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东野派去的官员打开诏书一看，果然不出所料，由于杭州发生兵变，逼宋高宗退位，改由太后听政，宋高宗是迫于无奈才写下的诏书。汤东野考虑到情况复杂，不能宣读这样的诏书。但有诏书要来这的消息已经宣扬出去了，将士们渴望得到朝廷的赏赐。汤东野担心军队得知杭州发生兵变、高宗退位，恐怕会发生变乱，所以同张浚商量这件事。张浚说：“马上打开府库拿出钱来，作出要犒赏众军的姿态，先使军心安定。”
于是，他们就把这封假诏书藏了起来，私下里把州府中过去收藏的高宗皇帝登基时大赦天下的诏书放在车中。等到迎来诏书后，他们把那张大赦天下的诏书张贴在城楼，但那城楼的台阶立即禁止通行。没有人敢上去，因此谁也看不清诏书，也就看不出诏书上的破绽。同时，他们就按照皇帝祭天地时赏赐的惯例，把钱银、布帛赏给将士，于是军心大悦。随后，张浚就决定兴兵勤王，保卫宋高宗。
相反的例子则是明代的建文帝。朱元璋为了为儿孙的权力铺好道路，几乎杀尽了所有的功臣。功臣是不能谋反了，自己的兄弟子孙呢？那就难说得很。
明代建文帝朱允炆掌政不久，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就前来朝见，户部侍郎官卓敬秘密上书说：“燕王才智过人，酷似先帝朱元璋皇帝的头脑，而他所在的北平也强手如林，才子辈出，金、元就是在北平建立都城的。
依我看，应该将燕都迁到南昌，以断绝祸根。刚萌生而没变化的事称为苗头，有了时机就发展的称势力。如果不趁早而为，恐怕将来无法收拾。”建文帝看了奏文，大为吃惊，第二天对卓敬说：“燕王是我亲叔叔，同我是骨肉至亲，足下怎么说出这种话？”卓敬回答说：“杨广和隋文帝难道不是父子关系吗？后来还不是子篡父位。”建文帝没有采纳卓敬的意见。不久，燕王以“靖难”为名起兵北平，攻破南京，建文帝死于宫中。燕王在北京即位，是为明成祖。
可以说，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决断，就没有唐朝的诞生。如果真的是按照李渊的部署撤兵了，那义军只有灭亡一条路。何以见得呢？道理很简单，乃是李世民所说的，在当时，义军凭的是一股气，而不是凭借粮草和实力，义军其聚也快，其散也快，如果与对方打持久战，必然会挫折锐气，很快就会成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之势。只有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是正确的选择。而建文帝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远不是朱棣的对手，又没有适时地采取正确的策略，仅靠妇人之仁，没有大决断，所以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果。
因此，做大事者必须要有大决断，事事优柔寡断，是自取败亡之道。
政治预言家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政治预言家。
这些人，好像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似的，实际上，他们也是平凡普通的，只不过善于根据社会形势、人事去分析得失成败以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展罢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改朝换代和你争我夺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高瞻远瞩就成了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质，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在政治预测方面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但这种政治预测又无一定之规，总是根据具体的世事变化而变化。总的来看，不外乎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人事转化三个方面入手。
在《三国志》中有一篇著名的“隆中对”，是诸葛亮在隆中回答刘备有关天下大势的咨询，在这席冠绝千古的谈话中，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而其后的形势也正是根据他的预测发展的，诸葛亮可谓是一位“国际形势预言家”了。但细看这篇“隆中对”，就可看出，诸葛亮并无什么特异之术，他绝非靠能掐会算来预测出天下大势，而是完全依据于对现实形势、人事的准确全面的了解和细致周密的分析而作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旦出了隆中，就尽心尽力地辅佐刘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靠了他的努力，刘备才得以与曹操、孙权抗衡而三分天下。看来，要想做一个政治预测家，不能以隔岸观火的悠闲态度来对待世事，有时还需要积极地参预和投入，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测。
在这个意义上讲，那就不仅是政治预言家，还是政治活动家了。
楚、汉相争时期，刘邦曾被困在荥阳，他为了争取各方的支持，让郦食其为他出谋划策，计谋一出，立刻遭到了张良的坚决反对，他就是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和人事转化三方面来分析和确定当时的策略的。
可以说，刘邦之所以能够胜利，全在于张良的这一分析和预测，否则，必败于项羽之手。今天看来，这场在政治预测方面的交战犹自惊心动魄。
