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使我变得越来越愚蠢。当然，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就是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往往与别人认为他是怎样很不相称。比如我，每每小声咕噜一下也变成了喇叭的独奏。
——居里夫人
（一）
1904年12月6日，37岁的玛丽又生下一个女儿，他们为她取名为艾芙。玛丽的姐姐布罗尼娅特地从波兰赶来，照料玛丽生产。
转眼就到了1905年的夏天了，皮埃尔的身体好了许多，拖了一年的诺贝尔演讲不好再拖下去了，于是居里夫妇决定在6月份一同前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6月6日，皮埃尔代表他和妻子玛丽，在瑞典科学院作了题目为《放射性物质镭》的演讲。
首先，皮埃尔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由于一些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们未能于1903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与大家见面。”
接着，他又说道：
“要讲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我当然不能只讲我们两个人的研究工作……”
在演讲过程中，皮埃尔对镭的特性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且也对将来的问题做了一些详尽的专门性解说，使所有学者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的研究价值。
在作演讲之余，皮埃尔和玛丽还游览了当地美丽的景色。此时正值斯德哥尔摩一年中气候最为宜人的季节，这也令居里夫妇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而且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悉心的照料。这可能也是皮埃尔短暂的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吧。
在来斯德哥尔摩之前，居里夫妇还担心又会出现那种过分的轰动、欢迎、采访、接见等拥挤的局面，那会让他们不胜其烦。但来到之后，他们非常满意地发现，瑞典科学院的安排很有分寸，官员门也很少出现在这种科学活动之中。
总之，他们原有的顾虑都一扫而光，轻松愉快地作完演讲，又在北欧这块神奇的国度里游览了几个城市，便尽兴而归。
回到巴黎不久，即7月3日，皮埃尔终于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虽然过程不甚顺利，但努力和成就终于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自从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居里夫妇的工作条件就有一定的改善，一方面收入增加了，家里的生活不会那么拮据了；另一方面，实验室里也配上了助手，他们也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干那种超过自己体力的重活、粗活了。
但是，实验室的设备仍然十分糟糕，皮埃尔对此深感愤懑，但也无能为力。皮埃尔一直都想回到他以前的结晶体研究课题中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验设备的困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觉得人们的评价不太公平，总是把发现镭的功劳归功于他一个人名下，说玛丽如果没有居里先生，只不过是个一文不名的移民者罢了。如果他开口为玛丽辩解一下，人们马上就会说他太谦虚，将功劳都让给了夫人。如此等等，让皮埃尔的心理感到不能平衡。
当然，玛丽是根本不在乎这些名誉和地位的。只要能够专心地进行科学研究，那些名誉归功于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到1905年的年底，居里夫妇的生活和工作总算一步步走向顺利了。那时，皮埃尔46岁，玛丽才38岁，他们都精力旺盛，正是安心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而且也有了还算不错的工作环境……
一切的情形，已经渐渐合乎居里夫妇的愿望了。这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如果能够一直并肩努力下去，他们的成就将会有多大，谁知道呢？
然而，生活总是不能够尽如人意。
（二）
