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唐诗所谓“封崇孝景朝”，历代对于汉景帝和汉景帝时代的历史评价，可以看到赞誉之辞充斥文籍。
从司马迁著《史记》起，就以肯定的笔调记述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成功。《太史公自序》在总结《孝文本纪》和《孝景本纪》的主旨时，写道：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一说“天下归心”，一说“天下翕然”，都形容治国的成就。《史记》中所说历代政治成功与“天下归心”、“天下翕然”句式相类者，又有：
天下咸服 《五帝本纪》
天下大应 《夏本纪》
天下咸驩 《殷本纪》
天下安宁 《周本纪》，《淮南衡山列传》
天下来宾 《秦本纪》
天下大定 天下咸抚 天下承风 《秦始皇本纪》
天下和平 《秦始皇本纪》，《滑稽列传》禇少孙补述，《龟策列传》禇少孙补述
天下晏然 《吕太后本纪》
天下怀安 《孝景本纪》
天下乂安 《孝武本纪》
天下皆宁 天下和之 天下大定 《乐书》
天下殷富 《律书》
天下偃兵 天下革政 《天官书》
天下艾安 《封禅书》
天下用饶 《平准书》
天下壹并 《韩世家》
天下安定 《留侯世家》
天下为一 《苏秦列传》
天下和洽 《屈原贾生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
天下大安 《匈奴列传》
天下大说 天下晏如 天下永宁 《司马相如列传》
天下安乐 天下富实 《酷吏列传》
天下平均 《滑稽列传》禇少孙补述
天下惟宁 天下归心 天下和之 《太史公自序》
可见，所谓“天下归心”，“广恩博施”，所谓“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也是对于理想政治的极高的赞美。上引数例，其中有些是说文景时代形势。如《酷吏列传》博士狄山语“天下富实”，就明确是对汉景帝政治成功的肯定：“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
《汉书·艺文志》所见“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颂扬汉景帝历史功绩的文学作品。
《汉书·文帝纪》篇末赞语写道：“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媿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汉书·景帝纪》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其中说到的“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都包括汉景帝的成就。《汉书·叙传下》总结汉景帝时代历史，也说：“孝景蒞政，诸侯方命，克伐七国，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宁康。述《景纪》第五。”分别述说了汉景帝在安定政治、恢复经济等方面的功绩。《后汉书·文苑列传上·杜笃》中所见杜笃的文字，也有“富衍于孝景”，“财衍于孝景”的说法。不过，所谓“孝景遵业”，则透露出于肯定之中自有其分寸，似乎汉景帝对于推进历史的开创作用是有限的。
《史记·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述赞》写道：“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史记·孝景本纪》司马贞《索隐述赞》写道：“景帝即位，因脩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一朝吴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衅，拒轮致惑。晁错虽诛，梁城未克。条侯出将，追奔逐北。坐见梟剠，立翦牟贼。如何太尉，后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录！”前者是全面的“颂声”，后者所述汉景帝事迹，除了对周亚夫之狱略有微词以外，也都是大力赞美的语汇。
对于汉文帝的肯定和赞颂，屡见于史籍。《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晋书·段灼传》：“昔汉文帝据已成之业，六合同风，天下一家。”《宋史·尹洙传》：“汉文帝盛德之主。”《明史·海瑞传》：“昔汉文帝贤主也。”都肯定了汉文帝的政治品性和行政风格。“盛德”“贤主”的桂冠，戴在了刘恒的头上。
《晋书·卞壸传》：“庾亮将征苏峻，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此是朝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也。’”也说明汉景帝时事为后朝政治家重视并效法。
关于帝王节俭的典范，《晋书·慕容暐载记》也说到“孝景宫人弗过千余”。
至于汉景帝时代刑罚制度的改革，《宋书·孔琳之传》载有孔琳之的评论：“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
《旧唐书·马周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旧唐书·崔祐甫传》记载崔植的说法：“汉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艰难，是以即位之后，躬行俭约。继以景帝，犹遵此風。由是海內黔首，咸乐其生，家给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师征伐，威行四方，钱至贯朽，谷至红腐。”《旧五代史·唐书·李琪传》也有这样的话：“臣伏思汉文帝时，欲人务农，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赎罪，景帝亦如之。”这些言论文字，都反映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执政时期政治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成为后人向往的盛世的典式。
《宋史·王广渊传》说，宋英宗为太子时，王广渊与其有亲昵之交，即位后，任以高位。谏官司马光进言：“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故景帝待之厚。”“广渊交结奔競，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今当治其罪，而更赏之，何以厉人臣之节？”《司马光传》也记载了这一批评：“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明史·杨士奇传》说，“帝监国时，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诏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则诏书不信，惧者众矣。如汉景帝之待卫绾，不亦可乎？’帝即罢弗治。”这里所说的卫绾故事，见于《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余不噍呵绾，绾日以谨力。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不自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实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剑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尚盛，未尝服也。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卫绾事文帝，拒绝与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交结，于是被司马光称作“忠臣”的典范。而后来汉景帝不记旧嫌，对于这种“忠实无他肠”的政治风格的充分理解和信任，也得到后人如杨士奇等的热情赞许。
一般以为，汉文帝、汉景帝是在历史上久享盛名的明君，但是对他们的评价，其实也有不尽相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意见。
有人对汉文帝的用人方式提出批评。《旧唐书·魏元忠传》；“汉文帝时，魏尚、李广并身任边将，位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贤而囚之，不知李广之才而不能用之，常叹李广恨生不逢时，令当高祖日，万户侯岂足道哉。夫以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匈奴畏之，号为‘飞将’，尔时胡骑凭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叹其生不逢时。近不知魏尚、李广之贤，而乃远想廉颇、李牧。故冯唐曰，虽有颇、牧而不能用，近之矣。从此言之，疏斥贾谊，复何怪哉？”李广不得其用，贾谊亦遭“疏斥”，都被看作汉文帝执政的缺陷。