张良身体经常有病，从来没有单独带领军队，而是作为出谋划策的大臣，经常随从汉王。公元前204年（汉高祖三年），项王把汉王重重包围在荥阳城里，汉王忧心如焚又很恐慌，与郦食其商议怎样去削弱楚国的力量。郦食其说：“过去商汤讨伐夏桀时，封夏桀的后代于杞；周武王诛杀殷纣王时，封殷纣王的后代于宋。现今秦朝残虐无道，用杀伐灭亡了六国，使六国后代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陛下您如果重新拥立六国的后代为王，这些人必然会争着拥戴陛下您的大德大义，情愿做为您的臣子和姬妾。大德大义风行于各诸侯王那里，您就可以西南称霸，楚国也必定整肃衣冠，毕恭毕敬来朝谒您。”汉王说：“很好。赶快催促刻六国王印，先生出发分封时就可以带印前往了。”
郦食其的这番话，即使在现代读者看来，似乎也觉得合情合理，但经张良一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如果按郦食其的话去做，那就大势去矣！且看张良的理论：郦食其还没有走，张良从外边来谒见汉王。
汉王正在吃饭，说：“门客中有人给我献上一个削弱楚国力量的计策。”
详细具体地把郦食其的计策告诉了张良说：“子房，你看怎样？”
张良说：“是谁给陛下出这样的计策？陛下的事业完了。”汉王说：
“为什么呢？”张良说：“我请借您面前的筷子，为您指画形势。过去商汤和武王讨伐夏桀王、殷纣王而封他们的后代，是有把握制桀王、纣王于死命，现在陛下您有把握制项羽于死命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谋的第一个原因。周武王进入殷朝，标榜商容的里门，到箕子门前抚车轼示敬意，修封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您能做到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谋的第二个原因。把殷纣王积粟之仓钜挢里的粮食都发散出去，把殷纣王储财之所鹿台的财物都分发出去，用以接济贫穷的人，现今陛下您能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三个原因。在殷朝的战事一结束，就停罢军用的车辆改作乘人之用，把刀枪剑戟都倒着装载，表示不再用了，现今陛下您能这样做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四个原因。
把军马散放在华山的南边，表示没有什么用处了，如今陛下您能这样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五个原因。把运输军需用的牛马都放牧在桃林塞的原野上，表示天下不再有运输与积聚，现在陛下您能这样做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六个原因。
而且天下的游说之士，离开自己的父母，抛弃了祖坟边的热土，离开有交谊的老朋友，跟从陛下您，只是日夜盼望能得到很小一块土地。今天去拥立六国的后代，没有土地去封有功劳的人，游说之士各自回去给自己的主公干事去了，跟自己的家人团聚，与老朋友会面，谁还跟陛下您去夺取天下呀？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七个原因。楚国不强还倒罢了，强则六国必屈服跟从楚国了，陛下您去哪里寻找在您面前称臣的六国后代呢？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八个原因。如果您用这个计谋。
陛下的事业就完了。”
汉王停止吃饭，把嘴里的饭也吐了出来，骂道：“这小子，差点坏了我的事业。”下令催促销毁六国的王印。
张良的这番话实在是太厉害了，前半部分还倒罢了，后半部分尤为震聋发聩，幸亏刘邦能及时醒悟，如果不听张良之言或是晚听张良之言，别说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恐怕自己也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张良的政治预测可谓是极其正确的，就在他说了这番话不久，占据齐地的韩信就派使者来见刘邦，要求封他为齐地的假王，刘邦一听，勃然大怒，觉得韩信不赶快来救援自己，还趁火打劫，要挟封王。但后来听了张良的劝说，竟封他为真齐王，从而稳住了韩信，打败了项羽。如果按郦食其的计策封了齐国的后代，那韩信早就背叛刘邦。由此可见，汉朝的兴亡成败，有一大部分是捏在张良这位政治预测家的手里的。
上面的这个例子，是把政治预测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的，通过努力来实施自己的预测，最终达到预测的结局。这是一种主动性极强的预测，能够进行这种预测的人，一般来说都能取得成功。
还有一种预测，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但因对事情的发展无能为力，便只能眼看着事情往坏的一面发展。“召公谏厉王止谤”就是这样的例子：
厉王实行暴虐的统治，奢侈骄傲，国都的民众都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诫说：“民众都忍受不住您的政令了。”厉王发怒，找到一个卫国来的巫师，叫他监视议论的人，巫师报告谁议论，就杀掉谁。于是，议论的人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
厉王三十四年，他统治更加严厉，国都的民众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也只是互相以眼色示意。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不过是堵塞民众讲话罢了。堵住民众的嘴巴，比堵塞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起来，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民众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所以天子办理政务，让大臣和普通官吏献上议论朝政的诗篇，乐官进献反映民意的歌曲，史官进献可供借鉴的史书，乐师进献有劝诫作用的箴言，然后由盲人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进谏，普通民众的议论也可以间接地传给天子，左右侍从要尽规谏的责任，同族大臣要监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史官要用乐曲和史实开导天子，老臣把一切汇集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
