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履行了“情义”，但还得尽忠。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他们事先不申报就去复仇，这冒犯了国法，但他们没有背叛“忠”。在“忠”的名义下，无论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须去完成。幕府将军下令，四十七士必须剖腹自尽。小学五年级《日语读本》上说：
由于他们是为主君复仇，情义坚定不渝，为永世垂立了榜样……因此，幕府将军经过审慎考虑，命令他们剖腹自尽，此乃一石二鸟之策也。
这意味着，浪人们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从而履行了最高的情义和义务。
日本民族的这一史诗的不同版本有一些变化。在现代电影版本中，开始时候的贿赂主题变成了性主题：吉良侯对浅野的妻子得寸进尺，而后者也被他所吸引，于是他给了浅野错误的指导，从而羞辱了浅野；不过，事情败露了。贿赂的情节就这样被取消了。但是，跟情义有关的所有义务的故事都讲述得令人毛骨悚然。“为了情义，他们抛弃了妻子，离开了孩子，丧失了（杀死了）双亲。”
义务和情义之间的冲突主题是其他许多故事和电影的基础。最为优秀的一部历史电影的时代背景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时期。这位将军被任命登上宝座时，还是一个没有经受过什么考验的年轻人；在他的继位问题上，廷臣们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有的支持一位跟他同龄的他的近亲。他们失败了，其中一位大名以为受到了侮辱；尽管第三代将军在行政上很能干，但这位大名任由他的情绪在心理滋长。他要伺机报复。终于，将军及其随从通知他，他们将要去视察几个藩邦。这位大名的职责就是接待将军一行，于是，他准备抓住机会，消除所有的宿怨，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他的府第本来就是个堡垒，此番他为即将到来的大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至于所有的出口都可以随时被堵住，整个堡垒都可以封锁起来。然后，他想方设法使得墙壁和天花板可以一推就倒，砸到将军一行人的头上。他的谋划实施得冠冕堂皇，他的接待工作做得小心翼翼。他安排手下的一名武士在将军面前舞刀，以博将军一乐；这名武士已经得到他的指令，在舞刀的高潮时刻，把刀刺入将军的胸膛。那武士应该明智地拒绝他主子的命令，但出于对大名的情义，他无法拒绝。然而，“忠”道又不允许他举刀刺向将军。他的刀舞完全显现了他内心的冲突。他必须采取行动，但又不应该那么做。他几乎让自己出招了，但他不能那么做。尽管他要讲情义，但他的忠心太强了。他舞得越来越差，将军一行起了疑心，就在绝望的大名下令毁坏屋宇的时刻，他们起身离开了座位。将军虽然逃过了武士的刀，但仍然面临着死于房屋废墟的危险。正在这时，那舞刀的武士走上前来，引领将军一行通过地下通道，从而使他们安全地逃到了屋外。忠战胜了情义。将军的代言人出于感激，再三规劝武士跟他们一起去东京。这是他的荣耀啊；但是，武士回头看着那倒塌的房子，说：“不行，我得留下来。这是我的义务、我的情义。”他转身离开他们，死在了废墟里。“他以死履行了忠和情义，两者合二而一了。”
这些古老的故事没有把义务和“人之常情”之间的冲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近年来，这种冲突变成了一个主要话题。现代小说讲述的是爱和人类的善良，但出于义务或情义，我们不得不舍弃爱与善。冲突主题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提升。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战争电影似乎都是很好的和平主义宣传片；跟电影一样，他们的小说也常常是一种吁求；根据对自己心灵的监管，他们要求生活中有更多的言行自由。这些小说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冲突的存在。但是，日本人在讨论小说或电影的情节时，看到的意义往往与我们看到的不同。我们之所以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坠入了情网，或者怀有某种个人的雄心；而日本人会谴责他软弱，因为他居然允许这样的情感存在于他自己和情义（义务）之间。反抗惯例，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力量的标志。但是，根据日本人的判断，那些漠视个人幸福并履行自己义务的人才是有力的。因此，他们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小说和电影的情节，跟我们西方人的眼光不同，所赋予这些情节的意义也截然不同。
