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出现在华国锋主持的毛泽东追悼会之中
前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是在1975年11月间卸任，于1976年9月初应邀飞抵北京的。朋友们告诉他，北京的金秋是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最适合游览这个中国古都的紫禁城、长城、颐和园等这些明清的古迹。
但他这次来到北京，却赶上了一个不很合适的氛围，一是北京附近刚刚发生了造成巨大损失的唐山大地震，二是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刚刚去世。
他早就想来北京访问，早就想到紫禁城里见一见善于与人谈哲学的毛泽东。
施莱辛格本人就是哈佛大学有名的哲学博士，未能见到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毛泽东着实使他深感遗憾。后来他曾说过，使他未能及早访华的是他的另一个美国犹太同胞亨利·基辛格。
尼克松于1969年首次当选总统后，不拘一格网罗与使用人才，其重用的有两个犹太人出身的知识分子“辛格”：一个是亨利·基辛格，另一个就是詹姆斯·施莱辛格。两人都是教授。唯一不同的就是，基辛格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出生而在少年时代随家移民美国的，施莱辛格则是出生在纽约，父母都是早年移民美国的。用基辛格的说法，自己不在美国出生，是一个不能当美国总统的犹太人，而施莱辛格在美国出生，却是一个可以担任美国总统的犹太人。虽说这两个“辛格”都是哈佛大学出来的精英人物，施莱辛格要比基辛格年轻得多，尼克松总统聘请这两个“辛格”到白宫任职时，基辛格46岁，而施莱辛格刚刚满40岁。
初被尼克松起用时，基辛格的名气要比施莱辛格大得多。基辛格的主要着作《核武器和对外政策》及其地缘政治理论影响很大，而施莱辛格则因其在60年代中期在美国着名的兰德公司做高级职员，并担任该公司战略研究室主任。
他头脑清晰、生气勃勃，名噪一时，引起了尼克松的重视。尼克松先在1969年任用他担任预算局助理局长，后又任代理副局长。在预算局期间，他将国防部的费用降低了60亿美元，人们称他为“裁减预算的能手”、“驯服官僚机构的能人”。他的才干为他赢得了好名声而更受尼克松青睐，1971年即被尼克松破格提拔为十分重要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又把原子能委员会进行了彻底改组，并在推进核能工厂的同时，比历届前任主席更多考虑到环境保护的问题，这就引起了国会与社会的称道。尼克松对他就更为器重了。1973年2月，又将他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一上任，就提出那种派出特工潜伏、刺杀、收买情报、颠覆美国不喜欢的政府等秘密行动的时代即将过去了，他决心把高科技的技术搜集方法放在中央情报局活动的首要地位，其表现形式是天空中的、航空线上的间谍分子，电子计算机和遥测技术。他提出的集中用技术收集情报的思路，符合尼克松独揽决策权的欲望。正当他按新计划要对中央情报局进行彻底大改组时，尼克松又觉得国防部更需要他这样的人物，就将他调到了国防部担任部长。
他一出任国防部长，就与基辛格在美苏缓和问题上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分歧。他反对美国与苏联搞缓和，他清醒地看到了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胁，要求美国建立强大的国防，并反对在美苏战略武器谈判中作过多的让步。因而，他就被视为持强硬立场的美国“鹰派”代表人物。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就曾指责施莱辛格代表了“美国反动和侵略的势力”，“没有放弃他们用武力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冲突的计划”。
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位强硬派国防部长，他的关于加强美国防务力量的文章经常出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之中。当时《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用毛泽东的观点写的评论说，美国领导人寻求和平，“但是却鼓励社会帝国主义向东方推进，然后又将这祸水引向中国”。中国方面曾在基辛格的频繁来访中，多次建议施莱辛格访华。将对华外交视作自己独自经管的领地的基辛格，既未接受这一建议，也不把这一邀请转告给施莱辛格。尼克松下台、福特接任总统后，福特留用基辛格做白宫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施莱辛格也被留用继任国防部长。
这两个“辛格”之间的分歧因而也沿袭下来了。
施莱辛格批评福特和基辛格追求一种忽视发展军事力量的“存有幻想的和平”。尽管福特总统主要依靠基辛格来推行其缓和政策，基辛格的作用则因政府内部的分歧而遭削弱。福特总统想打破美苏双方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僵局，在1976年1月基辛格即将赴莫斯科谈判之前，福特宣布了一些职务上的调整：免去了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长职务，免去了基辛格兼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将布什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刚卸职的施莱辛格不久即接到了访问北京的邀请，中国方面以此行动表明支持那些打算对苏联采取强硬行动的美国政治家。他在访华期间正遇毛泽东去世。尽管北京的媒体没有怎么报道施莱辛格的活动。但在北京的西方观察家注意到，施莱辛格是在第一批由华国锋主持的最重要的吊唁活动中露面的唯一的外国人，这批吊唁者主要是中国政府要员及一批经过长征的老干部。9月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隆重的吊唁活动，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官员与其他驻京的外国使节被安排在后面的吊唁活动之中。
罗伯特·罗斯在《风云变幻中的美中关系》一书中，曾作记述：
当毛主席在施莱辛格访华期间去世时，施莱辛格成了中国及华国锋表示有意继续与美国合作的象征。华主持治丧事务，把施莱辛格显着地列入第一批吊唁人员之中，并且邀请他向毛献花圈。施莱辛格是唯一被准许这么做的外国人。
两年后，1978年间，施莱辛格作为卡特政府的能源部长率领代表团又再次来到中国访问。
邓小平与叶剑英生前都没有透露他俩在叶的书房里谈了什么
他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思考着。在这年代久远的高墙的砖隙间，竟顽强生长着小草、苔藓和地衣。他想，风雪与严冬也不能使它们枯萎，一遇春风，就会绽出它们那一点点生命的绿色……
三年前，他在江西那个小院里兜圈徘徊；现在，他在这个京城的高墙大院里兜圈徘徊。
