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说：希望你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方面也同恋爱一样成功
其他的工作人员被总统示意退出去之后，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了。他结巴了好一会儿，眼睛里透出幸福的亮光，对卡特说：“吉米，我在北京恋爱了……”
卡特先是吃惊，都已经快七十岁的人，怎么又浪漫起来啦！然后，就问：
“跟什么人？中国女人？”
他说：“不，不是中国女人，是我们驻北京外交使团里的一个美国护士。她的名字叫姗伦·图依。我们俩打算结婚。”
卡特忍不住哈哈大笑。笑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如此高龄孤身生活在遥远的北京，也该有一个好伴侣，就说：“伦纳德，我该给她写几句贺词。”
在旁边插着星条旗的办公桌上，卡特立即拿起笔，在总统专用信笺上，一口气写了几句祝贺幸福美满的话。他甜蜜蜜地看着总统写着贺词。
卡特将这张写着祝愿的字条递给他的时候，幽默地表示说：
“伦纳德，我希望你在北京同中国人打交道方面也那么成功！”
伦纳德·伍德科克满头银发，神采奕奕。他在北京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半年多以后，于1978年2月间按常规回国述职，并办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
他来到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在国务院有关官员在场时，情绪平和地进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例行讨论。谈至最后，伍德科克突然变得有些激动了，连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说想要求同总统单独谈一谈。
在卡特示意其他人离开后，两人间就发生了刚才记述的关于恋爱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谈话。在关于恋爱的话题结束后，伍德科克再次谈起，希望总统去中国访问。卡特回答说：“我是很想去中国的，但是关于我作为美国总统访华之事，原则已经决定了；这就是，在中国高级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正式访问作回访之前，我不去访问。”
伍德科克当然不会辜负卡特的期望。
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北京举行“老少配”婚礼
新郎六十七岁，新娘三十九岁，相差二十八岁，典型的一对老少配。新郎伍德科克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新娘姗伦是联络处里训练有素的职业护士。
两人在美国时并不认识，先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首都北京后，在联络处里朝夕与共，相识相知，情投意合，产生了爱意，不到一年就互定终身。两人虽是一对美国公民，却是在美国驻华联络处附近的北京朝阳区婚姻登记机关领取了中国的结婚证。
这样的婚事挺新鲜。
卡特总统给新娘写来了贺信，万斯国务卿发来了贺电，各国驻北京的外交在驻华联络处结婚的伍德科克夫妇。
官们纷纷登门祝贺，好不热闹。像这样的婚事在整个北京外交界尚属首次，至今还传为佳话。
老头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之前，在美国已与前妻分居达15年之久，尚未办理离婚手续。于是，1978年初，老头便借回国述职的机会，同时办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在美国期间，伍德科克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代主任韩叙，讨论了美中关系的进展，还挑选了精通华语的芮效俭做他的副手(此人后来当了驻华大使)；同时，他也坦率地告诉韩叙，回北京他就要办喜事了。
伍德科克于2月中旬返回北京，与姗伦办妥结婚手续，4月12日通知中国外交部，将于4月22日举行结婚庆宴，邀请外交部及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外交无小事，外交部的主管领导接到请柬后，曾开会研究参加婚宴之事。
卡特在白宫会见伍德科克夫妇。
卡特总统于1977年4月间宣布对这个伦纳德·伍德科克的任命时，从华盛顿通过驻华联络处转给中国政府的该人履历表，给中国方面的印象并不好。当时，外交部有个负责同志认为：尼克松总统任命的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虽说年纪也很大，但他是一个鼎鼎有名的职业外交家，在美国外交界享有很高的威信；福特总统任命的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是共和党的领袖级人物，按资格当时就可以当副总统。布鲁斯与布什都是中方十分首肯的人物。现在，卡特总统任命的这个伍德科克，年纪太大了，是个会计出身的工会领袖，卡特选他来北京真是有“裙带”之嫌。
据当时在外交部参与处理美国事务的王立回忆，开始时，中国方面对伍德科克印象不佳，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他并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了，刚从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的职务上卸任退休下来，从未涉足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据了解，其之所以被卡特总统派驻中国，皆因与卡特私交很好，竞选时动用了大批工会力量支持卡特。卡特安排他出任大使，纯属政治报答性质。就连他本人也毫不掩饰地说，他曾组织工会人马在好几个州协助卡特击败对手，尤其在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其二，此人是职业工会领袖，其一生事业集中在组织工会和协调劳资纠纷，长期担任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人；由于当时受“左”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中方认为这种工会是资本家统治、欺骗和剥削工人的工具，是为阶级调和服务的。
