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章太炎的师生情
鲁迅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一段师生情，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传诵不衰的佳话。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出任《民报》主笔，与改良派论战，鼓吹革命，当时，鲁迅正在日本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站在斗争前列的章太炎极为敬重，尤其喜欢读太炎先生发表的战斗檄文。鲁迅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出于对太炎先生的敬仰，鲁迅很想亲聆教诲。后经太炎先生的女婿龚未生介绍，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等成为太炎先生的弟子，授课地址就在《民报》社，时间为星期天上午8时到12点。每星期天清晨，鲁迅等人就前往听讲。陋室一间，师生环一张矮桌，席地而坐。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字一字地讲下去，或沿用旧说，或闸发新义。虽说太炎先生脾气古怪，但对于青年学子，却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似朋友围火炉闲侃。夏天，先生盘腿坐在席上，只穿一件背心，留一撮泥鳅胡须，慢条斯理他讲解，庄谐杂出，妙语解颐，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所以，学生听课4小时，而没有一丝倦容，收获很大。半年的授课，使鲁迅在国学和文字学方面获益匪浅，为其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此后二十多年间，师生见面不多，但彼此关心的情谊，丝毫没有减退。太炎先生因反对袁世凯窃国被软禁，鲁迅时常前往探视。
有一次，先生气愤绝食，众人劝说不成，于是门人公推鲁迅去劝说，先生才进食。当先生因提倡读经，参与投壶，为论者不满，连周作人也表示与之脱离师生关系时，鲁迅却能原情体谅，为老师辩护。
其实，鲁迅之所以推崇章太炎，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文学，而是因为他的同立宪派的论战、为邹容著的《革命军》作序和苏报案会审公廨坚持斗争，被监禁在上海的西牢3年。所以，鲁迅在他回忆章太炎先生的文章中说：“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1936年10月9日，当鲁迅已病入膏肓，不久人世时，听到章太炎先生去世后，竟有文侩勾结街头小报，以作文奚落先生而自鸣得意时，遂站在不为贤者讳的立场，扶病写了《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煌煌大文，肯定了先生的辉煌业绩：“……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写了这篇文章后，鲁迅感到意犹未完，在逝世前两天，又扶病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文章，足见鲁迅对先生毕生奋斗业绩的肯定和敬重。
郭沫若负荆请罪
1939年3月初，郭沫若回乡省亲。在县城，当他打听到自己中学时期的老师帅平均还健在时，心中不由涌起一股内疚之情。当晚便叫堂侄陪他前去探望。当帅平均对郭沫若的到来正感愕然时，郭沫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老师请罪。
郭沫若负荆请罪是有缘由的，少年郭沫若在嘉定府中学读书时，帅平均曾担任过郭沫若的国文教员兼授东洋操。帅先生曾受业于清末著名经济学家寥季平，平时讲课，帅先生常引用寥季平的话，又因寥季平是四川井研县人，所以帅先生又尊称他为“吾师寥井研。”“井研”二字在四川属轻音，若念得较短时，就会使人误听为“巫师吊颈也”。还有，郭沫若在该校学习时，因参加学潮被开除离校，帅平均是此次力主开除郭沫若的关键人物，因此，郭沫若对帅平均极为不满。帅平均曾留学日本，对学生训话时好说：“余自东京归来，别无所长，惟对东洋操稍有所得……”这些情节都被郭沫若写进书里，显然是在挖苦先生。
帅先生看到这些文字后，十分生气，从此对郭沫若耿耿于怀。
只要有谁提到这个大文豪，他就大动肝火，骂他是逆徒。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也写信批评郭沫若，叫他不要以文毁人，何况又是师长。郭沫若也认识到自己言辞偏颇，在再版的《革命春秋》里，便删去了原来那段文字。后来，帅平均见到了新版书，怨气也消去了许多。
此次郭沫若久别回乡，首先向帅老师请罪，老师心中的怒气，自然烟消云散。师生重逢，畅叙别情，帅先生对郭沫若在文学领域里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十分高兴，对郭沫若撰写的经学文章，更是赞赏不已。听了先生的表扬，郭沫若起身，谦恭诚挚地说：“我在经学方面，能够有一点成就，都仰仗先生的教诲和赐予。”帅先生听了，欣慰地笑了。的确，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也曾忆述帅先生讲授的“经学”甚得他的喜爱和敬佩之情，郭沫若这次访师，又向帅先生请教了《诗经》中的一些问题，陪同人员看到两人兴致勃勃地探究学术问题，对他们师生间的和解、谦让，感到由衷地欢欣。
第二天上午，乐山各界人士设宴欢迎郭沫若返乡，以表桑梓之情。此时郭沫若已官居厅长，本应入坐首席，但参加作陪的有帅平均和王畏岩两位先生，郭沫若推让再三，两位老先生才应邀坐在首席。此后许多年，帅先生还念念不忘这段师生情谊，逢人就讲，深感做“教师”的光荣和自豪。
