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子也是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尽管这种训练不如女孩子的精深。一旦他“学会”了，就不允许有任何不照着做的托词。然而，过了青春期，在他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就主要得靠自己的主动性了。长辈们不会教他求爱的习惯。在家庭圈子里，所有公开的性爱行为都是受到排斥的，从9、10岁开始，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孩和女孩就绝对要分开。日本人的理想是：在男孩子真正对性发生兴趣之前，父母就给他安排一桩婚事，因此，跟女孩子一起时，男孩子在行为上应该表现出“羞涩”。在农村，人们会拿某个话题对男孩子大肆取笑，使他们总是感到“害羞”。不过，他们还是企图学。在以前，在一些比较偏僻的村子里，甚至在最近，都有许多女孩，有时是大多数女孩，都未婚先孕。这种婚前性经验属于“自由领域”，跟严肃的人生没有关系。父母在安排婚事时，不会提及这些事。不过，在今天，正如一个须惠村的日本人对安布雷博士所说的，“哪怕是女佣人，也受过足够的教育，知道自己应该保住处女身”。男孩子上了中学之后，道德规则也严厉地反对他们跟异性有任何形式的接触。日本教育和公众舆论都力图阻止男女孩子在婚前有亲密关系。在日本电影里，年轻男子如果表现出某些跟年轻女子随便相处的倾向，就会被认为是“坏人”。在美国人看来，“好人”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对魅力女孩表现出轻率甚至不礼貌的态度。“跟女孩随便相处”的意思是：那些男孩“到处瞎玩”，或者寻找艺伎、妓女乃至咖啡女郎。艺伎馆是学习性事的最好场所，因为“她会教你，你只要放松下来，看着就行了。”他不必害怕自己表现笨拙，而且不会指望自己跟艺伎发生性关系。但是，有钱去艺伎馆的男孩子并不多。他们可以去咖啡馆，看看男人们如何跟咖啡女郎亲密相处，不过，这种观察跟他们在别的领域所学到的，不属于同一种训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男孩子们总是害怕自己笨手笨脚。在人生的某些领域，他们不得不在没有信得过的长辈言传身教的情况下，学会某种新的行为，性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年轻夫妻结婚时，有地位的家庭会给他们几本“新婚用书”和一些带有许多细致描画的屏风，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你可以从书本上学，正如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布置园林的规则。你父亲不会教你如何打理日本式的园林。这是你长大后自己要学的一种爱好。”日本人把性和园艺结合起来，说这两样东西你都可以从书本上学得，这真有意思。不过，大多数日本年轻男人是通过别的途径学会性行为的。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不是通过大人细致的言传身教学会的。对年轻人来说，这种训练上的差异强调了这样一项日本信条：在人生大事上，他都得听大人的，大人们会费力训练他的习惯。但性是不同于此的另一个领域，尽管在这个领域里，他会很尴尬，很害怕，但他可以自己掌握，自己满足。性和婚姻分属两个领域，有不同的规则。哪怕在结婚之后，日本人也可以到外面去寻欢作乐，根本不必偷偷摸摸。而且，他这么做，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
他妻子可没有这样的特权。妻子有忠于丈夫的义务，哪怕是在被勾引的时候，她也得偷偷摸摸；在日本，很少有女人能有效地保住婚外恋的秘密。她们如果神经紧张、心神不定，就会被认为歇斯底里。“日本女人最经常碰到的难题不在社会生活中，而在性生活中。很明显，多数精神不正常的和大多数歇斯底里的妇女都是因为性生活的不协调所致。丈夫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她的性欲，她就必须接受那种方式。” 须惠村的村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病都“发于子宫”，然后蔓延到头部。当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时，她可能会求助于手淫，那是日本人都接受的习惯。从村民家到大户人家，妇女们都珍藏着一些用于这一目的的传统器具。另外，生了孩子之后，她被允许有大量的色情行为。在她做母亲前，连开个性玩笑都不行，但是，做了母亲之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在男女一起参加的聚会上，她满口都是性话题。她还会用非常放肆的色情舞蹈，为大家助兴；伴随着下流歌曲，她快速地前后扭动着屁股。“这种表演每次都能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当士兵结束军事训练回来时，人们会到村子外围去迎接他们，妇女们会女扮男装，乱开猥亵的玩笑，甚至假装要强奸女孩子。
因此，日本女人在性事上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自由言行的，出身越低贱，自由度越大。在人生的大部分岁月里，她们必须遵守许多禁忌，但是，没有一种禁忌要求她们否认她们了解性生活的事实。当男人得到满足时，她们是淫秽的。同样，当男人得到满足时，她们又是无性的。她们到了成熟的年龄，就可以抛开禁忌；如果她们出身低微，更可以像任何男人一样下流。日本人的目标是在不同年龄和不同场合采取合适的行为，而不是一以贯之的性格——西方人意义上的“贞女”和“荡妇”。
男人在有些领域需要大力约束自己，但他也有放肆的时候。男人们聚到一起喝酒，尤其是旁边有艺伎服侍着，他认为那是最大的满足。日本男人喜欢喝得醉醺醺的感觉，没有任何规定禁止他喝个痛快。几杯米酒下肚之后，他们就会放下正经的姿势，他们喜欢互相倚靠着，显得亲密无间。喝醉时，他们很少有暴力或攻击行为；只有少数“不好相处的人”才会吵架。除了在诸如喝酒这样的“自由领域”，男人们决不应该，正如他们所说的，辜负别人的期望。在严肃的生活领域，说任何人辜负了别人的期望，那仅次于日本人用来骂人的“浑球儿”一词。