自从皮埃尔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后，他们开始适应着新的生活。每天，皮埃尔要备课和做实验，玛丽则和从前一样，在赛福尔教书。等到教课忙完后，两个人再在居维埃路的那个狭小的实验室里见面。
安德烈·德比尔纳、阿尔伯·拉伯德以及美国人杜亚纳教授，还有几个助手或学生，都在这个实验室里继续从事着有关镭的研究。
1906年4月的复活节期间，天气特别好，皮埃尔便带着玛丽和孩子们到乡下小住了几天。
在这里，他们每天晚上都带着女儿到附近的农庄去取牛奶。艾芙刚刚14个月，连走路还不稳呢，但却顽强地要踏着那干硬的土车辙走，皮埃尔看着直发笑。
到了星期日，远处钟声一响，夫妇两人就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树林里去野游，然后带回一些开着花的枝子和水毛茛。
第二天，皮埃尔觉得累了，就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柔和可爱的日光慢慢把笼罩山谷的朝雾驱散。艾芙坐在一条毯子上乱喊乱叫，伊琳娜则挥动着一个绿色的小网在草地上追捕蝴蝶，并为她很少到手的捕获物而快乐地大声欢呼。
皮埃尔和玛丽彼此靠近躺着，欣赏着孩子们的游戏。
或许就在那天早晨，或许是头一天，迷人春光的魅力和宁谧使皮埃尔平静下来，他看着草地上两个蹦蹦跳跳的女儿，再看看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身边的玛丽。
他抚摸妻子的面颊和金色头发，低声说道：
“在你身旁，生活是多么甜蜜的，玛丽。”
星期一的晚上，皮埃尔带着一身春天的气息乘坐火车先回到巴黎，而玛丽和两个孩子又在乡间享受了两天春光明媚的阳光和原野清新的气息。
4月18日，星期三的晚上，玛丽带着两个孩子也回到巴黎。这两天，巴黎都是阴霾密布，阴雨不断，街道也很泥泞，路上的行人常常会打滑摔倒。
4月19日这天早晨，雨依然在下着。这天，皮埃尔要到法乐特饭店参加理学院教授联会的午餐聚会。聚会后，他还要去拜访出版社格吉耶·维亚尔，看一篇论文的清样，然后到科学院……
在临出门前，皮埃尔向楼上的玛丽高声问了一声：
“玛丽，你今天还要到实验室去吗？”
玛丽正忙着给艾芙穿衣服，她边穿边回答说：
“今天恐怕没有时间去……”
她也不知道皮埃尔听见没有，每天都是这样，谁会把今天早晨的话特别记在心里呢？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问一答竟然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交谈……
下午两点半，皮埃尔和教授们在聚餐结束后，雨还在下，皮埃尔便打着雨伞步行到出版商那里去。
到出版商那儿时，大门紧闭。皮埃尔便转身返回来，准备抄近路去科学院。
这里是巴黎的旧区，道路狭窄而泥泞，路上的行人也很多，还有出租的马车来来回回地在路上疾驶，路人的身上时常被飞驰过去的马车溅得满身泥浆。
皮埃尔本能地找人少的路走，有时走在石铺的路边，有时走在路上，步伐有点不稳，好像正在思考什么问题，脸色凝重。
他在沥青路上走了一会儿，跟在一辆慢慢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到了拐弯处时，皮埃尔就想穿过马路，走到那边的人行道上去。
他心不在焉地移动，离开出租马车给他的掩护，这辆车的四方车箱便遮住了他的视线；他向左走了几步，忽然另一辆马车从他的对面冲了过来，马车夫本能地想立刻停下马车，可由于惯性作用，马车根本不能马上停下。
皮埃尔这时好像突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见一辆马车朝自己横冲直闯过来，害怕地想赶紧躲开，可泥泞的地面却让他一下子滑倒了……
接着，一场人类的悲剧出现了：马蹄和马车的两个前轮从他身体的两旁过去了，并没有碰伤他，可马车的后轮却碾过了他的脑袋…
鲜血在骤雨的路面流散满地，交通警察跑了过来，并赶紧找来一副担架把死者抬到附近的警察局里。从他衣服口袋里的证件，人们才知道遇难者是居里教授。
警察立即打电话通知了索尔本大学理学院，皮埃尔的两个助手马上赶到了警察局，可是看到的，只是教授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失声痛哭。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如此有活力、有智慧的科学家，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死去了呢？上天为什么如此残酷、如此不公？
索尔本大学的亚伯特校长和博朗恩教授匆忙赶到居里家中，可玛丽却没有在家。不知道玛丽知道这个噩耗后，会是怎样的悲痛欲绝啊！
（三）
傍晚6点多，毫不知情的玛丽才回到家里。
刚一进门，就看见亚伯特校长、博朗恩教授和四五个陌生人都在家中，玛丽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玛丽疑惑不安地扫视着他们，大家都木然地望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在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最终亚伯特校长艰难地开口了：
