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特权的早期童年经验对日本人产生了种种影响，但是，他们并不一味地感到，随后阶段的限制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在后一阶段，羞耻成了美德的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常常挑战基督教的自我牺牲观念，他们批评那种认为自己正在作出牺牲的想法。在有些极端的例子里，日本人甚至说，为了尽忠、尽孝或履行“情义”，他们自愿去死，而这在他们看来，不能归入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的自愿的死，能使人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反之，就是“一只狗的死”，意思是“没有价值的死”。在英语中，这话的意思是死在贫民窟，但日语中不是这个意思。至于那些不那么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被称为自我牺牲，而在日语中则属于自重的范畴。自重总是意味着受约束，而约束跟自重一样，是有价值的。只有通过自我约束，才能取得伟大的成绩。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取得成绩的前提条件；在日本人看来，那绝对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经验跟美国人的不同。他们接受的观念是：通过自我约束，他们能使自我变得更有价值，他们把这一观念当作他们伦理体系中的首要信条。他们的自我是危险的，充满了冲动，那些冲动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把正常生活搞得乱七八糟。除了自我约束，他们又如何能控制这样的自我呢？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表达的：
年复一年，通过艰辛的劳作，涂上去的漆层越多，作为成品的漆器的价值就越高。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有人说：“刮去苏联人的表皮，你会看到一个鞑子。”你可以同样义正词严地说：“刮去日本人的表皮，擦掉漆，你会看到一个海盗。”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日本，漆是一种有价值的产品，是制作手工艺品的辅助材料。无所谓伪造，它不是一种用来掩盖缺点的涂料。至少，它跟它所要装饰的那种材料一样有价值。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男人行为中的矛盾性是极为明显的。造成这种矛盾性的是他们童年教育的不连贯性。童年教育在他们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哪怕在经过层层刷漆之后，也依然留存。在童年时期，他们就像小小世界里的小小神仙，他们甚至可以任意攻击别人以满足自己，他们的一切要求似乎都可能得到满足。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两面性，日本人长大后，可以从沉湎于死去活来的浪漫爱情转到对家长的言听计从。他们既可以沉溺于快乐与安逸，也可以不遗余力地接受极端的义务。他们所接受的审慎训练即使他们常常成为行动上的懦夫，但他们又是勇敢的，甚至到了蛮勇的地步。他们既能证明自己在等级制条件下是非常驯服的，但又不会轻易服从来自上级的控制。尽管他们彬彬有礼，但又保留着傲慢自负的样子。他们既能在部队里接受盲目信仰的训练，又不会屈从别人。他们既可以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又能被新的生活方式吸引，比如，他们先是宣称要接受中国习俗，继而又声明要引进西方学说。
日本人性格的两面性造成了种种紧张情况，不同的人对这些紧张情况做出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面对同样重要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其解决之道。那问题便是：如何协调童年经验和成年经验之间的关系，前者指的是他在早年所体验到的自发性和任性，后者指的是他在后来的人生中所关注的能确保自己安全的种种约束。许多人都感到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像道学家一样，用约束自己生活的方式处理一切事情，深恐与现实不期而遇。他们越来越害怕，因为想说什么就说的习惯不是白日梦，而是他们曾经有过的经历。他们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通过严格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他们感觉自己跟所有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没什么不同。有些人更加离群索居。他们害怕自己的攻击本能，已经在心里把它控制起来，还用温和的表面行为把它掩盖起来了。他们常常忙于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目的是为了逃避自己真实的感情和意识。他们机械地履行生活常规，而这些常规对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另有些人，由于更多地受制于童年经验，在面对他们作为成年人需要面对的一切时，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情绪，他们力图增强自己的依赖性，但在他们的年龄已不再可能。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冒犯，因此，任何努力都使他们激动万分。一些难以预见的情况不可能靠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使他们惊恐不已。
当日本人为被排斥和被审查而感到无比焦虑时，他们就会面临这些典型的危险。当他们不是太受压抑时，他们会既表现出享受生活的能力，又表现出不去踩别人脚趾的小心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们的童年教育所灌输的。这是非常可观的成绩。幼儿时期给了他们过分的自信，没有唤醒他们沉重的罪过意识。后来的约束是以巩固与伙伴的关系的名义，强加给他们的，而义务也是相互的。在一些被指定的“自由领域”中，生活中的冲动仍然能够得到满足，不管别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的愿望。一直以来，日本人以善于从天真的事物中取乐而闻名：观赏樱花、月亮、菊花或新雪，把蛐蛐养在家中笼子里以听其“唱歌”，赋诗、侍弄花园、养花以及品茗。这些都不是深陷烦恼而且有攻击性的人所能做的。他们也不会以悲哀的态度对待快乐。在日本发动毁灭性的“使命”之前，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在日本的农村社区，人们的闲暇时光充满了快乐和希望，他们在干活时又非常勤奋。这与任何别的现存民族都一样。
