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主术》说：“天道玄默，无容无则。”《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文帝即位之后，“躬脩玄默”，劝导督促民众发展农桑，减省天下租賦，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书·贾谊传》也说汉文帝“玄默躬行以移风俗”。《汉书·叙传》颂扬汉文帝的功绩时也写道：“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
这一政治风格在汉景帝即位后依然得以继承。
《史记·孝景本纪》司马贞《索隐述赞》在评述汉景帝初年的历史时说：“景帝即位，因脩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肯定汉景帝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举措表现出“静默”的风格。当时政府劝勉民众努力农耕，统治集团上层又注意以自我行为的约束树立较好的道德标范，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建立起来，对后世形成了规范性的影响。
在汉初上层社会的政治辞典中，“静默”，其实代表着一种很高境界的政治风范。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是代表汉初统治阶层时尚思想的典型文献，其中频繁出现关于“静”的宣传。例如《经法》：“至正者静，至静者圣。”《四度》：“君臣当立（位）胃（谓）之静”，“静则安。”《论》也说：“正生静，靜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姓争》又写道：“时静不静，国家不定。”《文子·微明》有“圣人”“静默”的说法。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竹简《文子》中，也两次出现“守静”的字样。其中简“大功守静也”，今本作“大也，无为者守静也。”看来，讲究“静”的文化风格在上层社会曾经长期受到崇尚。《文子》中可以看到“守静能为天下正”的文句，已经有学者指出，其语源于《老子》第四十五章的“清静能为天下正”。
汉初政治清静无为的特征，在当时的文献中，有时又写作“玄默”。
《汉书·西域传下》则对于汉文帝时代和汉景帝时代都以“玄默”二字作为总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
《文选》卷九扬雄《长杨赋》中“人君以玄默为神”一句，其中“玄默”一语的涵义，唐代学者李周瀚有这样的解释：“玄默，无事也。”实际上，标榜“玄默”的政治，就是无为政治。
政治斗争激烈复杂，充满你死我活的对抗、角逐和拼搏，整个政治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急骤，所以积极进取的政治风格往往是可以直接取胜的，因而历来为人所称道。但是我们回顾历史时，还可以发现，在某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带有原始因素的“守柔日强”的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其实有时可以表现出神奇的力量。汉初史事就是例证之一。
说汉景帝是一位“静默”的帝王，是有一定根据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史记·孝景本纪》中没有记录汉景帝任何言论和诏书，和《孝文本纪》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当然不是说，仅仅凭这一现象就可以断定汉景帝必然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帝王。但是司马迁的记述，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汉景帝大约不是一位终日喜欢作自我表演的喋喋不休的饶舌的君主。
对于《史记·孝景本纪》中没有载录汉景帝诏书的原因，可以看到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盖以为不足载也”，也有人分析说：“盖景帝不及文帝远甚，意固有在也。”其实，如果从认识萧何和曹参的继承关系的角度理解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继承关系，并且以此来理解司马迁笔下汉景帝事迹较为简明，言论更多省略的原因，可能是适宜的。
虽然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基调是“静默”和“无为”，汉景帝时代实际上也经历过严重的政治动乱。
汉景帝三年（前154），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中央政府依恃多年的经济积累和稳固的政治基础，终于平定叛乱，实现了新的安定。汉景帝于是下决心强化中央集权，使大一统政治进一步巩固，并且为经济生活在更高层次上的进步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的过程。
汉景帝统治天下的十六年，是专制时代社会稳定发展的时代，也是诸多能臣才士进行有声有色的历史表演的十分活跃的时代。汉景帝本人虽然史书有“静默”的称誉，却也是一位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个性的君王。他和他的亲人、辅臣以及敌手之间许许多多生动的历史故事，也可以为我们描绘出反映当时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多彩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