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初学者拼命努力去“开悟”的修炼法是“公案”，这是人们最钟爱的修炼法，其字面意义是“问题”。据说，有1700个这样的问题，而据一些奇闻录记载，一个人为了解决其中一个问题，要花费7年时间。他们要得到的不是理性的解决之道。有一个公案是“设想拍响一个巴掌”，另一个是“怀想母亲在怀上自己之前的样子”。其他还如“那个没有生命的身体是谁的？”“那向我走来的人是谁？”“万物归一，一归何处？”在12、13世纪之前，这些禅宗公案在中国被广泛应用，日本把它们跟禅宗一起接受了。然而，在中国大陆，这些公案没能幸存下来。在日本，它们却是最重要的“圆满”的修炼法。禅宗手册对它们的态度是极为严肃的。“公案铭记着人生的两难困境。”他们说，一个沉思公案的人会到达一种僵局，就像“一只耗子被追到了一条黑暗的地道里”，就像一个人的“嗓子眼里被塞了一颗火红的铁球”，“一只蚊子企图咬动铁疙瘩。”他忘我地加倍努力着，最后，横在他的心灵和公案之间的“观我”的屏障倒在了一边，心灵和公案相互达成妥协，而且迅如闪电。他“开悟”了。
这些都是关于心智努力的描述，这努力像拉满的弓一样紧张；在读完这些描述之后，如果你想在故事书中搜寻由这样的努力所达成的伟大真理，那你就会有虎头蛇尾之感。例如，南岳在这样的公案上花了八年时间：“那向我走来的人是谁？”最终他明白了。他说：“甚至在我们确定此地有一物时，我们也是忽略了全体。”不过，禅悟有一个一般的模式，下面这几句对话就暗示着这种模式：
初学者：如何逃脱生死轮回？
师傅：谁束缚了你？（即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他们所悟到的，用众所周知的中国俗语来说，便是“骑牛找牛”。他们明白“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网和陷阱，而是要用这些工具去抓住的鱼和兽”。用西方的术语来说，他们所学到的是：两难困境的两难之间没什么关系。他们明白，如果打开心眼，用现在的手段就可能达到目标。一切都有可能，而且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只靠自己。
公案的要义不在于这些追索真理的人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追求真理时所设想的途径，因为那些真理是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被安在墙里，而墙被修在未被照亮的人性周围；因为人性未被照亮，所以人们担心现在的手段是否够用，并且幻想有一大群警觉的目击者，他们像云一样笼罩着自己，会对自己做出褒或贬。这就是对所有日本人来说都是真实无比的“羞耻”之墙。人一旦用砖头把门砸坏，门豁然打开，他就进入了自由的户外，就可以扔掉砖头，不需要继续去解决别的公案。功课学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得到了解决。他们带着绝望而紧张的心情，把自己砸向某个僵局；为了修炼，他们变成了“咬铁疙瘩的蚊子”。最后，他们明白，其实没有僵局——义务和情义之间没有，情义和人之常情之间、正义和义务之间也没有。他们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自由了，并且首次完全地“品尝”了人生。他们进入了“无我”状态，他们的修炼成功地达到了“圆通”的境界。
铃木是禅学泰斗，他把“无我”状态描写为“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的狂喜状态”，“不着力状态” “观我”被去除了，人失去了“自我”，即他暂时不再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铃木说：“随着意识之觉醒，意志被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行为者自我想要摆脱旁观者自我的种种限制。”因此，在开悟时，信徒发现，旁观者自我是不存在的，“作为未知或不可知的量的灵魂实体也不存在”。 除了目标和达成目标的行为，其他一无所存。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可以改变一下这一陈述，从而能更加明确地谈及日本文化。还在孩提时代，人就受训观察自己的行为，并设想别人会对自己的行为说些什么，从而作出判断。他的观察者自我非常脆弱。为了把自己提升到灵魂的狂喜状态，他消除了这个脆弱的自我，不再感到“自己在做什么”。于是，他感到，自己在这种灵魂状态中所受到的训练，跟初学击剑者对受训的感受是一样的；后者被训练站在四脚柱上，不能有害怕掉下去的感觉。
画家、诗人、公共演说家和战士都用过类似的方法，修炼过“无我”。他们所得到的，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之美”的感受，那种感受是清晰的，不受任何干扰，或者是对方式和目标的调整，以便他们能恰到好处的努力，“不多也不少”，去达到目标。
甚至没有经受过任何训练的人也可能有某种“无我”的体验。当一个人在观看能剧或歌舞伎时，他的自我会彻底消失在剧情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察者自我”。他的手掌会变湿。他会感到“无我之汗”。轰炸机驾驶员在接近目标而没有投掷炸弹时，也会出“无我之汗”。“不是他在做事”，他的意识中不存在观察者自我。防空炮手的自我会消失于他周边的一切，据说，他也会出“无我之汗”，也会去除那个观察者自我。日本人的观念是：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处于这种状态的人都达到了他们的最高境界。
这些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从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中搞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说，在这些抑制因素消失时，他们才会体验到自由和自足。美国人把他们的观察者自我和内心的理性原则等同起来，并且为自己在危机中还能“保持机智”而感到骄傲；而日本人不同，只有当他们把自己提高到灵魂的狂喜状态时，忘掉自我监视所强加给他们的种种抑制时，他们才会感到，那悬在他们头上的磨盘掉了下来，而且没有砸到他们的脖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的文化絮絮叨叨地说，他们的灵魂需要的是谨小慎微；他们宣称，心里的石头一落下，意识就会达到一个更加有效的水平。他们以这样的宣称反驳了我们对他们的看法。
