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央情报局是这个计划最主要的执行者。9月18日举行的中央情报局专门会议上，杜勒斯不无得意地对与会人员表示：这是中央情报局针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精心策划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性质的隐蔽行动，应立即付诸实施并将其命名为“成功行动”计划。
这份备忘录很快便获得国会批准，中情局也随即着手推动“成功行动”的实施。根据杜勒斯的提议，美国政府开始对阿本斯政府采取强硬态度，1953年10月，副国务卿卡伯特在一次演讲中不点名地指责阿本斯政府“公开玩弄共产主义把戏”。12月，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福伊在与阿本斯的会谈中恐吓说：为阻止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将不惜代价。1954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和危地马拉驻美大使托列略的会谈中声称“美国决不可能同公开支持共产主义的政府展开合作”。
1954年3月，第十届美洲国家会议（即“加拉加斯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由美国提出的“美洲国家维护政治完整、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团结宣言”。这个宣言认定，国际共产主义构成对美洲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威胁，有关国家应举行会议以商讨采取适当行动。
虽然是这出大戏的“头牌”，但杜勒斯不会出现在这种充满“凛然正气”的场合。他显然不比出席这些会议的美国政要清闲多少，和那些制定宣言的人相比，他更像一名“实力家”。当美洲各国元首政要在宴会上频频举杯时，他策划的“金行动方案”已正式启动。1954年4月中旬，杜勒斯派遣中央情报局特工佩奇以“纽约投资顾问”的身份进入危地马拉，该特工正是“金行动方案”的具体实施人。
杜勒斯特别强调，为确保“金行动方案”的隐蔽性和安全性，中央情报局危地马拉站及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福伊必须提供相应支持，佩奇可以根据需要利用中央情报局危地马拉站的所有隐蔽资源。但他主持的策反行动必须是独立进行的。
杜勒斯当然不会认为一名特工就可以成功颠覆危地马拉政府。在他的安排下，中央情报局同时迅速在尼加拉瓜设立秘密基地。这个基地专门为危地马拉的反政府组织培训谍报员、破坏者和军事骨干。杜勒斯甚至动用“秘密基金”向该组织提供了89吨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各种装备。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一旦佩奇在危地马拉的工作有突破性进展，这些被美国武装起来的反政府力量就可以杀回危地马拉。
让杜勒斯欣慰的是，佩奇的工作很有成效。潜入危地马拉不几天，他就让反共产主义和反阿本斯政府为主题的报刊、杂志、传单和简报大量出现在危地马拉城。而在他的安排下，中央情报局以尼加拉瓜为基地的秘密无线电广播计划——“解放之声”电台也于5月1日正式开播。
颠覆危地马拉政府同时也是杜勒斯施展高明“骗术”的舞台。由他牵头策划的“沃什塔布行动方案”充分展示了他的说谎本领。
在杜勒斯的授意下，中情局特工虚构危地马拉政府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购买苏联武器并由苏联潜艇负责运送的事实。美国民众一度相信，苏联真的要借助危地马拉的力量打过来了。
为了达到理想的“蒙蔽民众”效果，杜勒斯设置了这样几个步骤：1．由中央情报局特工预先将苏制武器秘密埋藏于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海岸；2．拍摄苏联潜艇或伪装的苏联潜艇的照片并向新闻界公布；3．对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地区展开调查，“发现”埋藏的苏联武器并公之于众。
根据杜勒斯的安排，中情局特工在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埋藏了武器。5月6日，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域出现了国籍不明的潜艇，随后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发现了大量苏制武器。让杜勒斯失望的是，尽管美国民众相信他的鬼话，但“沃什塔布行动方案”并没有在国际上收到预期效果，近70%的国际舆论对此事持怀疑态度。更有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是尼加拉瓜为赢得美国的支持而自编自演的闹剧。或许真是上天安排杜勒斯会在1954年出尽风头，当他编造的共产主义向中美洲地区渗透与扩张的证据被人百般质疑的时候，“阿尔芙汉姆号事件”发生了。
5月15日，装载有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弹药的“阿尔芙汉姆”号轮船驶抵危地马拉巴里奥斯港，中情局立即利用这一事件展开了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一方面声称“阿尔芙汉姆号事件”为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向危地马拉的渗透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另一方面为制造“成功行动”所需的紧张气氛，杜勒斯鼓动艾森豪威尔总统于5月27日命令美国海军在濒临危地马拉的公海海域对悬挂外国国旗的可疑船只进行检查，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
杜勒斯自然没有被作为骗子揪出来。相反，他和他的中情局因此成了美国民众最为信赖的“声音”来源地。可以说，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杜勒斯至少已经成功地为美国政府赢得了“民心”。在敦促有关国家承担相应的行动责任之后，美国最终于1954年4月和5月分别同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成功行动”开始全面展开。
