美国《生活》杂志大篇幅介绍周总理会见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的语重心长的话。事后，基辛格评论说：
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
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被称做“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钓鱼台里成立了一个准备跟基辛格较量的班子
那个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长而歪斜的光下颌，长而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口。不少子弹射穿过他的胸膛，不少刺刀戳穿过他的躯体。不少文艺节目中，尼克松是被描白了高鼻子的丑角，戴着写有USA的高礼帽，在怒不可遏的工农兵演员的声讨声中，手脚发颤，满地打滚。那个时候，大凡跟美国有关系的人（这个关系包括有亲戚在美国、自己在美国留过学或者在美国逗留过、与美国人有通信往来、甚至英语说得好）都被视为“特嫌”（即特务嫌疑）而受到敌视与审查。还有的人因为好奇心强或是求知欲旺而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就被当做“收听敌台广播”论罪，轻的监督劳动或是下放改造，重的被关进监狱，判以徒刑。
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必须统一在一种规范化的标准里即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
他们死到临头了，就要拼命挣扎，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敌。官方不允许有除此之外的别的认识。如果有，那就是阶级敌人炮制出来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
那个时候，如果有某个智商高的人预测未来，说中国要和美国友好，说要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那么，此人肯定会被当做“疯狂的阶级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正门敌人”打倒，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这些话只有由毛泽东来说，才另当别论。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最信赖的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坚定性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他说的就是真理，就是“不理解也要执行”。所谓不理解就是因为你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领袖的思想。
毛泽东几十年的经历证明他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尼克松几十年的经历同样证明他是最反共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历史的发展使这两个处于所谓最革命的极端与最反动的极端的人物要进行友好的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