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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固权之道(11)

工部侍郎万景上言道:“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魏忠贤见了这道奏章,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吗?若不严办,哪还了得!”当即假传圣旨,廷杖百余下,未出几日,万景便伤发而死。

后来,魏忠贤又借翻前朝旧案之机,诬蔑他们接受贿赂,迫害杨涟等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被打死在狱中。杨涟死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其状惨不忍睹,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逮捕了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高攀龙投水自杀,其余六人被杀害,史称杨涟等人为“前六君子”,高攀龙等人为“后七君子”。即便对已故的东林党人,也追夺封诰,东林党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镇压。

诛连所及,连别人称赞附和对魏忠贤的弹劾也不可。中书吴怀贤曾在读劾奏魏忠贤的奏章时击节赞叹,被家奴告发,结果被抄家杀头。百姓言语之间冲犯了魏忠贤,当然也不会逃脱此厄,被剥皮、割舌的百姓不计其数,以至路人相逢不敢言语,只能以目相示。

魏忠贤的这种残酷的镇压,连普通的百姓都奋起反抗。当魏忠贤派人去苏州一代逮捕“后七君子”一些人时,苏州人竟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反抗活动,许多人涌上街头,把捕人的锦衣卫摔夺下马,魏忠贤的同党、太守毛一鹭吓得躲到厕所里才免于苏州人的痛打。当然,后来魏忠贤对反抗者又进行了大肆的逮捕和杀戮。

魏忠贤气焰熏天,其同党对他的吹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奏疏中凡提到他的地方,都不敢直称其名,而称“厂臣”,内阁拟旨之时,竟称“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皇帝并称,魏忠贤也俨然以皇帝自居,无丝毫谦退之举。

每年的正月三十日是魏忠贤的生日,这一天,正是他的徒子徒孙、大小走狗献殷勤、表忠心的大好时机。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另一个重大的节日就是魏忠贤的生日了,许多无耻之徒忙着替他准备寿礼,往魏家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相望于道路。魏忠贤家每天早上出来开启大门,都见大门外的寿礼堆积如山,其上写着送礼者的姓名,其阿谀奉承之辞,不可尽道,这都是那些不能直入其门者的无奈之举,至于能够登上魏忠贤门槛的人,就更难以计数了。

魏忠贤自称“九千岁”,到祝寿这天,官员们拥挤不堪,争相趋拜,踩掉了鞋子,扯破了衣服,自不是什么新鲜事。祝寿的人恨不得显出自己的声音最高,自己的最为情真意切,你喊一句“九千岁爷爷”,我就高喊“九千九百岁爷爷”与“万岁皇帝”,相差只有一百岁。

魏忠贤如此,客氏也不遑多让。客氏白天在宫中与魏忠贤密谋害人,晚上必回自己家里居住,据载还养了不少面首,就是朝中的大官,也有许多人供她淫乐。每天晚上回去时,侍从如云,灯火照耀如同白昼,其仪仗不减御驾。她的梳洗妆扮、饮食起居有大批的丫环仆妇照料,其骄奢淫逸,宫中不及。她每天到家,家中的仆妇都要轮次叩头,或称老太太,或称千岁,其排场尊荣,皇后太后犹有不及。据说客氏得获膳食秘诀,凡是熹宗的膳食,唯经她亲自调制,方才合口,所以客氏能够专宠不衰。

魏忠贤与客氏“夫妇”可谓当世第一对夫妻了!