“夫人，你不要太悲伤……事情实在太突然、太不幸了，居里先生他……他刚刚出了车祸……”
“你说什么？那……那皮埃尔现在怎么样了？”玛丽紧张地问。
“他……他已经去世了……”
“皮埃尔死了？真的吗？”玛丽僵住了，仿佛身处梦境一般，慌乱地重复着这句话，似乎根本就无法相信这个消息。
大家都在身边安慰她，可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了，她不再言语，眼神呆滞地坐在一边，嘴里不断地嘟哝着：
“皮埃尔……怎么会这样呢？”
但是，这的确是个真实的悲剧，不是恶梦！
当皮埃尔的尸体被抬回家时，早晨还微笑出门的皮埃尔，现在却是头绑绷带，直挺挺地躺在担架上，这怎么能不令玛丽哀痛欲绝呢！
手表、钢笔、钥匙、证件也都被送了回来，一样也没有少，可是她的皮埃尔，却已经停止了呼吸。玛丽悲伤地亲吻着皮埃尔的双手和脸颊，可是，皮埃尔再也不知道了。
“啊，皮埃尔真的不在了！”玛丽的泪水如同决堤的河水一般倾泻下来。
“皮埃尔走了，我该怎么办？”
在广阔的法国，皮埃尔是玛丽唯一的依靠，而现在，他却离开玛丽和孩子们先走了。玛丽一下子丧失了精神支柱，以后的日子，她和孩子们该怎样度过？
皮埃尔不幸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法国，家里的门铃不断地想响起，来悼念的，来采访的……接踵而来；国王、总统、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都接连不断地拍来电报，写来慰问信，堆积如山。
这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皮埃尔的葬礼什么时候举行？由谁来致悼词？谁代表政府？谁代表科学院？……
然而，玛丽深知丈夫厌恶这种表面热闹实则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仪式，因此，她毅然决定在皮埃尔去世的第三天，即4月21日的上午将皮埃尔的遗体下葬，并表示不会举行任何仪式，只允许几位亲人和皮埃尔生前的好友参加葬礼。
这一天，法国的《新闻报》写了一篇报道：
居里夫人与她的公公挽着胳膊，走在棺木的后面，直到墓地挖好的墓穴中。墓穴周围有几棵栗树。她伫立在墓穴旁，脸色苍白，目光凝滞而严峻。当有人将一束花送到墓穴旁时，她接过花，将那个花瓣一朵朵地撒在棺木上。
她的动作缓慢而从容，似乎世界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旁边的人都深受感动，默默地看着她。
葬礼主持人提醒居里夫人，她应该接受送葬人的慰问，于是她将花瓣全部撒在棺木上，离开墓穴，默默地站到公公旁边。
那天晚上回家后，玛丽将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默默而又痛心地想念着与她志同道合的老师、伴侣、朋友。他们已经结婚快11年了，现在，她却失去了他。
玛丽将自己的万般痛苦头倾泻在日记当中：
皮埃尔，各地的吊唁电报、信件，在我的桌上堆积如山，报纸也天天报道你的事。但是，任何劝慰和悼念都不能减少我的悲伤，因为它们无法换回你的生命。
……
你为了申请研究费的补助或想加入学术会员行列，屡遭法国政府当局和大学教授的拒绝，可是，现在他们却都向我致歉，并想在葬礼前举行追悼演讲会，我都予以恳辞了。我知道，不论他们如何颂扬你，你的灵魂也不会高兴的。如果在你生前，政府能够答应你的请求，那么在你短暂的一生中，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就。
可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你再也不会回来打开研究室的门了。啊，皮埃尔，我最敬爱的丈夫，我最亲切的老师，现在你把这艰难的研究都留给我了，我该怎么办啊？
……
哥哥约瑟夫和姐姐布罗尼娅接到电报后，都匆匆从波兰赶来，但却没有赶上葬礼。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玛丽，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如果布罗尼娅真的开口，那么大家都会失声痛哭的。
葬礼接受后，玛丽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不愿意开口说话，对前来慰问的人也只是木然地点点头。
大家都很担心她，怕她想不开而寻短见。然而，玛丽的外表看起来好像因悲伤过度而麻木，其实，她的内心正在努力地用坚强的理智来压抑着悲伤。
法国政府似乎也为这突如其来的悲剧感动了，主动向玛丽提出，政府可以为皮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发放一笔国家抚恤金。
然而，玛丽却断然拒绝了：
“我不需要抚恤金，我还年轻，才39岁，我可以挣钱养活我和我的孩子。”
从这件事中，大家又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