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的横空出世，代表着美国全球战略的正式实施，从多诺万到杜勒斯，虽然时代不断地进行转变，但是，正是中情局在幕后的翻云覆雨才拉开了“冷战”的铁幕。从核威慑到猪湾事件，再到陷入越战泥潭当中的CIA，总之，美国的一举一动当中都能看见中央情报局的影子。但是，无处不在的中央情报局到底又对美国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秘密情报的“新面孔”
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以下称《法案》），该法案明确规范了中央情报局的职责：“负责情报的对比、评估与散发，并履行其他与情报工作有关的功能与职责。如果这些情报工作影响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能会不定期作出指导。”
通过该授权可以看出，与一般人想象中的中情局是针对苏联而专门成立的结论不同。在这个《法案》中，美国当局并没有对莫斯科表现出明显敌意。他们认为，这个新情报机构只需要具备分析和判断的能力，避免出现另一个“珍珠港事件”就可以了，而他们也并不希望其成为美国“盖世太保”。至于经费方面，议员们显然倾向于既不追加也不对以往的费用进行核查。照此发展下来，未来在世界上大名鼎鼎的中情局只能算做美国在政府属下的一个“研究机构”而已。
不过，杜鲁门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授权”显然很不满意。早在1946年4月29日，还没有正式称为中央情报局的中央情报团体便经常接到他的指令，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获取质量尽可能高的苏联方面情报，此乃迫在眉睫的任务”。
可以看出，总统并不希望即将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只是由几个窝窝囊囊的小职员组织起来的“研究所”，他需要的是“冷战斗士”，而不是只会拍自己马屁的官僚。
国会最终通过的《法案》显然限制了总统先生的想法，但总统不必为无法实现理想而忧心不已，因为情报界的政治投机者们很快通过他的指令幻想出中情局的真正轮廓，即使国会已经作出了法律性界定，他们仍然有办法把总统理想中的中情局一步步武装起来。
首先出面张罗的是中央情报团体的负责人霍伊特·S.范登伯格，他借助媒体的力量迅速把“政府组建新情报机构”的新闻传播出去，由于新闻的大量诱导性报道，民众大都表示支持建立这样的机构。在营造出这样的“民意”后，《纽约时报》在1946年7月发文称：“与任何一位前总统相比，哈里·杜鲁门能更好地掌握情报。”而《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明星报》则认为，“需要在情报工作上投入更多资金”。《圣路易斯快邮报》则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对掌握临时组建中央情报团体工作的西德尼·W.索尔斯为情报机构筹措资金的行为大加赞赏。
可以说，当几乎所有美国人开始对中央情报局的事情表示出关注时，国会就逐渐失去了对中情局规模的控制权。因为无论持什么意见，议员们总是要服从“民意”的，尽管他们也知道这种“民意”是别有用心的人堆砌出来的，但他们确实也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美国国会对即将组建完成的中央情报局的规模仍然持谨慎态度，这使得范登伯格不得不物色政府内部的高官做扩张情报局的“说客”，幸好这样的人在政府机构中并不难找到，新任的国防部长詹姆斯·弗莱斯特尔很快被他说服，并把法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问题抛给了国会。
弗莱斯特尔警告国会，法国的共产党党员已经发展到90万，而且在1946年11月的选举中，近30%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共产党人。“赤色分子正使出肮脏的伎俩，购买并销毁所有丑化他们的文学书籍，同时还在收购出版社，企图控制公开信息的传播。”弗莱斯特尔如此声明着，并且还将这些情报归功于刚从法国访问归来的战略情报局负责人多诺万将军。他认为如此真实可信的消息摆在面前，如果美国不采取某种反击措施，“按非社会主义方式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就有夭折的可能。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确实被说动了，于是总统获得国会授权处理法国的问题，中央情报团体随即开始了工作：美国特工通过美国劳工联盟等组织收购了法国所有的新闻用纸；同时向非共产党政党提供资金，唆使这些政党发动了专门歪曲事实的“黑色宣传”；而且他们还深入偏僻的科西嘉，鼓动黑帮分子和前法西斯分子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马赛大罢工”，最终导致大罢工失败，许多罢工领袖遭受了迫害，法国的左翼力量因此也一蹶不振。
不管是不是“神助”，中央情报团体的及时演出最终促使中情局的使命发生重大改变。从而也奠定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原则，那就是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宣传夸大事实，尽管有国会法案的制约，但其通过对事实的夸大而不断打破制约。它在活动经费不断得到充实的同时，机构越来越庞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最终使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无法逃脱它的注视。
范登伯格虽然善于操纵媒体为情报工作鼓噪，但他的能力还不足把中情局带到更高的层次上去，所以当艾伦·杜勒斯出现之后，他的光辉立刻就被掩盖下去。