人毕竟是富有创造力的,魏忠贤的党徒们为了讨好魏忠贤,就彻底解放思想,放开胆子,寻找能博得魏忠贤欢心的创意。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忽然有了一个天才的灵感——为魏忠贤建生祠。祠堂是存放祖先牌位以供祭祀的地方,为活着人立祠堂,那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事,岂知这一奏章一上,竟得魏忠贤的欢心,熹宗还批准了这一奏议,并赐名“普德”。潘汝桢再接再励,立即督造,弄得杭州百姓倾家荡产,被迁民户流离失所,经过两个月的大会战,终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立起了一座魏阉的生祠。其祠规模宏大,犹如宫殿,整体建筑既廓大又精巧,里面的魏忠贤像,用纯金制成,其中的五脏六腑,均用珠宝制作,其衣着冠带,与当时的帝王已没有什么区别。

普德祠落成的时候,全国许多地方都派官吏前往,一是参予庆贺,二是参观取经。此风一开,立即蔓延开来,魏忠贤布于全国各地的党羽,争相仿效,苏州建了“普惠祠”,松江建了“德馨祠”,扬州建了“沾恩祠”,淮安建了“瞻德祠”,北京就更多了,有“隆恩祠”、“广仁祠”、“茂勋祠”等,四川、山西、湖广、山东、河北、河南等三十余处也竞相建祠,而且大家相互攀比,你争我赶,越建越大,越建越华丽,一时之间,蔚然成风。

未能为建祠出力的,也不甘落后,惟恐失了魏忠贤的宠,苏杭织造李实知道,他这一肥缺若不是魏忠贤提拔,自己何由得选,便积极主动地联络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人,上书要求守护圣祠,使其万载长安,香火永传。

祠中所悬匾额对联也怪诞之至,如山东巡抚李精白就撰写了这样一幅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这么一说,孔圣人比之那就不如远甚了。如果有人胆敢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那就官运不久,性命可虞了。工部郎中叶祖宪曾对建祠表示过一点反对情绪,立即被魏忠贤罢免,提学副使黄汝经,在杭州的生祠里感叹了几句,当即被魏忠贤的爪牙活活地打死。还有许多官吏因不敬不尊或不拜魏阉生祠,均被以各种方式处死,兹不赘述。

立生祠已使人觉得是石破天惊之举了,但这还不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竟主张在国子监旁立祠,以活着的魏忠贤配祭死了的孔子。当时,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皇帝进庙也得行礼,把魏忠贤与孔子摆在一起那是说魏忠贤比皇帝又高出一等了。

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么一说,竟是顺理成章,真乃欲加之功,何患无辞了!

所谓物极必反,魏忠贤与客氏正在大做永垂不朽之梦时,熹宗于公元1628年(天启七年)忽然去世。熹宗无子,遗诏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魏忠贤一伙立刻觉得失去了靠山,惶惶不可终日。

思宗(年号崇祯)还算是一个明白人,与熹宗的沉迷软弱很不相同,他倒是有些刚愎自用,因此,从性格上讲,他不易像熹宗那样被人操持。

据说魏忠贤曾想纂位,但其死党们以为时机尚不成熟,就未下手。但思宗却很果断,继位后两月就罢了魏忠贤的死党、兵部尚书崔呈秀的官。

这样一来,魏忠贤谋逆的希望就更化为泡影。他的党徒都是些趋炎附势之徒,一见此情,立即分崩离析,各求自保。

首先向思宗奏劾魏忠贤的是他的同党,其后东林党人又大举奏劾,魏阉的罪状举不胜举,就是有一百条命也难抵其罪。直到这时,魏忠贤还心存幻想,求人去向思宗说情,当然遭到了思宗的严厉拒斥。这年十一月,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安置,未到任所,又下令逮捕。走到半途的魏忠贤和干儿子魏朝钦听到这一消息,知道再无生望,便上吊自杀了。思宗并不罢休,下令分解魏忠贤的尸首,把他的头悬挂在魏忠贤的老家河间府的城门上示众。

客氏当然亦无好下场。思宗下令,把客氏在洗衣房中活活用鞭子打死。

同时诛杀魏忠贤的死党魏良辅(魏忠贤之侄)、侯国兴(客氏之子)、客光先(客氏之弟)等人,抄没其家产,对于遍布全国的魏忠贤的党羽也来了一个大搜查。按罪论律,杀头、抄家、罢官、贬谪各有差等,魏阉之党从此得以肃清。

