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局因此也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它在世界各地安置窃听设备，建立起东西从阿拉斯加到冲绳、南北从中国台湾到土耳其的庞大“窃听帝国”。它设在土耳其萨姆松的情报雷达能够侦测到苏联卡普斯京亚尔基地进行的导弹试射。
姑且不说苏联方面的反应，仅仅是在“核打击”的忧虑心理驱使下，美国高科技发展就已经受益很大。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858年宣布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民众只把此看做是美国保持技术优势的一个必要回应，但不知道航空航天局其实是个军事机构，它的主要工作并不是大家当时看到的把“阿波罗”号送上月球，它的真正工作是研究发射核弹头和间谍卫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时代里，中情局一度被边缘化了。杜勒斯或许是不甘心自己在任期内就成为政治看客，但要想让自己重新明艳动人，那就只有拿出更像样的本事来，但他自己手里的存货确实不多了。这时有一名叫亨利·卢米斯的物理学家找到了杜勒斯。他原本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效力于中央情报局，因此前并没有出色的业绩，杜勒斯只是勉强接见了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提议。根据卢米斯36年后的口述，当他邀请同事和自己一起进行精神药物实验时，他的同事大叫道：“不，不行，一千个不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由此可见，当时他向杜勒斯推荐大脑控制（MK－ULTRA）这个实验项目时，也一定带着几分彷徨和腼腆。但杜勒斯接受了这个提议——当然是极为秘密的——他下令中情局迅速成立一个“健康改造委员会”。振奋人心的名字之下掩盖的却是包括研究暗杀药物在内的各种见不得人的活动。可是，这个故事只存在于杜勒斯的设想中，到他离任也没有成为现实。这或许是杜勒斯的拥趸们为这位局长辩护的最佳说辞。事实上这种研究一直持续了下来，之所以在杜勒斯时代没有开花结果，主要是当时科研条件和保密要求的限制使这项工作进展不大。后来中情局研究思维控制的药物行动因为陆军科学家弗兰克·奥尔森自杀而曝光，可见这项秘密工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杜勒斯本来可以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来继续深化研究精神药物，但1957年的一个事件可能改变了他的想法。
1957年5月的一天，一个名叫海哈南的苏联人走进巴黎的美国大使馆。在出示了自己的美国护照后，他突然改口说自己是苏联的特工，现在在返回苏联的旅途中，他很厌倦苏联的高压政策，所以想叛逃。使馆工作人员迅速通知了中情局，中情局的特工就把这个人带回美国。这个人交代说，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潜伏着一名叫鲁道夫·伊凡诺维奇·阿贝尔的克格勃上校，他控制着苏联潜伏在美国国内的一个原子弹间谍网络，而自己也是这个网络中的一员。
根据海哈南提供的线索，中情局特工迅速逮捕了阿贝尔。令杜勒斯吃惊的是，这个克格勃上校已经在美国潜伏了十年，其间他还在加拿大从事间谍活动，而中情局对此竟然一无所知。中情局在阿贝尔的住所里起获了他用于传送情报的各种道具，空心铅笔、衬衫纽扣等等特殊的“载体”让美国人瞠目结舌。但阿贝尔供述的事实让杜勒斯大大松了口气，和自己手下的苏联经济学家的分析一样，阿贝尔明确说苏联在短时间内无法制造出原子弹，而这也正是他潜伏在美国的目的，就是窃取美国相关的资料。
阿贝尔并不知道自己才是阻止核战爆发的“英雄”，如果不是他的落网，中情局还无法依靠专家的分析得出苏联制造不出原子弹的确切结论。这样的话，核战的爆发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部队的情报人员就一直在夸大苏联的军事威胁，无论是陆军、空军还是海军，他们的情报部门对敌人正在制造的导弹、核舰数量已经夸大到危险临界点的程度，美国政府也一度经受不住“先发制人”核攻击的诱惑，想要对情报机构再次多拨款。但正是因为阿贝尔的落网，军事情报的水分才被榨干。而杜勒斯则可以根据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结合阿贝尔的情报得出这样的结论，莫斯科虽然实力雄厚，但还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核战的能力。
杜勒斯凭此一点也真可以名垂青史了，如果他也是战争狂人的话，今天世界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但这个局长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冷战”狂热分子，他并不会因此而消除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警惕与戒备，他最终因为“猪湾事件”而下台也算是一个合适的归宿了。