《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宗室曹冏上书，又说道：“至于孝景，猥用晁错之计，削黜诸侯，亲者怨恨，疏者震恐，吴、楚倡谋，五国从风。”认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有汉景帝决策失误方面的原因。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强主名臣·晁错》条下关于汉景帝因吴楚叛军提出“清君侧”的口号而杀害晁错一事，也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评论：“汉景之愚，亦太甚矣。”
《后汉书·史弼传》写道：“是时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险辟，僭傲多不法。弼惧其骄悖为乱，乃上封事曰：‘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而“孝景皇帝骄梁孝王”，以致贵宠而悖慢，于是“汉有爰盎之变”。又《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濮王泰》：“昔汉窦太后及景帝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钜万计，出入警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贞观政要》卷四“景帝”下又有“并不识义方之理”七字，更是对汉景帝的直接批评。
对于汉景帝处理梁孝王事的做法，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也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批评：“景帝之于梁王，始则纵之太过，不得谓之仁；后又窘治之甚峻，义又失之，皆不足道。”这样的意见，可能是中肯的。
朱熹对于汉景帝行政的总体评价，透露出更深层的认识。例如，对于有关《论语·先进》中“子张问善人之道”的讨论，《朱子语类》卷三九记载：
魏才仲问“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谓‘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之類。”又问：“如太史公赞文帝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为他截断，只到这里，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说道不依样子，也自不为恶，只是不能入圣人之室。”又问：“文帝好黄老，亦不免有惨酷处。莫是才好清淨，便至于法度不立，必至惨酷而后可以服人？”曰：“自清净至惨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说不得。唯是自家好清净，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问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这里更不与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为惨酷。”伯谟曰：“黄老之教，本不为刑名，只要理会自己，亦不说要惨酷，但用之者过耳。”曰：“缘黄老之术，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让别人，宁可我杀了你，定不容你杀了我。他术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犹善用之，如南越反，则卑词厚礼以诱之；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等事。这退一著，都是术数。到他教太子，晁错为家令。他谓太子亦好学，只欠识术数，故以晁错傅之。到后来七国之变，弄成一场纷乱。看文景许多慈祥豈弟处，都只是术数。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所谓文景政策，“都只是术数”，是视点新奇的见解。而“然景帝用得不好”的说法，也值得我们注意。又如《朱子语类》卷四五：
伯丰问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紧要在‘所以’字。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盖是以直道行之于民，今亦当以直道行之于民。直是无枉，不特不枉毀，虽称誉亦不枉也。旧尝有此意。因读班固作《景帝赞》引此数语起头，以明‘秦汉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盖谓，民无古今，周秦纲密文峻，故奸轨不胜；到文景恭俭，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同卷又发表了朱熹较为肯定的评价：
问“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指当时之人言之。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只是此民。言毁人固不可过实，誉人亦不可过实。言吾所以不敢妄加毁誉之民，只是三代行直道之民。班固举此赞汉景帝，甚好。”
所谓“班固举此赞汉景帝，甚好”，可以看作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思想家对汉景帝的间接的评价。又如：
问“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时所以为善之民，如说‘高皇帝天下’相似。尝怪《景帝赞》引此一句，不晓他意。盖是说周秦虽纲密文峻，而不胜其弊。到文景黎民醇厚，亦只是此民也。圣人说一句话，便是恁地阔，便是从头说下来。”
对于这一命题，朱熹有相当透彻的论说。《朱子语类》卷四五还写道：“亚夫问三代直道而行。曰：‘此民也是三代时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毁誉，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实。’且举《汉景帝赞》所引处，云：‘意却似不同。’”这些当然都应当理解为对于一种政治形态或者一种政策倾向的评论，但是汉景帝在朱熹眼中的政治形象，也得以显现。
有人对汉文帝丧制提出疑问：“文帝欲短丧。或者要为文帝遮护，谓非文帝短丧，乃景帝之过。”朱熹就此进行了解释：“恐不是恁地。文帝当时遗诏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服纖三日。或人以为当时当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当服小功者只服七日，常服纖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为君服，不服则已，服之必斩衰三年，岂有此等级！或者又说，古者只是臣为君服三年服，如诸侯为天子，大夫为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于天下吏民无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这三年，至文帝反而复之耳。”丧制的改变，被赋予革新秦政的意义。这种见解，是值得重视的。
对于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比较，朱熹说：“文帝晓事，景帝不晓事。”他认为：“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靜，亦甚甚。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资，又辅以惨刻之学，故所为不如文帝。班固谓汉言文景帝者，亦只是养民一节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无大好处。或者说《关睢》之诗，正谓康后淫乱，故作以讥之。”朱熹的见解，对于汉景帝可能偏于严厉。当然，能够于“养民一节”用心致力，对于专制时代的帝王来说，已经是极大的“好处”了。
后世对于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盖景帝不及文帝远甚”的评价。此说与朱熹所谓“文帝晓事，景帝不晓事”，景帝“所为不如文帝”可以对照读。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因论者的立场不同而品评的尺度不同，于是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各自不同。对汉景帝的“毁誉”，表明对于这位帝王的品性、风格以及事业，仍然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