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齐威王
齐威王（？—前320），中国战国时期齐国国君。妫姓，田氏，名因齐，田齐桓公田午之子。前356年继位，在位36年。以善于纳谏用能，励志图强而名著史册。
因齐初立，见吴越两国俱称王，自己不甘居下，也便自称“齐王”。
威王初即位，日事酒色，不理政事。以致韩、魏、鲁、赵等国都来入侵，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但他虚心纳谏，立即振作起来，下定了“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决心。平民邹忌以鼓琴求见，劝威王用贤臣，除奸佞，恤民养战，经营霸王大业。威王见邹忌是个人才，三个月后就用为相国，加紧整顿朝政，改革政治。
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大夫，勤理政务，荒地得垦，人民富饶，不但人正直、不善结纳近臣，故时有毁言谤语；阿城（今山东阳谷县东北）相反，田地荒芜，仓库空虚，防务松弛，但对阿大夫却日有美言。齐威王派人查得真情，立即召回二位大夫，当众给即墨大夫加封万户土地的封赏；对阿大夫则处以烹刑。由是，齐国上下震动，人人不敢隐过饰非。
威王还下令全国：不论朝廷大臣、地方官吏或老百姓，能当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得上赏；用书面指出君主过失的，得中赏；在广众中议论君王过失的，得下赏。由于广开言路，不一年，弊除政清，齐国大治。
齐威王决心王霸天下，他铸鼎声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克诚。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在这里，他表示要以黄帝和齐桓公以及晋文公的功业来发扬乃父桓公（田午）的令名令德。
他精选郡守，加强边防。使南子守南城拒楚，田肹高唐拒赵，黔夫守徐州拒燕。用种首为司寇以安境内，用田忌为司马，孙膑为军师，教兵习战，以谋征伐。他把这些人才看作比夜光珠还要珍贵的国家至宝。
公元前353年和前341年，齐国出兵救赵救韩，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桂陵战役和马陵战役。两次打败了强大的魏国，开始称雄于诸侯。到齐威王末年，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
邹忌改革
齐国任用邹忌进行改革，和韩国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秦国任用卫鞅（即商鞅）变法，几乎是同时的。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不久，邹忌就“以鼓琴见威王”，用“鼓琴”的节奏来说明“治国家而弭（安定）人民”的道理。他认为，君好比琴上的大弦，弹起来“浊以春温”；相好比琴上的小弦，弹起来“廉折以清”；政令好比弹起来“攫之深而舍（释）之愉（舒）”。弹得“大小相益”、“复而不乱”，琴音就协调好听，“治国家而弭人民”是同样的道理。齐威王很赏识他，三个月后就授给相印。
邹忌推行法家政策
从齐威王的父亲田桓公开始，齐国在国都临淄西边稷门外的稷下地方，设立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称为“稷下先生”，也称为博士。稷下先生中有个叫淳于髡的，是家奴性质的赘婿出身，是个进步的思想家，曾经两次当面指责儒家孟轲，认为鲁缪公重用儒家而弄得国家削弱，说明儒家“无益于国”，像儒家那样“为其事而无其功者”，就算不得“贤者”（《孟子·告子下篇》）。这时淳于髡用“微言”进说邹忌，使得邹忌决定了下列的策略：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于人民，“请自附于万民”；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世家》）。这样主张顺从国君行事，主张选择“君子”担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主张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都是法家的政策。
邹忌很重视推荐人才，齐威王也很重用这些人才，把他们都看作“宝”。有一次齐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所以是“宝”；而齐威王则认为他的“宝”不同，几个得力的大臣才是他的“宝”，例如守南城的檀子，守高唐（今山东高唐东）的盼子，守徐州（即平舒，今河北大城东）的黔夫，“使备盗贼”的种首，都是他的“宝”，“将以照千里”（《史记·田世家》）。这时齐国的人才很多，孙膑也由于田忌的推荐而担任军师。这都是邹忌推行法家“谨择君子”政策的结果。针对齐国“百官荒乱”的局面，淳于髡曾以隐语（谜语）进说齐威王，他问齐威王：“国中有大鸟，止于王庭，三年不蜚（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随即召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史记·滑稽列传》）。因为即墨大夫治理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而并不事奉国君左右以求誉，齐威王赏给他万家的食邑。又因为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阿城）大夫治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而用币事奉国君左右以求誉，齐威王把阿大夫连同左右称誉他的人都烹死了。据说，从此“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史记·田世家》）。这又是邹忌推行法家“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体实施。同时，由于邹忌的进说，齐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令刚下时，群臣前来进谏的门庭若市；几个月之后，还时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齐策一》）。这里不免夸大其词，但是，这样提倡臣下进谏，对君主政权的政治改革确是有帮助的。齐威王和邹忌进行政治改革，接受臣下意见，注意选拔人才，除去不称职的奸吏，奖励得力的将领和官吏，其目的是在巩固统治秩序的同时，谋求国家的富强，这自然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经过一番改革，齐国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了新气象。