其三，此人是“美苏关系委员会”等组织的成员，在政界与外交界也十分活跃，而“美苏关系委员会”主张稳定美苏关系与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这与当时中方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
尽管中方对其初步印象不佳，评价不高，考虑到卡特总统已经提名，当然不便拒绝。但是，等伍德科克到达北京就任后，通过具体接触，中方对伍德科克老先生的印象就渐渐转变了。
中国方面很快就改变了对伍德科克主任的印象
通过实际接触，中方才对这个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头有了更好的了解，发现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为人也正直、热情、坦率，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使，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推动者。
6月28日，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讨论总统这项任命的听证会上，各方对伍德科克的答辩是称赞有加的。美国对派驻国外的大使都要通过国会听证这个关口，在一般情况下，参议员们对批准大使任命是很刁难的。过去也曾有过总统的驻外大使提名遭国会否决。
伍德科克首先在听证会上表示说：中国是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国家，希望美中能保持良好的关系。鉴于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又拥有核力量，经济上组织能力强，美国与中国搞好关系只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好处。他也承认自己不是中国问题专家，甚至一次都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将尽快熟悉情况，完成自己的使命。
共和党参议员佩尔等人追问伍德科克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包括对维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看法。
伍德科克答道：“我赞成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会致力维护台湾人民的安全。至于《共同防御条约》是否会废除，那要看情况发展。如果在美国满意的条件下与中国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那将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那时律师们会对废约问题作出判断。”
显然，这个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佩尔等亲台议员当然并不满足，就紧紧向其追问：“现在我们不是向律师请教，而是问你作为驻华联络处主任自己的观点如何？”
伍德科克机智地应答说：“你们也知道，驻外大使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我习惯于我这个角色。”
资深参议员贾维茨、格里芬等问到美中两国经济贸易的前景时，伍德科克回答说：“美中双边贸易暂时不会很大，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为中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但中国在石油开发、农业发展等领域有很大的潜力，有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在对华贸易上已经走在前面，美国不应落在后面。”
伍德科克的回答获得了几位老资格参议员的称赞，因而极力推荐。参院外委会就顺利地通过了对他的任命。
伍德科克于7月26日抵达北京就任。在他的几次谈话中，都强调了要在《上海公报》所确定的原则下，推动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他表示，美中建立正常关系是世界和平的需要。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进一步谈到，美国国内有些人不愿意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上迈出步子，一是说关系正常化了，中美贸易也大不了；二是说互设联络处和大使馆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伍德科克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美中建立良好关系是事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事，不能局限于从贸易和交流上看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变化很大，特别是“人们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在他协助万斯国务卿访华后，中国方面对他的印象就更好了。
万斯访华碰钉子后，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争论日趋激烈。以万斯国务卿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同苏联缓和关系，加紧同苏联谈判裁减军备，不应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而刺激苏联。另一方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主张加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共同对付苏联的对外扩张势头。伍德科克既赞成与苏联谈判，也赞成与中国改善关系，主张不应因与苏联谈判和辩论巴拿马运河问题而推迟对华关系正常化。他实际上是站在布热津斯基这边，还支持卡特总统派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