这样，政事才能办理好，不违背情理。民众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人类的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出；又好象大地有高低干湿等各种类型的田土，人类的衣服食物都从这里产生。放任民众讲话，政事的好坏得失都可以反映出来。好事加以推行，坏事加以防备，正像大地出产财富衣食一样。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於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支持你的人能有几个呢？”历王不听。于是国都没有人敢说话。
三年以后，大家都串联起来造反，袭击厉王。厉王在国都居住不下去了，只好逃到了彘地。
周厉王的败亡在于他压制舆论，箝住人口。其实，谁都知道压制舆论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但人一旦得势，又往往肆逞己欲，不愿接受舆论的监督，就终于一天天地失去了人心。召公可谓是一位明白人，预见到周厉王如此下去必无好下场，只是他只能说说，却无力改变一天天腐败下去的情况，只能眼看着国家局势往他预见的坏的方向发展。
还有一种政治预测，不是为某一具体的事物考虑，而是高瞻远瞩，为未来作好准备。也许，这种准备一时还看不出效果，甚至会有负面反映，但对将来，却意义重大，试看雄才大略的清世宗皇太极是怎样收拢汉族人才的：
皇太极打算留下洪承畴为己效力，便派范文程去劝洪承畴投降。洪承畴当时正在跺脚大骂，范文程心平气和地与他交谈，内容涉及古今之事。房梁上的尘土偶然落下，沾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他用手掸去了灰尘。范文程回去将此情告诉了皇太极，他说：“洪承畴肯定不会求死，连衣服尚且那么珍惜，更何况他的性命呢？”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解下了自己身穿的貂皮大衣给洪承畴穿上说：“先生是否觉得不那么冷了？”洪承畴瞠目而视许久，叹息道：“这真是老天选定的明主啊！”于是叩头请求接受他投降。皇太极非常高兴，当天赏赐不计其数，而且还设置酒宴，摆上戏台，将领们有的对此很不高兴，说：“皇上待洪承畴也太好了！”皇太极劝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淋雨几十年，是为了什么呢？”将领们答道：“那谁不知，是为了入主中原！”皇太极听后笑道：
“这就譬如行路，我们都是盲人，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向导，我怎能不高兴呢？”
皇太极此论可谓高明之极矣！范文程是汉族的大学者。是一位极有见识之人，洪承畴更是明朝的大官，总督蓟辽军略，学识也有过人之处。这两人为清人入关，尤其在制订统治方略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满清政府若无像范文程这样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帮助制订策略，用皇太极的话说，就是没有“领路人”，想长期立足中原，是很难想象的。
相对来讲，政治预测要比军事预测复杂得多，政治预测是包括了军事因素、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和人事因素等诸种社会因素的一种综合预测，其内容包罗万象，其关系错综纠葛，若有一处考虑不到，就会产生重大的失误。因而，政治预测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种大智慧。能够做出成功的政治预测的人，已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了，而是预言家、先知先觉者！
政治预测虽难，在中国历史上，却多有成功的政治预测，多有大贤大智之人能透析世事，洞烛幽微，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治预测的成功经验。有大志者，必定要知往昔、察现实、测未来，历史经验，是不可轻忽的。
为臣之道
为臣之道有多种多样，既要有一定的原则，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确定自己的方式方法，有的急，有的缓；有的刚，有的柔，没有固定的方法。但一般说来，循序渐进的方法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刘大夏是明朝弘治年间的人，为人正直敢言，为官清正廉明，孝宗期间任两广总督，因治河有功，政绩卓著，就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因当时因政务紧急，皇帝急诏他赴京上任。但刘大夏迟迟不到任，孝宗就又几次派人前去催唤，他才来到。进京之后，刘大夏并不立即上朝，却托病在家休养，并屡次上疏要辞掉尚书一职。孝宗心中略感不快，觉得他是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又不知其中原故，便宣召他入见。
明孝宗像一见到刘大夏，孝宗就责备他说：“朕授你兵部一职，是对卿的信任，你为何拖延不来上任？”刘大夏叩首道：“臣年已老迈，且疾病缠身，恐实难当此重任。”孝宗见他紧皱双眉不说话，知道他肯定有未尽之言，就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刘大夏说：“臣以为如今天下，已是民穷财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社稷危难，甚至天下大乱。何况兵部职掌国家要权，倘有半点疏忽，就会突发难以预料之事，将不堪设想。故老臣思虑再三，恐力不胜任，所以迟迟未敢赴任，只是想让陛下再选择合适的人选，承担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