但是，日本人对自己有很多要求。为了避免被排斥和被诽谤这样的严重威胁，他们必须放弃亲身品尝过的个人的乐事。在人生的重要事情上，他们必须把内心冲动锁起来。极少数人胆敢触犯这一范式，甚至冒着失去自尊的危险。真正自重的人会把准生活的航向，使之不在“善”与“恶”之间，而在“符合期望”与“辜负期望”之间，让他们自己的个人要求沉没于集体的“期望”之中。这些就是所谓的好人，他们“知耻”，而且总是谨小慎微。他们给家庭、村子和国家带来荣耀。这样产生的紧张感是巨大的，表现于很高水平的雄心，使日本成为亚洲领袖、世界强国。不过，这样的紧张感加在个人身上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人们必须切切留意，唯恐失败，唯恐别人轻视自己在行动过程中的表现，这一行动已经使他们花费太多、放弃太多。有时，日本人会爆发出最具攻击性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被激发起来，不是在他们的原则或自由受到挑衅时（美国如是），而是在他们察觉到自己受了侮辱或诽谤的时候。于是，他们危险的自我就会发作，如果可能，就去攻击诽谤者，否则，就折磨自己。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否认自己应该拥有简单的自由。美国人把那样的自由看作他们呼吸的空气，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记住，战败之后，日本人正在探求民主。让他们以自己高兴的方式去做事，做得简单而天真，他们会欣喜若狂的。对此，杉本夫人做过最精彩的表述。她说，当她在东京的教会学校学英语时，她拥有过一块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种植草木的花圃；老师们让每个女生都拥有一块野外的土地，而且，她想要什么种子就有什么种子。
这块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种植草木的花圃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拥有个人权利的感觉……一个人的心中居然会有这样的幸福感觉，然而这是事实，这简直让我吃惊。……我没有触犯传统，没有玷污家族的名誉，没有让父母、老师和乡亲们感到震惊，没有伤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因此，我能自由地行动。
所有其他女生都种花，而她准备种土豆——
没有人知道这一荒谬的举动给了我无忧无虑的自由感……自由的精灵来敲我的门了。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我家的庭院里有一块荒地，像是当年那块花圃的一部分……但是，总是有人在那儿忙着修剪松树或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都要打扫石阶。他在打扫完松树下那块空地后，就会小心翼翼地撒上松针，那是刚刚从森林里采集来的。
这块模拟荒地之于杉本夫人，代表着模拟的自由意志，她以前在受训时也享有这自由。整个日本到处都有这样的模拟荒地。在日本园林里，总有一些一半埋在地下的大石头，每一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小心运输，摆放在一个由一些小石头组成的隐蔽的台子上。大石头摆放的位置，也是按照它与溪流、房子、灌木丛和树林的关系，经过精心考虑的。因此，菊花生长在花罐里，是为全日本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花展准备的，每一片完美的花瓣都单独由栽培者布置好，其位置往往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固定，那丝线就插在活生生的鲜花里。
当杉本夫人得着机会，把这些丝线放到一边，她的陶醉是快乐和纯真的。那菊花曾被栽培在小花罐里，它不得不让自己的花瓣被人小心地摆弄；后来，它发现，处于自然状态，能得到纯粹的快乐。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辜负别人的期望，质问羞耻的制裁，这样的自由会颠覆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安排下，他们得学习新的制裁措施。而变化是昂贵的。要想出新的假设和新的美德，是不容易的。西方世界既不能认为日本人会把它们放到自己眼前好好打量，并使之成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也不应该想象日本最终都产生不了更加自由的不那么僵硬的伦理体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不再了解并实践日本的伦理规范，他们的伦理系统中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固执地坚守日本的惯例，尽管他们的父母就来自那个国家。同样，在新时代，在日本的日本人也建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不需要像旧的生活方式那样要求约束个人。没有丝线的缠绕，没有大举的修剪，菊花可能很漂亮。
在这向更大的心理自由转变的过程中，日本人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美德，这有助于把他们保持在一个平稳的平台上。其中一种传统美德是“自我负责”，他们把它解释为“对我身体里的锈”负责。这个比喻把一个人的身体比成一把刀。正如佩刀者要对刀的闪闪发光负责，一个人必须对他自己的行为的结果负责。他的弱点、他的缺乏恒心、他的劳而无功自然会产生种种后果，他必须承认并接受这些后果。较之在自由的美国，日本人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要彻底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化的自我负责的人的一个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安排中，没有任何平衡能比这种美德更有效。日本的儿童教养和行为哲学已经把它看成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今天，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主张“把刀放在一边”。在他们自己的意义上，他们有一种容忍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他们内心的“刀”免受锈的威胁。在他们关于美德的解释中，在一个更加自由、和平的世界里，“刀”是一种他们可以保持美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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