有人说:“不能留芳千世,也要遗臭万年”,魏忠贤是想要“留芳”

的,并且还十分心急,深怕死后无人为他树碑立传,先在生前建上几座庙宇、祠堂,真是“赢得生前名,岂管身后事”!只是生前的“芳名”,正成了身后遗臭的根本,看来,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还是有些靠不住的。

若从魏忠贤的事例看来,拜古人而不拜今人、拜死人而不拜活人并非没有道理。其实呢,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拜谁、怎么拜、为什么而拜,薄今厚古固然不对,厚今薄古也会造成恶果,不论对今对古,其目的恐怕不能为拜而拜。至于用权势和高压政策造成的舆论导向,既无法长久,更不得成功。魏忠贤生祠之拜,可谓热烈了,一旦倾覆,便成为历史的笑料。

往事已矣,然尚可为求名求势者戒!

一起最大的冤案

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借一位盲艺人之口对历史作了谶言般的感慨: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

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

可惜了淮阴命,空留下武穆名。

大功谁及徐将军?神机妙算刘伯温。

算不到:

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的一天,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要争相看看这个被他们骂作“大汉奸”的人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被处死的,有人还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若能买到这个大汉奸身上的一片肉吃,就能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还能治疗自己的胆小病,产生降妖伏魔的力量。

这个“大汉奸”终于被从囚车里推了出来。他被判的是凌迟处死的刑罚。所谓“凌迟”,就是要割一千刀,在最后的一刀才将犯人杀死,如果多一刀或少一刀,行刑的刽子手就要以自身来抵罪。

刽子手先从剥皮开始,而不能伤及血管,否则一下子就死了。从他身上剥下来皮肉,民众争相哄抬价格,一钱银子才能买到一片,他们吃一口骂一声“汉奸”,到了第三天,“大汉奸”才被最后杀死,其内脏也被众百姓一哄抢光。

这位被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就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民族英雄袁崇焕。

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山海关前;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中国北方才失去了真正的长城,满族人才能迅速推进到南方,才能建立近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这些都是“也许”,但袁崇焕被杀给明朝东北边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那么,袁崇焕何以被当做“大汉奸”,而遭了千刀万剐之刑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万历初年,满清在东北崛起。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公元1618年(清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把明朝对满族人的欺侮总结成“七大恨”,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次年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连败明军。终日纵情声色、万事不理的明神宗着了慌,急忙让辽东经略杨镐带领十多万大军分四路迎击,结果又全军覆没。明朝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办理军务。

正在这时候,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历史上称他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性格十分软懦,不愿多事,只好嬉游,他有两大嗜好,一是与小太监捉迷藏,一是干木匠活。尤其对于木工制作,他极为沉迷,他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还真有点水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天生的木匠。这样一来,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他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熊廷弼在辽东也就难施手脚。

袁崇焕像熊廷弼到辽东后,苦心经营,勉强稳定了局势,但朝中某些官员对他横加指责,朝廷又将他革职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袁应泰是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轻率出战,结果遭到惨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但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他叫熊廷弼的属下王化贞不要听熊的调遣,结果由于好大喜功的王化贞失误,明军又遭大败,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并将张鹤鸣免职。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袁崇焕登上了抗击满清进犯战争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青时就有志于办理边疆事务。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公元1622年(天启二年)袁崇焕到北京来述职,他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办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碰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

当时王在晋切意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线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不知道,若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不堪设想。如在宁远筑城,则可建立一片战场,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阻击乃至消灭满清军队,比依长城而守,实在牢靠得多。

大学士孙承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公元1622年(天启二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离山海关二百多里远,筑好此城,就等于砸下了一颗钉子。他订下城墙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袁崇焕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第二年宁远城墙就筑成了。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达二十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满清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

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袁崇焕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睐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