所有西方人都描写过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这种矛盾性格可以从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中得到解释，正是那种教育造就了日本人世界观的两面性，哪一面都不能忽视。在幼儿时期，他们体验到的是特权和心理的惬意，在后来人生中的所有修炼过程中，他们都保留了那样的记忆：在他们“不知耻辱”的时候，生活更加轻松。他们没必要为未来描绘一个天堂，他们的天堂是在过去。在他们关于人性本善的教条中，在关于神灵仁慈的教义中，在关于最想做日本人的信条中，他们都在转述童年。这使他们很容易把对“佛种”的一些极端解释看作他们的伦理的基础。他们认为，人人心中都有“佛种”，死时都会成为神。这给了他们过分的或某种程度的自信。这使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想干什么工作就能干，却不管那工作的要求是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的。这也使他们时刻准备着坚持自己的判断，哪怕与政府对抗，而且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有时，这种童年记忆使他们患上群体性的狂妄自大症。
在六七岁之后，渐渐地，他们就要承担起审慎、“知耻”的责任，而且支持这份责任的是最强大的制约因素：如果他们出错，连自己的家庭都会背对他们。这种压力不是普鲁士式的规定，而是难以逃避的命运。小时候，他们享有特权，但那时就奠定了现在这命运；因为那时他们在便溺习惯和身体姿势方面，就不得不接受了持久的训练，还因为父母常常取笑他们，威胁说要抛弃他们。这些早期经验使孩子慢慢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当他被告知，“世人”会嘲笑他或排挤他时，他得下大力气克制自己。在童年时期，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冲动，但现在他得把这些冲动压下去，这不是因为它们是邪恶的，而是因为现在它们变得不合适了。他现在进入了严肃的人生阶段。他一步步地被剥夺了童年的特权，同时，他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成年人的快乐，但是，他的童年经验并没有真正淡出。在他的人生哲学中，他任意地利用这些经验。当他在“人之常情”方面纵容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回到童年经验中去寻找理由。在生活的“自由领域”，在整个成人阶段，他都在重温童年。
童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相互之间显然有联系，其延续性在于：要受到同伴的认可，这一点很重要。长辈谆谆教诲他的，就是这一点，而不是遭遇道德的绝对标准。在前期，当他长大到足以能够撒娇时，母亲会把他带到自己的床上。他会数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所得到的糖果的数量，这数量能表明他在母亲的心目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他被忽略时，他会很快就注意到，甚至会问姐姐：“你是否最亲我？”在后期，他被要求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乐事，不过，大人许诺给他的报酬是：他会得到“世人”的赞赏和认可。而惩罚呢，就是“世人”会嘲笑他。当然，在大多数文化中，在训练孩子时，人们都会用到这种制约因素。但在日本，它尤其严重。当父母威胁说要丢弃孩子时，他们的取笑加剧了孩子那种被世人抛弃的感觉。在人的一生中，更可怕的是被排斥，而不是遭遇暴力。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非常敏感，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心里想象一下都不行。因为，在日本社会里，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世人”真的了解他所做的一切，他们不同意他的做法，就可能抛弃他，这可不是什么幻觉。日本房子的构造——声音能穿透薄薄的墙壁，白天门是敞开的——对没有能力修建围墙和庭院的人来说，隐私生活完全是公开的。
日本人所使用的一些象征物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他们性格的两面性，造成这种两面性的根源是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一方面是“没有羞耻感的自我”，形成于最初阶段；当他们看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脸时，他们会检验一下，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还保持着这个自我。他们说，镜子“反映的是永久的纯洁”，既不接纳虚荣，也不会反映“妨我”，它反映的是灵魂的深处。一个人应该在镜子里看到“没有羞耻感的自我”。在镜子里，他看到自己的眼睛，如同看到灵魂的门窗。这有助于他在生活中保持“没有羞耻感的自我”。他在镜子里看到理想化的父母的影像。据说，有些人为着这个目的，到哪儿都带着面镜子，有人甚至在自家神龛里装了一面特殊的镜子，用以鉴照自己、观察自己的灵魂。他“神化自己”“膜拜自己”。这是不寻常的，但只需稍微动一下，就能做到；因为，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有镜子，作为神器。在战争期间，日本电台广播了一首特殊的赞歌，赞美的是一个班级的女生，因为她们给自己买了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没人想到，她们这么做，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那首歌描写说，那表明她们要重新献身于灵魂深处的沉着的目标。揽镜自照是一种表面的仪式，会测试出她们美好的精神。
孩子心里被培植“观我”之前，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就已经产生。在照镜子时，他们看不到“观我”，所以，没有“耻辱”的指导，镜子中的自我自然就跟童年时的一样善良。他们赋予镜子的就是这种象征意义，它也是臻于“圆通”的自我修炼观念的基础，他们坚持不懈地修炼自己，以驱除“观我”，以找回早年的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