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无法妥协，这一信条在日本也是闻所未闻的。瑜伽是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就在肉体之内。但日本人没有这个教条。“人之常情”不是邪恶的，而是享受感官快乐的智慧的一部分。只有为履行人生的重要义务时，才可以牺牲“人之常情”。在日本人修炼瑜伽术的方式中，这一信条被带到了它逻辑上的极端：不仅所有的自我折磨都被去除了，而且瑜伽术甚至都不再是一种苦行了。甚至那些在隐居状态中“领悟”的人，尽管被称为隐士，但他们一般都定居在日本的胜地，跟老婆孩子一起过着舒适的生活。有老婆陪伴，甚至接二连三地生孩子，都被认为与圣洁是完全融洽的。在所有佛教门派中最流行的那一派中，僧侣也可随意娶妻生子，对于灵与肉不相容的理论，日本人从未曾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能接受。领悟的神圣性包括自我修炼时的沉思默想和生活的简单化，从不意味着穿脏衣服或对自然的美和弦乐的美闭目塞听。圣人们可能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或写作优雅的诗歌，或参加茶道仪式，或“观赏”月亮和樱花。禅宗甚至指引信徒避免“三不足”：短衣，缺食，少睡眠。在日本，同样被视为异端的，是瑜伽哲学的最后信条，即神秘主义的修炼，可以把修炼者送到与宇宙合一的狂喜状态。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进行这种神秘主义的修炼，无论修炼者是原始民族、伊斯兰教的苦修僧、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徒，神秘主义修行者几乎一致认为，无论他们的信条是什么，他们都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到了人间所没有的“狂喜”。日本有神秘的修炼法，但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达到出神状态。他们是达到了的。但是，他们甚至把出神状态都看作修炼法，能使人修炼到“一点通”的境界。他们不把这种境界描写为“狂喜”。禅宗甚至不说，出神时五官处于关闭状态，而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都是这么说的。禅宗说，这种修炼法能把“六官”全都带到一种超常的敏锐状态。第六感官位于心间，能通过修炼超过平常的五官，但是，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出神时都要进行特殊的训练。禅宗修行者的一种修行是：听到无声的脚步，并且能准确地跟随那脚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或者，辨别同样诱人的不同的美味——这是故意引入的——而出神状态没有被打破。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一起“帮助第六感官”，修炼者要在这种状态中学会让“每一种感官都保持警觉”。
在任何一种重视超感觉体验的宗教中，这都是非同寻常的修炼。哪怕是在出神状态，禅宗修行者也不会力图摆脱自我，而是像尼采在论述古希腊人时所说的“保留自己的样子，保持公民的名声”。在日本佛教大师的言论中，有许多关于这一观点的生动陈述，而最精彩的是道元的陈述，他在13世纪开创了曹洞宗，这是禅宗的一个门派，至今仍然是禅宗最大、最有影响的门派。道元在讲到自己“开悟”时说：“我只承认，我的眼睛横在直挺的鼻子之上……在禅宗的体验中，没有任何神秘性。时间自然地流逝，日升于东，月落于西。” 禅宗经书也不允许出神状态在给予自我修炼的力量外，再给予别的力量。“瑜伽宣称，各种各样的超自然力量可以通过冥思苦想获得，”一个日本佛教徒写道，“但是，禅宗没有做过任何这样荒谬的宣言。”
由此，日本人把那些作为印度瑜伽修炼的基础的观点从思想的石板上擦去了，擦得一干二净。日本人非常喜欢设置限定，这使我们想起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修炼法理解成一种完善状态下的自我修炼，一种能让人达到“圆通”境界的方法；在“圆通”境界中，在人和他的行为之间，连一根头发那样的间隙都不会有。这种一种效率的训练、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它能使人应付任何局面，而且付出的努力又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它还能使人控制自己任性的脾气，那样，不管是外来的人身危险，还是内在的激情，都不会使他失去自我。