日本人陈述这一信条的方式之一是，他们高度赞赏“虽生犹死”的人；至少在西方人听起来，这种方式是最极端的。“虽生犹死”可以直译为“行尸走肉”，而在所有西方语言里，“行尸走肉”是一个恐怖的说法；我们用这个说法表示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了，只留下躯体干扰着世事，他心里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的原则。但日本人用这个说法表示的是：一个人活到了“圆通”的水平。他们把它用在日常的劝告之中。例如，当一个男孩子为中学毕业考试犯愁时，为了鼓励他，父亲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你就会轻松过关。”为了鼓励一个正在做一笔大买卖的人时，他的朋友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当一个人处于严重的心理危机，看不到前方的道路时，他常常表现出“就当已死”的决心，继续活下去。贺川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战败后成了贵族院的一名议员。在他带有虚构色彩的自传里，他说：“像一个人受到了恶魔的蛊惑，天天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哭泣，一阵阵的抽泣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他的痛苦持续了一个半月，但最后，生命取得了胜利……他愿意带着死亡的力量去生活……他愿意像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去经受生与死的冲突……他决定皈依基督教。” 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说：“我决定像个已死之人那样地去活，以报皇恩。”他们这么说，也这么做，例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誓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硫黄岛上的尘土”，决心“与缅甸的花朵一起凋谢”。
强调“无我”的哲学也强调“虽生犹死”。在这种心态下，人会消除所有的自我监视，并由此消除所有的恐惧和审慎。他变得像死人一样，不需要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死人不再需要报“恩”。他们自由了。因此，说“我虽生犹死”，意思是完全摆脱了冲突，“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自由地直接用来实现我自己的目标。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已经不存在带着恐惧负担的观察者自我。随之而去的，还有紧张而疲劳的感觉和压抑的倾向，它们在此前一直干扰着我的奋斗。现在，我无所不能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虽生犹死”方面的修炼使良知泯灭。他们所谓的“观我”和“妨我”是用以判断自己行为的审查机制。它生动地指出了西方说法和东方说法之间的差异，即当我们说到某个没有良知的美国人时，我们的意思是，他虽然可能不再有罪恶感，但他做错了事，就应该有罪恶感；但是，当日本人使用同样的说法时，他的意思是，那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到妨碍。美国人说的是一个坏人；而日本人说的是一个好人，一个受过修炼的人，一个能够使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人，一个能够完成最困难的任务的人，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在美国，对善行的最大制约因素是罪行，一个人的良知如果变成铁石心肠，他就不再能感觉到这一点，就会变成一个反社会分子。日本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分析。根据他们的哲学，人心深处都是善良的。如果他的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在行动中，那他的行为就会既善良又轻松。因此，他会进行娴熟的自我修炼，以消除对羞耻的自我审查。只有到了那时，他的“第六感官”才能摆脱障碍，他也就彻底摆脱了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如果把日本人的这种自我修炼哲学与他们在自己文化中的个人生活体验分开，那它就会成为不解之谜。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把羞耻指派给“观我”，使之对自己产生强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不对他们抚养孩子的行为做一番描述，我们就仍然无法看到他们心理机制中的哲学的真义。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传统的道德约定都会代代相传，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所有成年人对孩子的态度。如果不研究一个国家中孩子被抚养长大的方式，外人就几乎不可能理解那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成年人的层面上对日本人的生活观念进行描述，而他们的育儿方式使许多这些观念变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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