4．毁灭性的“猪湾事件”
即使在今天，干掉卡斯特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在20世纪60年代呢？但受危地马拉“隐蔽行动”大获成功的鼓舞，杜勒斯仍然决定把卡斯特罗从“神”的位置上揪下来然后塞进地狱。
但艾森豪威尔显然无意在自己任期即将结束时再揽上这样一件艰巨的任务。因此，“古巴问题”的讨论在1960年时是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主办的晚宴上进行的。作为仍然被肯尼迪所看好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很欣慰地通过这些晚宴上的言论猜测到，未来的新总统会和自己一样寄希望于卡斯特罗的迅速完蛋。对他而言，这个结论不啻于证实自己的政治生命依然前途无量。因此他认为，在颠覆古巴这件事上，自己必须干得比危地马拉那次更出色才行。
杜勒斯本人并没有参加宴会。可是在宴会期间，一个叫约翰·格罗斯的官员便打电话给他说，宴会中肯尼迪问自己邀请来的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如果真有詹姆斯·邦德，他该如何对付卡斯特罗这个“麻烦制造者”。格罗斯因此认为，未来有可能成为总统的肯尼迪更倾向于用隐蔽行动的方式解决古巴问题，所以他在宴会没有结束时就赶紧向局长通报一下这个重要信息。
杜勒斯很快就指使中情局展开行动，他指令特工迅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地纠集古巴流亡分子，对他们进行必要训练，告诉他们随时准备登陆古巴，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到1961年初，这批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美国雇佣军被编成代号为“2506”的突击旅。该突击旅下辖四个步兵营、一个摩托化营、一个空降营、一个重炮营和几个装甲分队。这样，在有意除掉卡斯特罗的肯尼迪就任总统前，其手里就已经掌握了一支非常具有战斗力的特种兵部队。
或许是对杜勒斯的部署非常满意，1961年4月4日，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就在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联席会议上，批准了针对古巴的代号为“冥王星”的战役计划。为了支援这支雇佣军入侵古巴，肯尼迪特别同意派遣8架C－54运输机、14架B－26轰炸机、10艘登陆舰艇对其进行支援。而且五角大楼还派出潜水艇前往古巴沿海侦察地形，为雇佣军物色登陆地点。
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中国着名新闻工作者庞炳庵当时恰好在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工作，他亲历了“猪湾事件”的全过程。以下的记录就是来自于他的讲述。
“（1961年）4月15日拂晓，6架美国B－26轰炸机分三批同时轰炸哈瓦那、圣安东尼奥和圣地亚哥三座城市。在睡梦中的我们也被隆隆的爆炸声惊醒。很快，我们得知哈瓦那自由城空军基地的两架飞机和一辆装运弹药的卡车被美机击中起火，有七名古巴人在空袭中牺牲。
空袭发生后，卡斯特罗发表了《告古巴人民书》……我们预感到一场战争即将到来。在分社社长孔迈的领导下，我们都行动起来，备好了干粮、水和背包，焚烧了采访笔记和家书。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我们分社也遭到了炸弹袭击。当时，夜幕刚刚落下，我们都在楼下客厅看电视，突然听到门外轰的一声巨响，一股火药味顿时弥漫开来。我从半开的门口看到站岗的民兵正伏在一辆汽车后面观察动向。不一会儿，古巴外交部的几位司长闻讯赶来，我们一起到门外观察，只见左边石墙的墙角已被炸掉。据站岗的民兵介绍，破坏分子是坐着汽车来的，扔完炸弹就开着车逃跑了。4月16日，古巴为在美国飞机空袭中牺牲的七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哈瓦那长达七公里的海滨大道和附近的街道上，站满了送葬的群众。卡斯特罗向群众发表了演讲，他激动地说：‘你们是否宣誓为保卫这场穷苦人的、由穷苦人进行的、为穷苦人的革命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十多万群众高举着步枪和砍刀，齐声高喊：‘是！’声音响彻云霄。随后，大家又高唱起古巴国歌：‘听，号角已吹响，勇敢地拿起武器，奔赴战场。’卡斯特罗在演讲中最后说：‘从昨天的卑鄙袭击中可以看出，雇佣军的侵略迫在眉睫，各个部队开往所属的营地，准备好迎击敌人！’