古代纳谏故事
晋文公纳谏
春秋时期，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
在晋惠公手下当过大夫的吕省、隙芮，表面上投降了重耳，暗地里却密谋策划着杀死重耳，另立他人为君。他们找来曾捉拿过重耳的履鞔，欲结为同盟。
履鞔从吕家回来后找到狐偃，让他带自己去见晋文公。
晋文公听到履鞔求见，便说：此罪人，能有什么国家大事呢？不见！怕是来解释当年杀我的事情，来求情了吧？说完，让卫兵把门外的履鞔臭骂了一顿。
履鞔听罢哈哈大笑后说：君在外逃难十九年，我还以为你能看透世事呢！献公是你父亲，惠公是你兄弟，你们父子之间尚且相互残杀，何况外人？君不见我，那就算了。只是晋国就要大难临头了！
狐偃听出履鞔话中有话，便再次向晋文公进言：我想履鞔一定有机密大事，你还是见他一面为好。晋文公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履鞔于是把吕、隙准备焚宫造反的企图全都说出，晋文公听罢，连夜制定策略，粉碎了叛乱。
虚心纳谏的齐景公
齐景公爱喝酒，连喝七天七夜不停止。
大臣弦章上谏说：“君王已经连喝七天七夜了，请您以国事为重，赶快戒酒；否则就请先赐我死了。”
另一个大臣晏子后来觐见齐景公，齐景公向他诉苦说：“弦章劝我戒酒，要不然就赐死他；我如果听他的话，以后恐怕就得不到喝酒的乐趣了；不听的话，他又不想活，这可怎么办才好？”
晏子听了便说：“弦章遇到您这样宽厚的国君，真是幸运啊！如果遇到夏桀、殷纣王，不是早就没命了吗？”
于是齐景公果真戒酒了。
孙权纳谏
孙权当了吴王之后，就大摆酒宴，招待群臣。到酒宴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亲自起身，向大臣们行酒。走到骑都尉虞翻面前，虞翻假装喝醉，伏在地上。等到孙权回到座位上，他又起身坐下。于是孙权大怒，手持利剑要杀他。当时在座的大臣都吓得不敢上前劝阻，只有大司农刘基上前抱住了孙权，不让他去杀虞翻，并劝说：“大王在饮酒之后，杀掉有才能的人，是非常不妥当的。即使虞翻有罪，天下人又有谁知道呢？正是因为大王能广招人才，容纳贤士，所以天下有才之人望风而至，现在一下子废弃了自己的好名声，这样做值吗？”孙权说：“曹操尚且杀掉孔融，我为何不能杀虞翻呢？”刘基说：“曹操轻易害死贤人，天下人都反对他。而大王施行仁义，与尧舜这样的贤君相比，怎么可以与曹操相提并论呢？”孙权听了刘基的一番话后，怒气慢慢地消退。虞翻因此而免于死罪。酒席后，孙权对手下人说：“从今以后，我酒后说要杀人，你们都不要去杀。”
又有一次，孙权在武昌临钓台饮酒，喝得酩酊大醉，醉后他叫人用水洒席上的大臣，并对大家说：“今天饮酒，一定要醉倒在这里不可。”当时，任辅吴将军的张昭，板起脸孔，一言不发地离开酒席，走到外面，坐在自己的车内。孙权派人叫他回去，说：“今天只不过是共同饮酒，取乐罢了，你为什么要发怒？”张昭回答说：“过去纣王造了糟丘酒池，作长夜之饮，也是为了快乐，不认为是坏事。”孙权听了，一句话也不说，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于是立即撤了宴席。
唐太宗纳谏
唐太宗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
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
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一般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不仅没有怪罪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战国七雄
战国七雄是战国时期七个最强盛的诸侯国的统称。春秋时期无数历经次战争使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最强实力的七个诸侯国分别是齐、楚、秦、燕、赵、魏、韩，这七个国家被史家称作“战国七雄”，按各国所在的方位可以这样来记：齐楚秦燕赵魏韩，东南西北到中央。
在七个诸侯国之中，以秦国国力最强。除秦国在崤山以西之外，其余六国均在其东。因此该六国又称“山东六国”。
春秋末年，经列国兼并，剩下的大国主要有西方的秦，中原以北的晋，东方的齐、燕，南方的楚、吴、越。战国早期，上述大国，除吴于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全都保存下来。秦、燕国实力较弱。比较强大的是晋、齐、楚、越四国。其中晋国经过六卿之间的兼并，公元前453年，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号称“三晋”。三晋在战国初期最强大，常常联合兵力进攻其他国家。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策命三晋为诸侯。齐国自公元前481年田氏子杀齐简公，专齐政，形成“田氏代齐”的局面。但战国初期，齐实力暂时弱于三晋。楚国虽向东方略地扩展，但其北上与三晋争夺郑却遭受失败。越国灭吴后曾强盛一时，进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势衰。
战国中期，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最初，魏国在各大国中实力最强，但在后来居上的齐、秦夹击下逐渐衰落下去。楚国任用吴起变法，国势颇振，称雄江南。赵国与韩国亦攻灭周边小国，并于公元前367年，乘周内乱，把周分裂为西周（以王城为都）和东周（以巩为都）两个小国，逐渐占领周的外围地区。各国中只有燕实力仍较弱。由于国内变法的成功，秦、齐成为西方与东方两大强国。虽然魏惠王在公元前344年称王，但在桂陵之战（前353年）和马陵之战（前341年）中两次负于齐国，遂被迫在公元前334年，与齐威王“会徐州相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自称为王。随后韩、赵、燕、中山和宋也都先后称王。各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出现合纵连横的高潮。合纵连横的实质是秦与齐、楚这两大东西对峙集团的斗争。秦在这一期间基本上居上风，先后制服韩、魏，重创楚国，攻灭巴蜀。齐因未与秦直接交锋，仍保持东方霸主地位。赵亦实力较强，赵武灵王曾实行“胡服骑射”，图灭中山和攻略胡地。