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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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根本解决

正确认识理论和正确认识实际,说到底是为了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但是,要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还需要一定的途径,需要一系列相关的条件。为此,邓小平在双重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与实际怎么结合的问题,解决了“相结合”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真正结合。

一、选择“结合”的出发点

出发点的选择十分重要。对理论和实际的双重认识,只是解决“相结合”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怎么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效结合,首要的是选择“结合”的出发点。是从“本本”出发裁剪现实,还是从实际出发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这是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关键问题。

1.关键是选择出发点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理论与实际要不要结合的问题,而是如何结合的问题,特别是结合的出发点选在哪里的问题。

由于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在苏联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内很容易产生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点的选择上自然向理论倾斜,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一位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反省:“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不先想实际问题,而是先想到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过,或者在欧洲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类似的情况,用过什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方法。”这一反思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这种错误倾向下,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必然选错,不可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点”的选择发生错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这种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往往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要不要结合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合”的出发点选在哪里。

就以毛泽东来说。我们知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强调“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不难看出,毛泽东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因而能够做好“结合”的文章。可是,在毛泽东的晚年,虽然也不断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却未能做好“结合”的文章。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结合”的出发点选错了,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由此可见,选择“结合”的出发点极其重要。

2.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出发点。

首先,邓小平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内涵在党的思想路线中。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进程中,邓小平首先指引我们党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述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表明,党的思想路线的前提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坚持党的思想路线,首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它包含两个方面:一要高举理论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要联系客观实际。离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就是一句空话,高举理论旗帜也就变得毫无意义。邓小平指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指导,但理论指导要与实际结合,要联系实际,这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从客观事物出发去探索、研究其规律。由此可见,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离开从实际出发,也就无所谓实事求是。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归宿。思想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邓小平的一大贡献就是重树实践在认识中的权威,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体现。

党的思想路线充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它奠定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出发点,确保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了这条思想路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就有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

其次,邓小平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贯彻到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选择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出发点,更要对所选择的出发点真正贯彻和落实。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真正贯彻和落实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中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我们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根本出发点问题,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真正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的基础上,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没有这些全局性重大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何等重要。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关键在于选择出发点,关键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运用”问题。“运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途径。在“运用”中,理论与实际形成互动,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使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促成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有效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1.真高举与假高举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讲到什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高举的问题。这时,正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之时,当然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之时。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其所以讲真高举的问题,正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要强调从实际出发,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谈话,题目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说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从实际出发,因为现在条件有了,毛泽东在世时没有。如果我们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说,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我们之所以认为邓小平讲真高举的问题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正因为邓小平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运用,坚持了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运用。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更加明确地反映出邓小平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的,并以此要求我们的。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管用”就是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为了运用,所以“要精”。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怎能很好运用。邓小平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的实际,设计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在运用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运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和特征。

在运用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都是如此。

毛泽东说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如果你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你的学习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普遍,你的成绩就越大。为了运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要求做到“有的放矢”,即理论联系实际。离开运用,就不可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也就不可能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江泽民于2001年8月31日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也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问题。他说:“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这充分证明“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的传承。

联系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不难看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邓小平和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起到承前启后的伟大作用。邓小平强调真高举与假高举的问题,使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精神发扬光大,指导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不断结合。

2.根据中国的特点,走自己的路

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途径。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根据中国的特点,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运用的方向,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获得成功的保障。毛泽东提出了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坚持走自己的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就是根据中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走自己的路的理论结晶。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基本结论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发展的基本内涵,成为全党的共识。

有了这个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发展就一直没有偏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观点。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农村改革走自己的路,城市改革走自己的路,经济体制改革走自己的路,政治体制改革走自己的路……

根据中国的特点,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实际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一条重要原则,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经验。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需要解决学风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的学风问题不是指一般的学习态度和方法问题,而是指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党的学风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重大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学风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学风建设,大力倡导以理论联系实际为主的优良学风,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

学风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并被理论和实践所证明的优良学风,可以集中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必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我们党倡导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断纠正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不良学风,才使我们党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有效地推动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一个好作风、好党风,是我们党的一个特有的优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经验。

2.邓小平对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风的坚持和发扬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面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反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坚持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的?

一是倡导解放思想。当时党内党外普遍存在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多,随风倒的现象多,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严重。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思想僵化的状态下是不可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所以,邓小平大力倡导思想解放,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二是破和立。破,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关于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认为最主要、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明确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指出:关于学风问题,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为什么邓小平强调这两条最重要呢?实事求是固然重要,它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也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党的群众路线也同理论联系实际密不可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表现。离开群众路线,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里还须看到,邓小平把群众路线排到实事求是之前,不是随意的。从党的作风建设来说,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具有特别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来说,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和归宿。

正因为群众路线的重要,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必要性。邓小平常常以毛泽东为例,说明坚持群众路线的意义。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充分信任群众,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可以说,毛泽东倡导实事求是与他坚持群众路线密不可分,具有内在联系。再伟大的人,如果脱离群众,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邓小平还以党的历史为借鉴,说明今天坚持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专门讲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特别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切实关心群众生活。邓小平说,“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实事求是为什么难,说到底是心里没有人民群众。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大声疾呼:“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联系后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难看出,正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心中想着人民,坚持群众路线,才使他决心创出一条路,改变中国的现状。正确的决策必须实事求是,但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离不开坚持群众路线。

总之,只有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有了保障,“相结合”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是抓反“左”和反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邓小平和我们党高度重视学风建设,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但是,不能不看到,随着国内外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党的学风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左”和右两种倾向。对此,邓小平高度重视,通过反“左”和反右两手,有效地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左”的倾向就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倾向表面上看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但实质上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左”的倾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突出表现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后,得到了有效纠正。但是,解放思想永无止境,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邓小平不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深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防止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对我们思想和实践的影响。

右的倾向是在纠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右的倾向表现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指导,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这种倾向的产生是有背景的,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遭受曲折,出现了信念、信仰“危机”,一方面国内改革开放面临新的情况、新的矛盾,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产生怀疑。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地认识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邓小平及时地纠正了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种精神动力,同时要求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突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变化相结合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与邓小平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解决学风中存在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这充分说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就发展;反之,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就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