郭沫若尊老轶闻
1914年，年轻的郭沫若至日本求学，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有一天上植物课时，他听教师讲至一种“松柏科”的植物，木质坚硬细腻，叶片四季常青，是十分珍贵的树种。从前日本官员随身带着见皇帝的“朝笏”，就是用它做成的，而且还是一种最好的能制造工具的木料。人们喜爱它，就按名次叫它“一位木”。
郭沫若知道“一位木”的良好特点以后，就从树上采下一根树枝。1916年2月19日，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还将这小枝一并寄去。
郭沫若的信上写了一首祝贺诗：“木名’一位‘，取其贵也；其叶长青，喻吾亲寿如东海，长春不老。”诗下还写有一首歌谣：“一位木，叶长青，千岁万岁岁春春。
青铜柯，坚铁心，一为王笏重千金。富贵寿考无与伦，万里一枝寿吾亲。一枝连百枝，叶叶寄儿心。”
华罗庚教授和他的老师
已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生前经常怀念他中学时代遇到的一位好老师--王维克。
华罗庚刚进初中，数学题做得很快，可是字写得不太好，涂改又多，没有得过较高的分数。
后来，数学课换了一位青年教师，名叫王维克。王教师看了华罗庚的作业本，发现他的涂改并不寻常，有些是为了使解法更加简练而作的修改，有些是为了探索新的解法。他觉得华罗庚肯动脑筋，思维敏捷而严谨，因此不但不责怪华罗康，还称赞华罗庚善于独立思考。他勉励华罗庚把字写好，遇到难题先打草稿，减少在作业本上的涂改，还常常把书借给华罗庚，指导他自学。
一个夏天的晚上，王老师在天井里乘凉，华罗庚也在座。他俩从家事谈到国事，从学问谈到人生。王老师仰望星空，深沉地说：“世界上的知识就像这星汉灿烂的宇宙，浩瀚无比，深奥莫测，我们人生有限，精力有限，不能不抓紧啊！”华罗庚知道王老师识天文，懂数学，还擅长翻译，就问：“我该怎样做学问呢？”王老师说：“既然知识这样广泛，就不宜漫无目标地东一榔头西一棒捶。”他指指树影下的水井，“做学问如同打井，只有认定目标，挖到深处，才能渗出清洌的泉水。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是难有作为的。”华罗庚思索着王老师的教诲，他更加敬爱王老师，把王老师当作自己的兄长和慈父，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向王老师说。
学生敬重老师，老师更爱学生。王老师去法国留学3年回来后，看到华罗庚失学在家，生活虽然贫苦，依然矢志不渝地钻研数学，心里既感动，又欣慰。他推荐华罗庚当了金坛中学初中补习班的教员。后来，华罗庚写出了一篇数学论文：《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王老师反复推敲，帮助修改，然后又推荐给上海《科学》杂志发表。
华罗庚成名以后，不止一次说过：“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靠我的老师栽培！”
陶行知“王门立雪”
半个多世纪前，在陶行知的家乡--安徽歙县，有位学问极好的王藻老先生，正受聘在歙县航埠曹家任教。这时陶行知虽然才十多岁，正辍学在家帮助父母砍柴种菜，但他还是常常把自学中的疑难问题四出求教。
从陶行知住的村庄（黄潭源村）到航埠头曹家有7.5公里。平时每隔五、六天，陶行知总要挤出时间去一次；遇到不能劳作的雨雪天，他就天天去曹家旁听、请教。一天，陶行知又顶风冒雪来到航埠头。这时，王老先生正聚精会神地在讲课，在陶行知生怕惊动了先生，就肃立在门外。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陶行知一直恭恭敬敬地静立着，一直到王老先生讲课间隙走到门边，才无意中发现了陶行知。而此时的陶行知，早已全身披满白雪，脸上也被冻得红彤彤的。
这件事马上传开了，人们纷纷称赞道：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啊！王老先生也很受感动，他认定陶行知将来必成大器，于是对他予以更细心的指教了。
杨振宁铭心吴大猷
1957年，当杨振宁在广播中得知自己和李政道同获当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时，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给当时远在加拿大的昔日老师吴大猷先生写信：“我一直想感谢您，也许今天把消息告诉您是最好的时机……”依依弟子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当记者问杨振宁：“您跟吴院长（吴大猷先生）的师生情谊中，您认为他给您的最大指导是什么？”杨振宁动情他说：“我在1938年西南联大时就是吴先生的学生。
1942年毕业时，我的学士论文《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获得优秀奖，就是吴先生指导的。这篇论文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一直觉得非常受益，也非常感谢吴先生。”1986年，在吴大猷教授八十大寿时，杨振宁怀着深深的敬意，千里迢迢从美国到台湾，专程为吴先生祝寿。
当飞机刚刚降落在台北中正机场的草坪上，杨振宁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走下了舷梯，当他看见八十高龄、满头银发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伫立在迎侯的人群中，就立刻小跑似的到了吴大猷教授跟前，伸出双手，搀扶住老师的胳膊，高兴地说：
“老师，您身体好吧！”吴大猷教授微笑着点了点头。
“老师，您这么大年纪，怎么也……”看到吴先生这么大年龄到机场迎候自己，杨振宁内心深感不安。