对于武士和僧侣，这样的修炼当然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而正是日本的武士把禅宗当作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在日本，人们进行神秘主义修炼所追求的回报不是至上的神秘体验，而是被武士用来训练自己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然而，从禅宗最早流入日本开始，情况都是这样。荣西是日本禅宗的祖师爷，他在12世纪所写的伟大著作就题为《兴禅护国论》。日本人用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目的是为了达到各种非常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所说，在中国禅宗史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未来，在日本，禅宗被当作了一种军事训练，“像茶道、能剧一样，禅宗已经完全变成日本的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在某个充满麻烦的时代，比如12世纪和13世纪，这一讲究沉思默想的神秘信仰，因为它不是在经书中而是在个人心里的瞬间体验中寻找真理，所以，在作为避风港的寺庙里，在那些逃离世界风暴的难民中间，它兴盛起来，但是，它不应被武士阶层接受为他们所青睐的生活准则，而事实上它却成了那样的准则。”
许多日本教派，包括佛教和神道，都非常强调沉思默想的神秘修炼法、自我催眠和出神。然而，有些教派声称，这种修炼的结果是上帝之恩的证据，他们自己把哲学的基础说成是“他力”，即“他人的帮助”，比如说上帝的赐恩。另有些教派则只依赖“自力”，即“自助”，禅宗是这些教派中最高的典范。他们宣教说，潜在的力量只存在于人自身，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人才能扩大这力量。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说法正合他们的心意，无论作为僧侣、政治家还是教育家——他们担当着所有这些角色——他们都在支持禅宗的修炼法，支持质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极为清楚。“禅宗只寻找人能在他自己身上找到的光。在这样的追寻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的障碍。清除你路上的所有障碍吧……在你的追求之路上，遇佛杀佛，逢祖灭祖，见圣毁圣！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向自救！”
寻求真理的人绝不能接受二手货，决不能接受佛的教义、经书和神学。“佛教经典十二章是一小片纸而已。”研究它们可能是有益的，但它们跟那进入心灵的闪电没什么关系，那闪电能使人领悟。在一部禅宗对话录中，一个初学者要求师傅讲《法华经》。师傅讲得非常精彩，但初学者干巴巴地说：“我还以为禅师蔑视经文、理论和逻辑解释的体系呢。”“禅”，禅师答道：“并非指什么都不知，而在于相信，真知在所有经文和文献之外。你没跟我说，你想要得到的是真知，你要的只是经文的解释啊。”
禅师们所给予的传统训练是教导初学者如何“去知”，这种训练可能是身体上的，也可能是心智上的，但在初学者的内在意识里，它最终必须是有效的。剑术家的禅学训练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剑术家必须学习并经常练习的当然是正确的击剑，但即使他的击剑技术很娴熟了，也只属于“能力”的范畴。另外，他还必须学会“无我”。首先，他被要求站在平地上，集中精力于那支撑他身体的几英寸地面，作为他立足之地的那块小小地板逐渐升高，直到他学会轻松地站在那根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好像是站在院子的地上。当他稳稳当当地站在那根柱子上时，他“知道”了。他的心智永远不会再因为头昏眼花、害怕摔倒而背叛他了。
日本的这一站桩法是把圣西蒙教派的苦行转变成有目的的自我修炼，那种苦行是中世纪西方人所熟悉的。但在日本，它已不再是一种苦行，各种各样的身体训练，无论是禅宗的，还是农村中的日常实践，都经过这种改造。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潜入冰水和站在瀑布下，被认为是标准的苦行，这么做有时是为了苦修肉体，有时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怜悯，有时是为了进入出神状态。日本人钟爱耐寒苦行，天亮前站在或坐在冰冷的瀑布下，或在冬天的夜里，用冰水冲三次澡。但是，这么做的目的是锻炼人的“意识自我”，直到他不再注意到有什么不适。皈依者的目的是要训练自己不受干扰地进行冥思苦想。无论是冷水的冲击还是寒冷早晨里身体的颤抖，当人意识不到时，他就“圆通”了，他不求别的任何回报。
心智训练也同样必须适合于自我。一个人可能会跟老师一起，但老师不会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教学活动”，因为初学者在自身之外是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老师会跟初学者进行讨论，但他不会温和地引导他进入一种知识的新境界。当老师表现得最为粗暴时，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师傅会打落徒弟刚刚举到嘴边的茶碗，或把他绊倒，或用一把铜如意敲打他的指关节，这样的打击如同电击，会使他顿悟，会打破他的自我满足。僧书里充满了这类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