首先，艾伦·杜勒斯是一个意志无比坚定的美国人。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前，他就有出人头地的念头。而且他确实很有天赋，在七岁时就创作并出版了一部历史小说。之后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无法忍受写作的孤独，在大学期间没有搞创作，而是把目光转投在国际政治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大名鼎鼎的波尔克手下工作，随着舅舅兰辛辞去国务卿的职务，他也离开了国务院并开始在法律界四处游荡，但很快他就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的理想职业。
杜勒斯在1938年参与到选举政治中，当时他试图竞选纽约东曼哈顿区共和党候选人，但最终并没有获得提名。他似乎显得有点灰心，但随着二战的爆发，他又回到情报部门工作并担任了战略情报局瑞士工作的负责人。
不管是精心策划还是误打误撞，杜勒斯这次总算是进对了门。沉默寡言的他马上就得到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的赏识，由此逐渐在情报界崭露头角。等多诺万意识到自己一手提拔起一个危险的对手时，他已经在中情局领导人的竞争中败给了杜勒斯。
1953年，艾伦·杜勒斯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大家立刻发现，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技艺老练的“宣传家”。他有非常好的人缘，大家都喜欢听他讲一些神秘的间谍故事，但没有人意识到在这种谈话中，中情局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逐渐变得美好起来——这样的宣传手段是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
杜勒斯十分注意和新闻界人士交朋友，《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报道说，这位晃动着身份牌看起来像耶鲁大学俱乐部成员的中情局高官执行对外任务后都会与记者见面，甚至还为有名气的记者举办过盛大的晚宴。虽然有人挖苦他说这样做其实是想拉拢记者做他的间谍，但每到杜勒斯举办晚宴，新闻界人士还是趋之若鹜。在他们看来，杜勒斯简直太有吸引力了。
杜勒斯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彻底“改变”了美国情报部门，和前面所有的情报界风云人物不同，他是一个真正成功的“骗子”。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会立刻充满愿意为他效劳的人，人们从不因为他的诺言没有兑现而对他本人心生怨恨，因为他善良的微笑永远挂在脸上。即使他把你推进地狱，在粉身碎骨之前你是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现实的。1961年，担任了七年中情局局长的杜勒斯退休。退休之后，他重新把兴趣放在创作上，结果竟然写出了一本《情报术》。对这本可以代表其传奇一生的作品的出版，他表现得非常在意，甚至亲自出马在美国各地推销自己的“巨着”。看来他对自己的“影响力”十分看重，可实际上他无须在晚年时费这么大的力气来作秀，对世界来说他的影响早已经足够大了。
2．“杜勒斯时代”
1953年，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已经危机四伏。由于莫沙德哈首相提出拒绝帝国主义瓜分本国财富的主张，大众开始把改变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首相身上，国王面临着随时被废黜的危险。
莫沙德哈公开表示，在伊朗境内的生产、销售、运输等与石油相关产业都将实现“国有化”。这样一来，英国、荷兰、美国在伊朗经营石油产业的公司都将被无偿没收，因此这些跨国巨头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莫沙德哈是否受“共产主义影响”不得而知，但他这样做却保护了自己国家的财富。从“国家利益”这个角度看，他的政策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西方世界看来，莫沙德哈的政策却充满了“威胁”意味。这时艾森豪威尔刚刚就任美国总统不久，杜勒斯成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新掌门人。或许是急于向总统显示自己麾下特工的实力，他提醒总统，伊朗正在出现“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如果不及时行动，“中东很可能被共产主义分子全部占据”。在杜勒斯的鼓噪下，美国政府下定决心推翻伊朗莫沙德哈政府，因此“颠覆伊朗”就成了杜勒斯就任中情局局长的第一次亮相。杜勒斯本人对此事是极为满意的。中情局更一度把“伊朗事件”作为自己最显眼的功绩大肆宣传，声称中情局的特工成功帮助巴列维国王恢复统治，消除了伊朗的“共产主义威胁”。但让美国难堪的是，英国情报机构很快披露了事情的经过，中情局特工虽然参与了推翻莫沙德哈的行动，但巴列维重新掌权，是英国情报机构联合伊朗的实力派在英国石油公司的资助下才实现的。英国人的意思很明显，中情局实际上是“庆功宴上最不起眼的客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根据中情局自己配备的伊朗问题专家研究，穆罕默德·莫沙德哈不但受到民众的拥戴，而且也不是美国人闻之色变的“共产主义者”。
可以说，中情局借口让中东“脱离共产主义威胁”，可最终推翻的却是一个民主政府。
杜勒斯本人可能意想不到事情的结局会是如此，但自从登上“反共”舞台，与“共产主义威胁”作斗争就成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为了实现这个意义，他似乎对自己策划的重大事件后果没有作更多的考虑。而且他觉得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因此在策划伊朗事件的同时，他还始终关注着南美的危地马拉。