婚礼嘛，本来这是可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的事情，但伍德科克来华就职后，时间虽不长，却给中国方面很好的印象，因此，外交部有好几位领导人都出席了伍德科克的这次独具特色的婚宴。外交部部长黄华赠送伍德科克夫妇咖啡具一套。主管美国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王耀庭、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等都赠送了礼品，祝贺新婚。去贺婚的人回来都交口称赞新娘子是一个很贤淑的妻子，其亲手做的美式巧克力蛋糕特别好吃。
伍德科克对万斯说：你不给对华政策新指示我就不回北京
他去年夏天刚上任的时候，国务院及国会都有人认为这个会计出身的老工会领袖并不熟悉中国，不一定适合担负那么艰巨而复杂的差使。但过了不久，人们很快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虽年事已高，但到了北京后，却对美中关系深入地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很快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自相矛盾的。
他身为美国派驻北京的代表，当然希望看到两国关系的改善；所以，他对1977年8月万斯访华缺乏进展而感到失望。1977年9月间，他回国参加了联大期间万斯与黄华在纽约的会谈后，接到国务院的通知说，三四天后他将得到关系正常化的书面新指示。他就耐心等了一个礼拜，新指示仍然没有准备好。结果一拖就是数周。他向国务院表示了不满，甚至扬言说，要是不给他一个新的谈判的立场，他不愿回北京去见他的中国对手，就准备在华盛顿待着。他坚持要从国务院获得一个明确的指示，允许他告诉中国人，美国政府将准备撤销上次万斯所说要在台湾设立半官方联络处的立场。他愤愤地说，他不惜亲自去白宫面见总统，陈述自己的意见。
于是，万斯于10月14日会见了他，再次肯定地告诉他：你再等几天吧，新指示没有问题。其实，拖延的原因是国务院内部在是否指示伍德科克开始建交谈判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等待期间，伍德科克还建议说，在这一过渡时期，美国应当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来保证美国在台湾的安全利益。他说，根据他在北京几个月的亲身观察和阅读的大量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北京武装进攻台湾的可能性很小，但要北京作出一种公开的承诺也较为困难。伍德科克曾说：“当你要问一个主权政府，他们是否放弃对一个属于他们的省份使用武力，你又能期待他们说些什么呢？甚至他们根本没想使用武力，他们也不会这么说，无论有记录，还是无记录。”因为美国一方面表示要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即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对自己的一个省保证不使用武力，这当然要遭到北京指责美国“干涉主权”的指控。他主张，对美国领导人来说，承认中国，并保留自己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台湾的权力，包括军售，这才是一种可行的理性选择。
考虑到他能够直接越过万斯找总统，万斯不得不在11月初再次会见了伍德科克。这次，他终于从国务卿那里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即美国愿意撤销万斯国务卿两个月前向中国人提出的在台设立半官方组织的条件。
他这才于11月间回到北京。
次年即1978年2月他回国述职时，就进一步对万斯国务卿建议说：“让我们和中国人建交吧，我们保留我们的权利，做一些我们必须对台湾做的事情，包括卖给台湾一些防御性的武器。”
紧接着，他应邀在全美汽车劳动工会的大会上发表评述对华政策的讲话时认为，美国不承认中国是错误的，他强调说：
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虚幻的基础上的，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应当纠正这个错误。……
他的这个讲话传播开来，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务院的有关主管官员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这是有悖于国务院的现行对华政策的，并要求伍德科克公开收回这个讲话。他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正为此感到尴尬为难时，卡特总统传话来召他到白宫去面谈。他内心未免有点紧张，猜想这次可能免不了要遭到总统的一阵当面训斥。
等他忐忑不安地如约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只见卡特满脸笑容，很和气地请他就座，高兴地说：
“伦纳德，我已经阅读了你有关台湾问题谈话的全部内容，我是赞同你的意见的。”
伍德科克闻之大喜，忧虑顿消。
卡特为了表示亲近，走过来与他一起并排坐在同一张长沙发上，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布热津斯基也有与他类似的观点。
此后，他就经常应召与布热津斯基、卡特一起研究美中关系问题。可以说，伍德科克的意见促进了卡特的决策，促进了卡特批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伍德科克的观点使他后来成了代表美国方面参加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正式全权代表。
有人说，在卡特政府的内部决策机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对帮助美中关系正常化重新回到轨道上来起了重要作用。一位是布热津斯基，另一位就是伍德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