当日本人对自己的人生或那些他们熟知的人的生活进行判断时，他们也会做出这样的评判。当一个人的个人欲望和义务规则发生冲突时，如果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欲望，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软弱的。各种各样的情形都可作如是观，但是，与西方伦理完全背离的，还是他对自己妻子的态度。妻子处于“孝道圈”的边缘，而父母才是中心。因此，他的义务是明确的。道德意识很强的人会遵循孝道，接受母亲要他休掉妻子的决定。如果他爱妻子，而且妻子已经给他生了孩子，那么，休妻行为只会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日本人常说：“孝道可以让你把妻子儿女归入陌生人的行列。”因此，你对待他们的态度充其量也只属于“仁的圈子”。最坏的情况是，他们不能对你提出任何要求。哪怕婚姻幸福，妻子也不会占据义务圈子的中心位置。因此，男人不应该提升与自己妻子的关系的水平，否则，夫妻之情就会跟他对父母或国家的感情处于同一水平。20世纪30年代，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公开说，回到日本，他感到非常高兴，高兴的理由之一是与妻子重逢，这番话成了流传一时的丑闻。他应该说到自己的父母、富士山以及为国家使命而献身。他妻子不属于这一层次。
在近代，日本人自己表明，强调对如此沉重的道德规则、对不同层次不同圈子的规则要加以区别对待，这是不能令他们满意的。日本教育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致力于把“忠”变成最高道德。正如政治家们通过把天皇置于等级制的顶端，并且取消将军和领主，从而简化了等级制，在道德领域，他们通过把所有美德置于“忠”这一范畴之下，从而简化了义务系统。他们用这种手段不仅把国家统一在“天皇崇拜”之下，而且削弱了日本道德的原始基础。他们想方设法教导说，履行了“忠”，也就履行了所有其他义务。他们想方设法使“忠”不再只是图表上的一个圆圈，而是道德拱门的拱心石。
关于这一计划，最好最权威的声明是军人《赦谕》，这是1882年由明治天皇颁布的。这份赦谕和《教育赦谕》是真正的日本圣典。日本两大宗教的经书都没有上升到圣典的地位。神道没有，佛教也没有。佛教各派要么信守对经籍表示幻灭的教条，要么用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或“南无妙法莲华经”这类经语来代替经典。然而，明治《赦谕》才是真正的圣典。宣读《赦谕》是神圣的仪式，听者屏息静气，恭敬地垂首弯腰。它们就像《圣经》的“旧约五卷”，宣读时恭恭敬敬地从神龛里取出，在听众散去之前就要恭恭敬敬地放回去。被委派读它们的人仅仅因为读错了一个句子就自杀了。军人《赦谕》首先是颁给现役军人的。军人们要逐字逐句地学习《赦谕》，每天早上还有默想10分钟。在重要的全国性的假日，在新兵入伍时，在老兵训练期满准备退伍时，以及在其他类似的场合，都要举行诵读这份《赦谕》的仪式。所有中学和继续教育学校的男生也都要学习这份《赦谕》。
军人《赦谕》是一份有几页纸的文件，纲举目张，清晰而明确。然而，对西方人来说，它奇怪得让人难以理解，其中的规则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善良和美德被作为真正的目标而标举出来，而且是用西方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加以描述的。《赦谕》警告听者不要像古代英雄那样死得不光荣，因为“罔知公道之理，徒守私情之义”。这是日本官方的翻译，虽然不是逐字逐句，但很能表现原文的意思。“因此，你们应该”，《赦谕》接着说，“以旧时英雄为鉴，严加警戒。”
如果不了解日本的义务体系，就无法理解此处的“警戒”。整个《赦谕》表明官方力图抑“情义”而扬“忠”，在日本，“情义”一词家喻户晓，但在《赦谕》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赦谕》不提“情义”，但强调有“大节”和“小节”。大节就是“忠”，小节就是“徒守私情之义”。《赦谕》竭力证明“大节”足以证实所有的美德。“所谓正义”，它说，“就是履行义务”。忠心耿耿的士兵必然是“真勇士”，这话的意思是：“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首先要温和，以赢得他人之爱与敬。”《赦谕》暗示：如果我们遵循这些规则，就够了，不必求助于“情义”。“义务”之外的职责都是“小节”，一个人在对它们进行认真考虑之前，不应该承认它们。
如果你愿意……信守诺言（在私人关系中），同时又履行义务……你就必须在一开始就认真考虑，你是否能成功履行。如果你……把自己捆绑在一些不明智的义务上，那么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你确信自己不能信守诺言并维持正义（《赦谕》的定义是履行义务），那你最好立即抛弃自己的私下里许下的诺言。自古以来，有层出不穷的例子表明：某些古代大人物和英雄豪杰遭遇灭顶之灾之后，之所以给后代留下一个不光彩的名声，只是因为他们只力求信守小节，却辨别不了与基本原则有关的是与非，或者是因为“罔知公道之理，徒守私情之义”。