三年前，他在江西南昌郊区新建县所居的那个将军楼独院，只不过是原步校领导废弃不用的一座普通的两层小砖房；现在他所住的这个高墙深院，则是清代的一座王爷府，在地安门附近的宽街，是清代北京内城八旗中的黄旗地区，过去的顺天府大衙门也在这一地区。他住的这个大院，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分配给在湖南和平起义中有功的程潜老先生。毛泽东很看重这位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参谋总长的湖南老乡，他在新中国担任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于1968年间因病去世了，1973年初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城时，就让他居住在这座大院里。
上边增派了一个加强班负责警卫，他得到通知，不准外出。他只好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散步。
在高墙外，“四人帮”活动猖獗一时，不可一世。他们将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反革命事件”，到处追查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政治谣言，高喊着“狠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白色恐怖。他知道，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病重已甚，已被“四人帮”架空，党、国家和民族深陷于灾难之中。
他在软禁中的一圈又一圈散步之中，国家的灾难更是越来越深重，高墙外的消息使他的步履格外沉重了——7月6日传来噩耗：90岁高龄的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朱德去世。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去世之前就很难接受“批邓”，朱老总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过，在1976年，叶剑英在玉泉山。
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这个班子不要动。现在，国家陷于危难之中，朱老总是抱着深深的遗憾辞别人世的。
7月28日，河北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造成20多万人伤亡，损失重大。
全国军民奋起抗灾，但“四人帮”却认为“少了一个唐山不算什么，批邓才是头等大事”，大喊着不能以“救灾压批邓”。
接着，他健壮的身体也有了病，前列腺炎使他不能正常散步了。叶剑英闻讯后，极为关切，让他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做手术治疗，并指示医院领导：
“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他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在这个时候，却有消息说，毛泽东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在病重弥留之际，说了一段肺腑之言：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
毛泽东在病危去世之前也是清醒的。老人家知道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包括对邓小平的问题上，“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即使弥留之际还为此忐忑不安。老人家对邓是处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中的。老人家说“人才难得”让他再出山，而不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又再次将他打倒。
当“四人帮”借此要置他于死地，要“开除”、“惩处”这个“中国的纳吉”时，毛泽东则主张对邓“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篡权的阴谋得逞，没有将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应该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他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蒙受冤屈，但他对毛泽东还是全面看待，始终以诚心敬重。他始终认为毛泽东是好心犯错误。当他在三○一医院得知毛去世的消息时，心中万分悲痛。
他已经好几个晚上都失眠了。他好几次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请求中央允许他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还请求能参加追悼大会。接电话的人不置可否，只是回答说将他的要求向中央报告。最后的一次，他将电话打到了汪东兴那里。
他说：“作为一个老党员，我要求向毛主席告别，并参加追悼大会。”
在电话里，汪东兴明确地回答说：
“不行。你没有资格，你只有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以求得人民的谅解，才是对毛主席最好的悼念。”
他感到，由于自己受到软禁，失去了向毛作最后告别和志哀守灵的机会，真是又痛苦又悲哀！
叶剑英与邓小平。
他出院回到家里，让家人采来松枝，做成花圈，在家中设立了灵堂。他带领全家，在毛泽东的遗像前深深地默哀。
痛定思痛，他感到党和国家在毛泽东去世后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一直在密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四人帮”更加加紧了活动，他敏锐地从报纸和电视中觉察到了他们种种阴谋的迹象。在中央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已经将他和刘少奇、林彪并列，对自己的批判的调子已经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了。他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在当时，什么意外情况都可能随时发生……
中国已经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他为此坐卧不安。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会过后，他坐不住了。这天早上，他穿戴整齐，从屋里走出院子，对秘书说：“给我调一辆车。”
秘书有点诧异：“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