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文帝刑法改革之后，汉景帝又进一步减轻了笞刑。
据说汉文帝实行的废除肉刑而以笞刑代替的刑法改革，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减轻罪罚。笞刑之重，往往致死。所以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说法，实际上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景帝元年（前156）就下诏宣布减轻笞刑。诏令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指出笞刑在施行时往往和死刑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即使幸而不死，也往往致残，生活已经无法自理。于是改定律令，将原先笞五百的刑罚减为三百，原先笞三百的，减为二百。
汉景帝宣布减轻刑罚的其他诏令，还有汉景帝元年（前156）指示“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要求有关官员重新议定有关条款。中元二年（前148）宣布：“改磔曰弃市，勿复磔。”废除了极端残厉的“磔”刑。中元四年（前146）秋，又宣布在阳陵工地施工的罪犯可以赦免死罪，如果愿意接受宫刑的，可以批准。
中元五年（前145）九月，汉景帝又颁布了强调“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的诏令：“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诏令强调，法律的作用，在于惩治罪行，以“禁暴止邪”。刑罚严峻，关系死生，而死者是不可能复生的。有的官吏不遵行法令，以金钱利益关系介入司法，相互勾结，又专以执法苛刻标榜为明察，往往用刑失当，使无罪者丧失生存能力，我从内心深为哀怜；而真正的罪犯又往往未能够受到惩处，依然目无王法，危害社会，法令竟然一如虚设。自今对于治狱疑有冤情，因用法牵强罪证不实提出上诉的，允许复议。
在宣布减轻笞刑十二年后，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又下诏宣布将笞三百之刑减为笞二百，笞二百之刑减为笞一百。诏令说：“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汉景帝同时要求臣下为笞刑的具体施行制定规则。于是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卫绾提出制定规范笞刑等级细则的所谓《箠令》的建议。其中规定，执行笞刑的刑具“箠”的长度应为五尺，其粗的一端以一寸为标准规格，用竹材，末端厚薄为半寸，均削平其节。与以往打击背部不同，现在则是“笞臀”，并且规定行刑者不得中途换人。于是受笞刑处罚的罪人往往能够生存。
《汉书·景帝纪》称此为“减笞法，定箠令”。
第二年，也就是后元元年（前143）春正月，汉景帝又公布了对于以为“狱疑”，要求复议案情者，即使所申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亦不予追究治罪的诏令。诏令说：“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狱疑者”有权利提出重新审议案情，驳正是非。先向办案机关提出复议要求，仍不能决，再上诉廷尉。要求复议者即使所言不当，也不以为过失。这一规定的出发点，是希望司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坚持以宽怀为先的原则。
这里所说的“狱，重事也”，和前次诏令所谓“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都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对人的权利，对人本身的一种尊重。
汉景帝实行的减轻刑罚的政策方针，体现出当时社会文化的进步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选择较为文明的政治方式，也表现出汉景帝刘启值得赞许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
《汉书·食货志上》说到汉景帝执政期间调整刑法制度而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作用：“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媿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虽然刑罚稍轻，百姓却增强了守法的自觉性，礼谊益重而民众知荣辱，所以虽法网疏阔，社会却相对安定，经济形势也趋向良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