这段训词整个意思是“忠”高于“情义”，正如我们说过的，里面没有提及“情义”；不过，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这个说法，“我因为要顾及‘情义’而无法坚持正义。”《赦谕》把这话解释为“如果你确信自己不能信守诺言并维持正义……”它以天皇的权威口吻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抛弃情义，记住它只是一种小节。只要你遵从大节的规则，那么你仍然拥有美德。
这份抬高“忠”的“圣典”是日本的一个基本文件。然而，我们很难说，《赦谕》如此贬低“情义”，是否就削弱了这项义务广泛的控制力。日本人频频引用《赦谕》的其他部分——“正义乃义务之完成”，“只要心地真诚，无往不胜”——以解释或证明他们自己或别人的行为。但是，虽然他们经常引用得很得当，但他们似乎很少提及反对信守私人关系中的警告。时至今日，在日本，“情义”仍然上一项带有很大权威的美德，说一个人“不懂情义”，是最强烈的谴责之一。
日本伦理体系不会因为引进“大节”这个概念而轻易被简化。正如他们经常吹嘘的，日本人没有一种现成的普遍的美德，可以用做善良行为的试金石。在大多数文化中，个人的自重与他们所秉有的某项美德成正比，诸如善良的意志或良好的管理或成功的事业。他们树立某个目标作为人生的目的，如幸福、对别人的控制力、自由或社会活动能力。日本人遵循的是更加特殊的准则。无论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军人《赦谕》中，甚至在他们谈论大节时，他们的意思也只是：对等级制中地位较高的人的义务应该支配那些对地位较低的人的义务。他们仍然在搞特权。对西方人来说，“大节”一般是指以忠诚对忠诚，而不是忠于某个特定的人或某件特定的事。对日本人而言，却不是这么回事。
当现代日本人力图把某一项美德弄得超越所有“圈子”时，他们往往选择的的是“真诚”。大隈伯爵在讨论日本的论理学时说，真诚“是规则中的规则。各种道德教条的基础可以用这个词来解释。除了真诚——只有这一个词——我们古代的词汇中没有别的任何伦理概念。” 现代小说家也是这样认为。在20世纪早期，他们赞美新进的西方个人主义，但后来对西方的伦理规则表示了不满，力图把真诚称赞为唯一真正的“教义”。
这种对道德真诚的强调，得到了军人《赦谕》本身的支持。《赦谕》的开端是一段历史性的序言，相当于常常要列举华盛顿、杰弗逊等开国元勋的名字的美国序言。在日本，这段序言在吁求“恩”和“忠”时达到了高潮：
朕为首，汝等为体。朕依赖汝等为股肱。朕之能否护佑吾国、报答祖先之恩，全赖汝等之能否履行义务。
随后便是具体的规则：1.最高的美德是履行与“忠”有关的义务。一个士兵，如果忠心不够，那么，他再有才干，也只是一个傀儡。一队士兵如果缺乏忠，那么在危机时刻，就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既不能被一时之舆论牵入迷途，也不能干预政治，只要一味尽忠即可。记住，死轻于鸿毛，而义重于泰山。”2.遵守外在仪态和行为举止方面的规则，这些规则与军衔相关。“下级要尊重上级的命令，就如同这些命令乃朕所直接发布，上级也要善待下级。3.勇气。真正的勇气与“血脉贲张的野蛮行为”大相径庭，而是被定义为“不鄙视下级，也不惧怕上级”。因此，“尚武者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首先要温和，以赢得他人之爱与敬。”4.针对“徒守私情之义”提出警告。5.奉劝大家要节俭。“汝若不以朴素为目标，将会变得柔弱、轻薄，喜好奢侈而浮夸的生活方式，最终将会变得越来越自私、龌龊，沦为最卑鄙的小人，以至于为世人所蔑视，无论忠诚还是勇气都无法拯救汝……由于担心此风暴长，朕心力交瘁，遂重申此诫。”
《赦谕》最后一段称此五条规则为“天地之大道，人伦之纲常”，乃“军人之灵魂”。反过来，这五条规则的“灵魂”是“真诚”。“若心不诚，则纵然懿言善行，亦不过外在之表现，无任何益处。只要心诚，无往不胜。”因此，这五条规则很容易遵守并实践。在说完所有的美德和义务之后，再加上真诚，这是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中国人认为所有美德的基础是仁爱之心的推动；而日本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先设立义务的规则，到最后提出要求，要人们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履行义务。
在佛教的主要流派“禅宗”的教义中，“真诚”具有同样的意义。在铃木大拙论禅的重要著作中，他写到了徒弟与师傅之间的一场对话：
和尚：我知道，当狮子捕捉猎物时，无论那是一只野兔，还是一头大象，都会竭尽全力；请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师傅：真诚之精力（字面意思是不欺之力）也。真诚，也就是不欺，意即“献出全部”，所谓“全力以赴”也……一点都不保留，一点都不掩饰，一点都不浪费。人生如此，便是金发狮子，乃是刚强、真诚与全心全意之象征，乃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