“欢迎你”，吴大猷教授意味深长他说，“是老师的荣耀，更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荣耀啊！”1987年，杨振宁陪着吴大猷教授一块儿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杨振宁一直坐在吴先生身边，关照老师。
他一会儿送茶杯，一会儿递纸巾……以致多次碰掉了放在沙发靠手上记者的录音机，一位记者为此曾用动情的笔墨评论道：“杨振宁那样的全神贯注之情，就像对待父亲一样，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只有老师是他天下间最关心的，记者的录音机，只好委屈一下了。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的美德。”
陈景润劫后哭王师
1982年4月，陈景润应邀到厦门大学参加母校60周年校庆。
他向欢迎的人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非常高兴回到我的母校来，每当我回忆起在厦大当学生的美好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教过我的老师，”校庆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有一天早晨，陈景润四点多种就起了床，匆匆用过早餐，便乘汽艇赶往鼓浪屿，天刚蒙蒙亮，他就来到已去世的王亚南校长的家里。一进门，他紧紧握住年已七旬的王师母的手，无限深情地说：“我非常非常地想念王校长，非常感激王校长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王师母拉着他的手慈爱地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照片，听到你的消息，感到特别亲切。假如他今天还活着，一定也是很高兴的。”陈景润来到王校长的遗像前，与王师母一起回顾那令人难忘的往事。20多年前的事了，陈景润今天讲起来还是那样熟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他讲着讲着，眼里噙满了泪水。1969年11月13日，王校长含冤去世的时候，陈景润正在“专政”队里，后来是从一位校友那里知道了这一噩耗的。这位冷静的数学家谈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潸然泪下，痛哭了一场。王师母曾给他寄过一张王校长的遗照，可惜他没有收到。他恳求再送给他一张遗像以作为永久纪念，王师母满足了他的要求，临别时，陈景润奉赠给王师母一套国画图片。
陈景润为什么这样敬重王亚南校长呢？解放初，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学习，王校长就知道陈景润是一个学习上埋头苦干，生活上不修边幅的学生。当学生会干部向他反映陈景润生活杂乱无章，以致某些同学有意见时，王校长认为：对青年的某些缺点，应该热情帮助他克服，可以发动和陈景润同宿舍的同学订一个爱国公约，互相督促，帮助他把个人卫生搞好。同时要说服有意见的同学，对某些生活细节不必过于计较。学生会干部回去做工作，陈景润的学习、生活趋于正常了。
陈景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教师，有一度工作和生活都陷入困境。有人向厦大校长王亚南反映了情况，王校长看到自己的学生成绩优良，可就是因为不善于做组织工作，因而使他个人和中学教学工作都有影响，很同情陈景润的境遇，及时让他回到母校工作，这对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是有重大意义的。
后来，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要陈景润去工作，王亚南却不为厦大局部利益所囿，而是唯贤是举，坚决支持。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陈景润的成长和提高，对我国数学科研更有好处。不久，陈景润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陈景润在数学研究所一蹲就是20多年，他的《哥德巴赫猜想》论文发表，从而走进了数学家灿烂的群星之中。
现在，王亚南已经故去，可老校长对陈景润的关怀、支持和鼓励，给这位功成名就的数学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像。
杨时程门立雪
在一个人的成才过程中，老师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说过：老师的责任有三条，一是在思想品德方面作出楷模，二是传授知识，三是解答疑难问题。我国古代无数有成就的人，都极重视师道，非常尊敬老师。
北宋末年的理学家杨时，晚年住在福建的龟山，著述讲学，学者们称他龟山先生。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龟山学派。南宋最有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他的三传弟子。杨时的老师是有名的理学家程颢，程颐。程颐就是伊川先生。
某年的冬天，杨时和游酢一道，冒着大雪寒风，前去拜见伊川先生。进得大门，但见先生正坐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没发觉有人进来，他们二人不敢惊动先生，也不敢退出。因为是受先生的召见才进来的，没有先生的咐咐不便擅自离开。
他们二人相对看了一眼，互相领会，就分两边侍立在先生门边，等待先生醒来。能够跟海内名家问道受业，研究学问，该是多么荣幸，他们俩沉浸在对老师学问道德的崇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