1944年，危地马拉的革命推翻了亲美独裁者乌维科的统治，阿雷瓦洛当选总统。在“精神上的社会主义”理念指导下，阿雷瓦洛推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当时的美国正忙着组建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同盟体系”，除宣布对危地马拉实施武器禁运外，杜鲁门政府在1951年之前并未采取其他干预行动。
1951年初，哈科沃·阿本斯就任危地马拉总统。在危地马拉共产党的支持下，他推行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此时美国政府立即给予高度关注。尤其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决不容忍亲共产主义政府在其后院的存在。
中情局的报告“适时”指出：阿本斯政府与共产党的政治联盟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这份报告使美国政府中的激进人士“冲动”不已。而就在这时，阿本斯签署总统令，根据《土地改革法》征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太平洋沿岸的约23.4万英亩的闲置土地。
在杜勒斯的授意下，中情局再次作出报告：阿本斯政府的举措意味着共产主义力量在危地马拉的发展已经直接危及到美国的利益。政府应该采取断然措施以消除共产主义力量及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
1953年3月，听取了中情局的报告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题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目标与行动步骤”的第“144－1”号文件，该文件确定美国的拉美政策是“削弱并消除美洲国家内部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反美颠覆势力的威胁”。随着这个文件的出台，杜勒斯开始筹划颠覆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
1953年9月11日，在杜勒斯的策划下，中央情报局制定完成了针对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方案备忘录”。
该备忘录首先指出：“危地马拉已经成为受莫斯科影响的共产主义在中美洲的最主要的活动基地，正在奉行旨在损害美国利益的进攻性反美政策，从而构成了对西半球团结以及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美国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危政策立场；而且中央情报局经授权已经将削弱并消除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作为‘最优先的行动目标’，并将会同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共同采取措施以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
杜勒斯不忘强调，中央情报局设计的行动方案将是一个公开和隐蔽行动相结合的总体性、全面性计划。这个全面计划占了备忘录很大一部分篇幅，它明确规定了美国应当采取的具体步骤：
1．支持性官方压力
美国应通过公开的官方渠道（包括利用相关的国际会议）向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施加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以策应并支持隐蔽行动的展开。美国必须从现在起就对阿本斯政府采取强硬的批评态度并利用一切机会对危地马拉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执行者：国务院）。
2．通过官方渠道败坏危地马拉现政府的名誉
美国应不断强化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或有关外长会议的威胁，公开宣布会议的目的就是讨论危地马拉借助于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对西半球的团结与安全所构成的危害（执行者：国务院）。为此，美国应搜集相关的证据（包括捏造的证据）以诋毁阿本斯政府（执行者：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
3．对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军事援助
为孤立危地马拉，美国应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邻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并派遣军事使团（执行者：国务院和国防部）。
4．经济压力
美国应对危地马拉的石油供应、海上运输以及关键的进出口商品采取隐蔽的经济战（执行者：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
5．心理战
通过利用相关的流亡集团以及危地马拉内部的反共产主义组织，美国必须加速推进以其他拉美国家为基地、以反对并推翻阿本斯政府为目标的心理战行动；隐蔽的宣传战和心理战计划可采用各种特殊手段，包括制造谣言、散发宣传手册和招贴画以及其他颠覆性宣传活动等（执行者：中央情报局）。
6．政治行动
美国必须加紧实施对危地马拉军队领导人、政府官员以及其他政治人物的策反工作（执行者：中央情报局）。
7．辅助性军事行动
鉴于阿马斯集团是反政府力量的核心，因此应在适当条件下加以利用，包括发动辅助性军事行动以及在危地马拉制造颠覆与破坏活动等（执行者：中央情报局，并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