为配合政府的行动，中央情报局特工指挥飞机从当年的5月26日起开始频繁飞临危地马拉城上空，这些飞机投掷了大量煽动性传单，威胁阿本斯必须立即辞职。危地马拉的报纸也开始出现有关阿马斯武装力量的报道，业已躁动不安的危地马拉城陷入了更深的恐慌之中。
6月16日，中央情报局致电“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正式同意6月18日为“辅助性军事行动”启动日。6月17日，“成功行动”计划总部任命卡迪克（假名）为“成功行动”计划地面力量的总指挥并负责指挥空中支持行动，明确指出其使命就是通过运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强制力量以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形成最大限度的压力。6月18日晚，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阿马斯反政府武装力量从洪都拉斯基地出发进入危地马拉，与此同时，“舍伍德行动”的无线电广播亦紧密配合并不间断地播发了由中央情报局准备的广播稿，声称“武装的解放运动正在向全国推进……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
此外，早已潜入危地马拉的暗中破坏者亦利用美国提供的破坏和爆炸装置并按照“成功行动”总部的统一部署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他们制造爆炸事件，切断通信及广播设施，目的就是搅乱危地马拉的后方，尽快实现美国的预期目标。
中央情报局于6月20日致电“成功行动”计划总部，正式授权对危地马拉的特定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借此展示反政府武装的“实力与决心”。
为寻求国际社会支持，阿本斯政府于6月19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美洲国家组织所属美洲和平委员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对危地马拉领土的侵犯。经激烈辩论，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20日通过决议，呼吁立即停止可能导致流血事件的任何行动，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均不应向导致流血事件的行动提供援助。尽管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措辞含糊且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但美国政府仍然不满，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指责危地马拉政府诉诸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是“试图扰乱美洲国家体系”。在美国的干预下，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25日以投票方式决定了将危地马拉问题交由“美洲国家组织”处理，阿本斯政府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危地马拉问题的愿望也彻底落空。美国成功地将有关危地马拉问题由联合国安理会转到了美洲国家组织，这样就可按照美国的意愿控制有关危地马拉问题的磋商进程，对阿本斯政府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了。
1954年6月29日，我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危地马拉政局的新闻报道：【新华社二十九日讯】塔斯社纽约二十八日讯：美国报纸消息说明：阿本斯已被迪亚斯上校等危地马拉陆军高级军官及人民要求辞职。
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的消息说，在阿本斯被迫辞职以前，陆军领袖们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议。在会议结束以后，迪亚斯和另外两位上校访问了总统，要求他辞职。据说阿本斯听到他们的决定时很是气愤，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个决定。
应该指出：在危地马拉受到侵略前不久，便流传着这个消息——陆军限阿本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辞职。
随着阿本斯的黯然离去，反政府武装头目阿马斯在7月7日就任“军人政务会主席”。美国政府认为“现在的危地马拉政府完全具备了‘成功行动’计划所预期的特征”，于是在7月13日宣布承认危地马拉新政府。
至此，在杜勒斯的一手策划下，危地马拉合法的民选政府阿本斯政府被颠覆，亲美反共的阿马斯政府则在美国的扶植下粉墨登场。国际舆论不无讽刺地指出，“成功行动”计划的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美国政府对隐蔽行动的偏爱。的确，自此之后，“成功行动”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一个“定型模式”，而其基本内涵是：以旨在制造恐慌与混乱的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为基础和主要内容，以辅助性军事行动为策应手段；而支持性官方压力（包括公开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均是围绕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的政策需要而展开的。从此以后，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辅助性军事行动（尤其是支援性空中打击行动）以及支持性官方压力就构成美国隐蔽行动计划的三个基本环节并服务于美国特定的政策目标和战略目的。