在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我们中国记者也进入了临战状态，从社长到一般人员每天晚上轮流通宵值班。我的武器是一支有六颗子弹的左轮手枪。17日凌晨，古巴《今日报》社长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打来电话告诉孔迈：‘美国雇佣军已在吉隆滩登陆，情况非常危急，卡斯特罗已亲临前线。’孔迈问：‘记者能去前线采访吗？’‘现在不行！’说罢，罗德里格斯就挂断了电话。此时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抢发有关的消息和报道。可是，从当天上午7时起，古巴实行戒严，切断了古巴与外界的电信联络。我们好像突然变成了哑巴，心中在呼喊，可是发不出声音来。直到19日晚上，我们才接到古巴总统府新闻局通知，同意我们上前线采访。
第二天一早，孔迈、我和摄影师牟森就乘坐汽车直奔科奇诺斯湾采访。我们出哈瓦那城后，沿着北海岸向东行进。沿途，我们看到各个城市的街口都有持枪民兵站岗，家家户户的墙上或门上都贴着标语：‘消灭入侵者！’妇女挥舞着小旗在交通要道指挥车辆通行。
在经过马坦萨斯省省会后，我们驱车向南，横穿古巴岛，在下午2时到达距前线仅20公里的大哈圭镇。这里已能感受到战场的气氛：一队民兵刚从战场上撤下来，另一队民兵正在集合，准备开赴前线；一辆迷彩卡车从前线归来，我爬上车厢一看，里面堆满了从战场上运回来的雇佣军尸体；一个年轻人匆匆赶回家，拿起油布背包和步枪，然后同母亲告别，准备上前线。老妈妈含着眼泪叮嘱他，要勇敢作战，消灭敌人。
我们继续南行了七八公里便到了一个名叫‘澳大利亚’的糖厂。古巴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雇佣军入侵后，卡斯特罗亲自赶到这里指挥作战。他研究了地形，拟订了反攻计划，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把敌人包围在这里！’糖厂向南是一条长约四公里的公路，可直达科奇诺斯湾北端的长滩。在路口，我们被哨兵拦住，说战斗尚未结束，不能允许我们通过。于是，我和孔迈到指挥部交涉。一位军官认出了我们，在请示上级同意后，破例给我们放行。我们也就成为最早进入战场采访的外国记者了。
车过糖厂，映入眼帘的便是刚刚激战过的景象。甘蔗园里散落着一架美制B－26型轰炸机的残骸。守卫在那里的民兵告诉我们：17日拂晓，雇佣军在长滩登陆。紧接着，雇佣军伞兵也被投放到从长滩到‘澳大利亚’糖厂的公路上，试图对古巴抵抗部队进行前后夹击。古巴军民冒着美国战机的狂轰滥炸，同雇佣军展开了激战，并击落了这架美国飞机。我们还看见一辆美制重型坦克也被击中，翻倒在不远处的大坑里……
我们到达长滩时已是下午5时。古巴军民正在打扫战场，不时地传来一阵欢呼声，原来是民兵押送战俘经过这里。第108民兵营营长哈辛托站在军用吉普车前，向我们讲述了战斗的经过：17日凌晨2时，雇佣军在美国军舰护航下登陆。正在执行警戒的五位民兵立即奋起抵抗，并迅速将敌人入侵的情况通过短波电台向上级报告。驻扎在附近的西恩富戈斯民兵营和马坦萨斯民兵干部营迅速赶来，与雇佣军展开激战，挡住了敌人的前进步伐。天亮后，第180民兵营唱着国歌和民兵进行曲也赶来增援。哈辛托说：‘雇佣军受过军事训练，装备良好，他们向我们猛烈地炮击。美国飞机也不断飞来，从空中向我们猛烈射击和轰炸。我们冒着炮火，用步枪回击。迪亚斯上尉击落了一架敌机，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最后英勇地牺牲了。’在古巴军民顽强抵抗下，18日上午10时，美国雇佣军被赶出长滩，被迫向吉隆滩撤退。听完哈辛托的介绍，我们又驱车赶往吉隆滩。
吉隆滩位于科奇诺斯湾的东侧。从长滩到吉隆滩的公路长约8公里，右边是科奇诺斯海湾，左边是灌木林，林带后面就是萨帕塔沼泽地。这时，残敌都已退守到灌木丛或是沼泽地里。公路上，军车快速地驶来驶去，每隔一段距离都有手持自动步枪的战士在站岗巡逻，远方不时地传来零星的交火枪声，流弹在我们的头顶上嗖嗖地穿过。当我们到达吉隆滩时，火红的晚霞开始在海面升起。一群战士正忙着把刚缴获的各种美制武器、弹药和通信工具分类堆放起来，把刚抓到的俘虏编队押上卡车。
何塞·费尔南德斯上尉告诉我们：17日上午8时，美国飞机先将雇佣军伞兵投放在吉隆滩北面的公路上，接着步兵在伞兵掩护下登陆。古巴军民攻克长滩后，敌人以吉隆滩为据点死守，双方展开了殊死决战。
19日下午，古巴军民向雇佣军发动猛烈进攻，前来支援的美国飞机也被击落。眼看后援无法赶来，雇佣军慌乱地向附近的沼泽地里逃窜，他们的头目想乘坐两艘驳船从海上逃命，结果两艘驳船都被古巴守军的炮火击沉，雇佣军头目圣拉蒙也落入水中。此时，在海上的美国军舰眼看大势已去，只好掉头逃走了。雇佣军被围困在沼泽地里，进退不得，已有数百名雇佣军士兵缴械投降。民兵们在这些俘虏身上搜出许多美国印制的护身符。
10天后，古巴人民在哈瓦那举行盛大的“五一”庆典活动。从吉隆滩战役前线凯旋的民兵和革命军队，英雄般地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他们乘坐在缴获的美制卡车上，脖子上围着美国降落伞的碎布片，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我们胜利了！’‘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欢呼声像春雷一样在哈瓦那上空回荡震响。”
这是中国人记录的“猪湾事件”全过程，从其中可以看出，古巴人民对卡斯特罗政府是真心拥戴的。而在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处境却是异常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