这么说，杜勒斯先生为主要策划者、执行者的“成功行动”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模式的基础，而这个模式成为美国实施“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也正是因为“杜勒斯时代”的来临，秘密情报工作的“骗子”色彩更加浓郁，秘密情报人员的夸张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仿佛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藏匿着美国的敌人，而只有他们才可以将这些敌人从藏身之处捉拿出来。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秘密情报人员都或多或少地利用假情报来显示自己工作的深入性和细致性。不管杜勒斯本人是否在意，在由他带起的这股“浮夸风”下，秘密情报人员无谓地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与金钱。更主要的是，这些情报人员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美国记者托马斯·B.摩根在《反美主义者》一书中指出，中情局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不受欢迎的最大根源，就是中情局的这些秘密活动令美国及其推进的民主运动名声扫地。
的确，尽管杜勒斯通过各种媒体将自己美化成美国的英雄，但那些宣传只使美国人蒙在鼓里。在拉丁美洲，人们普遍认为中情局应对该地区的混乱局面负责。艾伦·杜勒斯在那些被他“解救”的地区拥有的“荣誉”或许只是军事独裁者给他供奉的香火。
3．核威慑下的“秘密对抗”
艾伦·杜勒斯可能会认可自己同行汤姆·布拉登在20世纪6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很高兴中央情报局是‘不道德’的”。因为他和这位同行一致认为，敌对的苏联人做起事来没有任何的顾虑，美国不得不做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无论手段如何，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对美国对外政策常以支持独裁政权而告终并不十分在意，反而却因此有了一种“为国捐躯”却遭受非议的悲壮感。
或许是出自对强大对手的畏惧，艾伦·杜勒斯才会采取“撒谎”的方式主动消灭对手可能用来对自己发动攻击的各种国际力量。在他看来，如果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得到苏联的支持，那美国很可能会在面对多方面打击时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只要能够维持美国在整个全球事务中的最大限度控制权，就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依靠自身低水平的工业基础而迅速起飞，经济可谓蓬勃发展。但从各个角度看，它的发展速度和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极其接近。作为情报人员，艾伦·杜勒斯比其他人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他更认为，在特有的体制下，莫斯科能够随意将资源调换给它认为需要的工业，而不需要担心选民和消费者的喜好，如果苏联将大量资源都集中在军事方面，那对美国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因为它的发展速度似乎表明，科技已经成为其发展的有力助推器。美国如果不紧跟着它的步伐，后果将不堪设想。
杜勒斯就任后，便立刻策划了颠覆伊朗和危地马拉政府的行动，但即使是他对这两个国家采取行动之时，视线也从未离开过苏联。1950年他还没有上任的时候，中情局就已经有100名专门研究苏联经济的专家，而在危地马拉事件后的1955年，杜勒斯招致麾下的苏联经济问题专家已经达到惊人的500人之多。
而这也只是杜勒斯畏惧苏联的一个例子，事实上从苏联试爆原子弹的情报到了他手上起，他就已经开始催促政府迅速将更多更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从那时起，世界上的各类专家都已经进入了中情局的招收名单，“技术优势”成了杜勒斯念念不忘的一个概念。多方位地接纳科学技术确实对美国的国防事业促进很大，而且也使1954年的中情局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总部”。从此后，美、苏之间的对抗逐渐从传统领域向高科技领域发展，这不能不说是杜勒斯对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一大贡献。
苏联火箭研究的情报正是在杜勒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背景下获得的。1953年，他试图招募几名被关在英国监狱的德国科学家为美国服务，这几名科学家曾被苏联俘虏过，目睹了苏联发展火箭的事实。杜勒斯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把这几个人带回美国。美国科技部门因此便获得了苏联发展弹道导弹的一些原始资料，随即美国科学家才意识到弹道导弹可以将小型核弹头运载到很远的地方。美国为此不但自己大力发展弹道导弹技术，而且还严密监视苏联在这个领域的进展。
杜勒斯当然希望中情局可以得到这个神圣的任务。但让他失望的是，军方很快就介入了。国会显然更愿意为军方提供这方面的资金，所以国家安全局最终成为了经费的获得者。这个新机构原本属于陆军，称为陆军安全局，但自从升格为国家机构后，该机构便立即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得到了一栋造价为3500万美元的办公大楼，这标志着其显然已经成为秘密情报界的新宠。
国家安全局增强了美国的密码破译能力，保障了美国国防通信的安全，更减少了情报部门相互竞争的重复性情报活动。更主要的是它是当时美国唯一能够破译苏联密码的机构，因此它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双重青睐，大笔的情报经费自然会被划到它的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